在中文系，我们有幸得到了许多学识渊博、术有专攻、卓有成效的老师的谆谆教诲，为我们继承他们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幸运的是，在昙华林，我们有锐意进取、学业精进、温恭自谦、见识独特的同学在一起探讨学业、互相答疑解难，我由此获益良多。更有一群快乐的女生相伴：甩着长长黑黑的大辫子、端丽典雅、稳重宽厚的才女王一民；儒雅友爱的骆艳龄；聪明活泼、擅长歌舞的毛艾伦；宽容淡定的徐湘兰；可爱热情的於美珍；坦率真诚的郭金凤；温和善良的楚晋；单纯随和的王导川……，姑娘们的性格迥异、气质别样、朝气勃勃，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是当年六一年级在昙华林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女孩子们的生活是多采又充满情趣的。记得我和徐湘兰同住一间寝室时，每到夏秋时节，我俩常常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漫步在昙华林的林荫道上，呼吸着丹桂树散发出的幽幽清香，徜佯于透着斑驳光影的小道间；听着草丛中的虫鸣，哼着歌儿寻找采摘那能吹响的树叶儿，似乎回到了欢畅的童年时光。湘兰散步时，总爱拿着一把小小的蒲扇，悠然地摇着，娃娃般的脸庞上挂着盈盈的笑意。我们一路走一路聊，谈自己的家，自己的姐妹兄弟，谈听来的轶闻趣事。有一次，她讲到家乡里的神婆装神弄鬼时的滑稽样子，以及穿帮后百般狡辩的窘态时，我禁不住大笑起来，而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她，此时也抑制不住地笑了。俩人直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持，这是我们一天中最为悠闲最感惬意的时刻。
有一天，听说校园里的昙树当晚要开花，我和湘兰自然不愿错过观赏这难得的“昙花一现”的机会，兴致勃勃地往目的地赶。我边走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玩，忽然想起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句话：“路上的石头都在他周围跳舞”。于是，我也想体验一下个中情景，猛地一脚向一颗小石头踢去，不料石头并未“跳舞”且纹丝不动（原来它是深嵌在泥土中的），我的脚却被踢痛了，霎时间，那一股钻心的疼痛顿时在五个脚趾中弥漫开来，我张着嘴向外吐着气，眼泪也流了出来。素有菩萨心肠的湘兰此时也兴尽意阑，只好扶着一瘸一拐的我，打道回府了。不知以后的几十年中，湘兰是否了却了这难得一遇的心愿？
我和毛艾伦也是形影不离的一对。大一时，系学生会文艺部要求新来的同学学跳交际舞，我在年级学生会负责文艺工作，当然责无旁贷。我请艾伦帮我一起来扫“舞盲”，经过多次动员，好不容易从各班请来了愿学跳舞的同学。那时，同学之间还不熟悉，我们又从来没有当过这样的“老师”，心里不免有些忐忑，自然有点拘谨，加上指导不得法，弄得学舞的同学茫然不知所措。好在他（她）们虽然有些羞涩和矜持，但仍然学得很积极很认真，一点也不扭捏，很快就有不少同学能跳得有模有样了。当然也有个别同学始终不能把动作协调好，不是膝盖过于弯曲、脖颈僵硬，就是身体摆动的幅度过大，样子十分有趣，叫人忍俊不禁。热闹了一段时间，一场学跳“交际舞”的活动，就这样不了了之。我想，今天的大学生，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试想，他（她）们还用得着扫“舞盲”吗？不要说普通的“交际舞”，就是具有高超技巧的“芭蕾舞”、复杂多变的“拉丁舞”、热情奔放的“街舞”，柔美多姿的“民族舞”’大多不在他们的话下，一旦跳起来，动作是那样的准确娴熟，舞姿是那样的轻盈优美，真是令人艳羡！
在昙华林，每年新年元旦，系里都要组织娱乐活动。先是各年级各班自行联欢，后是两大系（中文、历史）大联欢，这一天可玩个通宵。有一年，艾伦约我一同到本年级各班去拜年，但拿什么给大家助兴呢？临时想到了《大生产运动》这首歌，就用它编了一个舞蹈，稀里糊涂地闯进了一个班的教室，送上新年的祝福，表演就开始了：“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唱着与新年欢乐不相宜的歌，跳着“挥锄种地”的简单重复动作，跳完了第一段，我和艾伦倒是心满意足，开心极了，接着又跳第二段，丝毫没考虑同学的感受：此时此刻，这种不能让人赏心悦目的舞姿，没有优雅喜庆音乐旋律的“小儿科”节目，是否会引起同学们在听觉和视觉上的审美疲劳呢？不过我们的表演，还是获得了同学们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现在想来，我们的同学是多么宽厚，而当时的我俩是幼稚的。
