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楼的臭虫够牛的了。我们中文系6201班的男生住在文华楼二楼。寝室一大一小，中间隔着一道木板墙。我们睡的都是两层木床。寝室与室外的走廊也都是木地板。这样的木制环境为臭虫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先是木板床上发现了臭虫。有的同学就转移到桌椅上睡。桌椅上又有了，就逃到门外走道上铺席子睡，满以为可以安宁，可是臭虫仍然穷追不舍，咬你没商量。疯狂的臭虫引起了学校的重视，对臭虫突施围剿。用滴滴畏调六六粉拌成浆糊状涂在木板床、地板缝隙间。这一招还真灵，一下子就把臭虫全部歼灭了。
还有一件关于臭虫的故事也很有趣。每天早上起床后，同学们都会在蚊帐的四角捉臭虫，把它捏死。有的臭虫吃得圆鼓鼓的，一捏指头尽是血。黄道安同学却与众不同，他用一个小玻璃瓶，把臭虫装在里面，将瓶盖封严，使可恨的臭虫饥饿而死。他把装臭虫的瓶子放在一个角落里，久而久之忘记了。第二年夏天臭虫又活动了。他猛然记起装臭虫的瓶子。隔着玻璃瓶看去，臭虫成了干壳，像晒干的辣椒子。打开瓶盖，倒出几只放在手背上，过了会儿，奇迹发生了。干瘪枯黄的臭虫居然有了一点血色。再过会儿，慢慢地动了起来。同学们都聚拢来观看，惊叹这疯狂的臭虫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有位同学还即兴吟了一首有关臭虫的诗。可惜只记得“红肚大将军”一句。
（刘正国，1962年入中文系。江汉大学教授）
炼钢炉前读诗忙
【朱显驹】
1958年，那是激情澎湃的年代。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席卷全国。我们这些学子，放下书本，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投入到了大办钢铁的洪流之中。在昙华林，迅速地崛起几座十分简陋的炼钢炉，这就是华师中文系六０届学生鏖战的战场。
白天，用书包从汉阳兵工厂遗址背回一些铁。倒在炉里。炉火熊熊，笑语喧哗，谁也没有考虑，这样的技术条件，能否炼出钢来，付出是天经地义的，只要付出了，就无愧于时代。
但是，生活毕竟太单调了，对我们这些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的学生来说，太多的空闲时间如何排遣？
于是有人提议：“我们来读诗吧！”
大家七嘴八舌，终于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协议：每人每天上班后背一首诗，并简要评介、赏析。
一场读诗、背诗、评诗的热潮就这样在炼钢炉前掀起来了。
开始大多是背唐诗、宋词，驾轻就熟，易记易评。继而逐渐向现代诗扩展，读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邵燕祥的《我们爱我们的土地》。方万勤同学酷爱普希金，有一次，他朗读了普希金的两首诗，而且手之舞之，大家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读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读泰戈尔、惠特曼……读诗的范围越来越宽，古今中外，广泛涉猎。诗歌包围着我们，我们也沉浸在诗歌深邃的意境、奇特的想象、铿锵的节奏和精当的语言之中。
炼钢时的生活是很好的，一日四餐，有荤有素，大家吃饱喝足之后，围坐在草地上，凉风习习，在月光和火光的映照下，享受着诗歌的盛筵。
背诵逐渐变成了朗诵，谁也不甘示弱，谁都希望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戴安康潇洒大方，评诗时幽默风趣，适时甩出一两个“包袱”，让大家捧腹。李旭初严肃庄重，讲话时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突显出大将风度。李仁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他选读的诗常让人耳目为之一新。袁樊贞脑子灵，反应快，常能出语不凡，平中见奇。诗歌熏陶着我们，锻炼着我们，改变着我们，不知不觉中，大家的心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说来也怪，诗读多了，就产生了写诗的欲望，方万勤率先写出了自由诗《我站在轮渡的甲板上》，放眼武汉，展望未来，写得文情并茂。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大家创作的灵感，写诗的、写文的，一篇接着一篇，王天麟写的《鏖战暴风雨》，发表在《湖北日报》上，彭立勋写的《深夜出车记》，发表在华师院刊上，程义奇、袁慧贞都写了许多篇令人瞩目的短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知他们还保留着没有？我也跟着凑合，写了一篇一百八十多行的长诗，发表在华师院刊上，诗题是：《人民颂》，底稿早已丢失，只记得开头的“序诗”是这样写的：
在二十世纪中叶，在这世界的东方，久眠的睡狮甦醒了，他一声怒吼，向全世界，宣告了他的新生。
钢，终于未炼出来，只炼出了几大块带着煤渣的铁砣砣。但我们却十分快乐地度过了两个多月。我对诗歌的喜爱，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朱显驹，1956年入中文系。湖北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读不懂
【蔡华山】
世上有许多不解之谜，在我们昙华林内，也有不少令人不解的人和事。越令人不解，去解的人便越多，如此，社会也就越能向前了。
读不懂的先生
我对语言学向无兴趣，可偏偏碰上一位声名显赫的语言学教授，他就是杨潜斋先生。岂止是“碰上”，还有次很是令人费解的造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竟然到杨先生家拜访，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杨先生竟然格外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格外热情”，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屁股还没坐热，杨先生就抱出一摞厚厚的发黄的未用过的纸质极差的稿纸，又从书柜里找出几本外文杂志，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发表在英文杂志上的部分论文。他讲英文杂志的名称和论文题目时，用的不是汉语，而是我根本听不懂的“英格里西”。接着还讲了不少话，可惜我大都忘了。但有一句话让我铭刻在心。他说：“我相信我今天的话将影响你一辈子。”是否影响了我一辈子，不敢妄言，但这话我确确实实记了一辈子。
你懂得杨先生话的意见么？
高庆赐先生也是声名远杨，他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话讲完，板书也完，而且讲的、板书的跟讲义上写的几乎一字不差。板书很精神，话讲得精神，人也长得精神，一句话，那叫做一个“潇洒”。高先生上课潇洒，舞也舞得潇洒，连呢大衣跳舞跳没了，表现也很潇洒。一次元旦舞会，先生跳尽兴了，准备走了，就到挂