毕业前，我们还进行了一次汇报演出（结合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年级准备的节目是《丰收舞》，艾伦任舞编，一民是舞蹈歌词和串联歌舞朗诵词的创作者。正式演出前约一周，参加演出的同学，利用晚自习的时间，从昙华林来到桂子山，在院本部大礼堂排练走台，艾伦对舞蹈排练的要求很高，不知有多少次，我们正唱着“虎背熊腰（这是当时人们对劳动者形象的描写）把力卖，割呀割！割呀割”，卖力地跳着拿镰收割的动作时，经常会听到艾伦击掌叫停的声音，不是说我们的动作不够准确缺乏力度，就是说我们的舞姿没有把农民丰收的喜悦表现出来。我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地练，一遍又一遍地去体会，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尽管当时大家累得不行，气喘吁吁，脸上汗珠闪闪，但兴致仍然不减，互相打趣着调侃着。排练完了，从桂子山再回昙华林时已近深夜，同学们早已熟睡，为了不惊醒睡梦中的同学，每次走到宿舍楼前，我们都会脱下鞋子，光着脚板轻轻地踏上楼梯，直奔洗漱间，快速地冲一把澡，才各自回宿舍睡觉。
大三时，我们女同学都搬到了“三八楼“，此楼是一栋线条简洁、红色砖墙的三层楼房。楼前有一块平坦宽阔的水泥球场，场地外是几米宽的大道，不是因进出校门，平时很少有人走过，所以显得很安静。路的两边是灌木林，一直伸向路的尽头。春天，柳枝吐芽，和风吹红了舒展腰肢的花朵，拂绿了挺直身体的小草，姹紫嫣红，引来了翩翩起舞的蝴蝶，招来了轻吻花蕊辛勤工作的蜜蜂。从宿舍楼上望去，随风摇曳的花朵、蝶儿蜂儿、青草绿树，宛如一幅灵动多彩的田园风景画，令人神怡意远。我爱倚在洒满月光的窗边遐想：想到江汉路的喧扰；中山大道的嘈杂；汉正街的纷乱；匆匆行走着上班的人群；怀抱婴儿挤公交的妇女……看看眼前自己生活学习的昙华林，能不倍感温馨，倍感幸福吗？说起我们宿舍的几位，都是喜欢热闹、不知忧愁的姑娘，我们喜欢结伴同行、喜欢说笑话、逗乐起哄，往往一句极寻常的话语，也能引来笑声一片；我们唱歌，唱“洪湖水浪打浪”、唱“红梅赞”、唱“珊瑚颂”，豪情满怀；我们分享着仅有的零食，品尝得有滋有味，知足地微笑着，嘴里不断地喊着“我还要！”；为一本新出版的书能“先睹为快”，我们绕着自修桌追啊跑啊抢啊，撞歪了桌子、碰倒了椅子，仍紧追不舍；为应付突击的卫生检查，我们曾经手忙脚乱地把那多余的或有碍观瞻的东西，通通塞进大橱柜里；周日晚返校，我们迫不及待地、絮絮地说着回家的“故事”，大家好像久别重逢的朋友。熄灯铃响了，几个人还在悄声地说着，直到倦了、困了、阖上眼皮睡着了。
平时，生活中的一点小事，都会激起我们的热情，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现在，每次听到毛阿敏演唱的“思念”那首歌时，我就会想起一件趣事：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一只小鸟倏地从寝室的窗外飞过，我们的目光一下子转到了那里，很希望这个“不速之客”再次光临，可是等了许久，也没有再看到它的踪影。刚才还静悄悄的寝室，顿时热闹了起来，我们笑着、谈着、猜测着、想象着这只小鸟的来意。此时，一向善测人意的杨四凤却默然无语、用困惑的眼神直瞪瞪地看着我们，似乎想着：你们这些人啊，为一只路过的小乌，竟然如此兴奋，真搞不懂！其实，我们也只是为享有片刻的闲适和快乐，在“借题发挥”呀。
啊！这就是青春！
这是令人何等珍爱的昙华林里的青春！
这是令人何等眷恋的青春昙华林！
然而，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当我站在时间河流的堤岸上，望着消失了青春背影的地平线，那种“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感慨油然而生。但是，韶华虽逝，情谊长存。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忆那并不漫长的在昙华林里的四年学习生活，种种往事涌向心头，我犹如回到了亲爱的校园，回到了奋斗学习生活的朝朝夕夕，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尽情享受着春雨般润泽心灵的爱。往事如歌，我愿把我对昙华林的恋歌，献给昙华林，献给我的同学们。愿青春给老年“给力”，愿青春的欢乐使我们的生命之树常青！
（黄丽璋，1961年入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记忆昙华林
【万慕慧】
2011年初冬，忽然接到学友王一民电话，邀约写一篇回忆昙华林的文章。
一句话，蓦地唤醒了脑海里沉睡的记忆。慢慢拂去岁月的尘埃，五十年前的昙华林，刹那间清晰得如在眼前。
啊，古老而优美的昙华林啊，你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记忆：那亦西亦中、造型各异的建筑，那绿树、黄墙、红瓦，那文华楼、体育馆、图书馆、阅览室；那半月形的女生寝室，那通往饭堂的林荫曲径；那水塔、钟楼……历经了悠久的岁月沧桑，积淀着厚重的人文底蕴，却依然青春焕发。尤其是沐浴在朝霞之中，或夕照之下的昙华林，更是如诗如画、美轮美奂！现如今那些钢筋水泥、火柴盒般叠垒起来的高楼大厦，哪有昙华林这样的韵致和风采？当年学校将华师中文系选址在昙华林，的确英明极了。真像是昙华林就是为中文系而建，中文系就是为昙华林而设似的。在华师中文系学人的心目中、话语里，昙华林就是华师中文系，华师中文系就是昙华林。昙华林，你是我们心中文学的殿堂！
在这圣殿里，我们受到了人类文化的陶冶。最难忘的是那些可敬的老师们。当年华师中文系很有一批堪称“大师”的知名教授，使我们得益匪浅。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穿着中式棉布长袍、身材魁梧的石声淮教授，拄着拐杖，漫步在水塔边小路上的身影。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又谦和低调。据说钱锺书先生之父钱基博先生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才将女儿嫁给他的。他教我们的时间最长，留给我们的印象也最深。他常打趣说：“我女儿说我讲课是‘打腰鼓’，因为我每讲一段总喜欢问‘同学们，懂吧？’（谐音腰鼓声‘咚巴’）”他年轻时还教过音乐，有一副好嗓子。《诗经》《楚辞》等他不但能倒背如流，而且像是真正有乐谱的吟诵。他经常在晚自习时到各寝室进行辅导。只要他一来，我们立刻围上去，纷纷叫道：“石教授，唱一首诗经！”“唱楚辞！”……我的耳畔，现在还响着他那轻柔而抑扬顿挫、磁性十足的诵读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与他还有联系，到他家看望他和师母，也请他到武昌实验中学给老师们作过讲座。
同样难忘的还有教我们古汉语的高庆赐教授。我很喜欢上高教授的课。他能将复杂而深奥的古汉语讲得清晰明白，而又风趣幽默，丰富多彩。我一直担任他的课代表，与他交往较多，常到他的住处借书、交作业本等。他住处十分简陋，生活十分俭朴。记得他是住在棋盘街一个大杂院里，只有一间卧室，另有一间所谓书房，却并不与卧室相连，而是沿着过道走到天井对面的另一间小房。打开房门，便见书籍“汗牛充栋”，架子上、地上全堆满了书，一直堆到房门口。我常在这里借一两本书去看，毕业后在实验中学任教，还遵高先生之嘱，收集整理了一些学生作文中的病句送呈先生。
印象深的还有方步瀛教授。当时上课主要靠听讲和记笔记，而方教授一口江西余干话，对我们来说，简直像说外语，许多同学常常记不下几句笔记，而我可以记下百分之六七十，所以课后我的笔记成了“抢手货”，被同学拿去传抄。记得方先生最喜爱《牡丹亭》，一讲到《牡丹亭》，他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至今都还没有忘记他所讲的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是“死死生生，生生死死”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我们听得最清楚，也记得最牢的他讲《牡丹亭》时的口头禅。
教现代文学的是黄曼君教授。他教了我们整整一年的现代文学，居然两次考试我得了两个一百分，弄得我“文革”结束后差点想考他的研究生，只可惜没有考成。教外国文学的胡雪教授，课也讲得非常好。他西装革履，洋派十足，每进教室，一个欧式的鞠躬，从教室门口一直鞠到讲台上。他和石声淮教授，一洋一中，真是貌如其人啊！
还有教现代汉语的郑远志老师，教外语的熊培粹老师，还有逻辑学老师，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喜欢逻辑老师的教学，还有哲学，什么“三段论”、“两分法”，对我的世界观、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昙华林的学习生活紧张愉快而又丰富多彩。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是自习。我常利用自习时间阅读许多中外名著，梳理各科知识。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厚本当年的各科整理笔记。图书室、阅览室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安静地、专心地在书海里徜徉。记得在图书室里阅读过整套的《太平广记》，借阅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并作了各种读书笔记。记得我曾抄录了《红楼梦》中所有的诗词、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普希金、伊萨科夫斯基的抒情诗、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一个女教师的笔记》的片段等。那时书很难买，阅读主要靠借和抄。靠勤奋，我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著作。
我们常配合课堂学习，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辩论会、朗诵会等活动。记得学习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时，我班曾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一位同学坚持认为汉姆莱特复仇过程中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延宕。我率先起来进行反驳，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汉姆莱特有犹疑和延宕，并讲：这也正是莎士比亚伟大而深刻的地方。在他的剧本里的戏剧冲突，不是仅有外在的肤浅的冲突，而是深刻揭示人物内心的、精神上的冲突。汉姆莱特的犹疑和延宕，揭示了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是他深入思考、探索答案、寻找出路的过程，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也造成了最终未能实现理想的悲剧结果。我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辩论会也得到了指导老师的极大好评。
对中文系的同学来说，朗诵、演讲是经常举行的活动。我留存的笔记本中，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抄录的我们年级演出《毛泽东诗词大联唱》的朗诵词，是同届学友左培俊（左边）写的。现抄下几句以供学友回味那时的情景：
宇宙呀，曾几度风，几度雨；世界呀，曾几度热，几度凉…………
眼前是——天高云淡，大雁南翔；耳边是——松涛、马鸣、红旗欢唱。
……
抗日战争的阵阵炮火烧毁了帝国主义的，寒林——衰草！
解放战争的艋艟巨舰，击沉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孤舟——破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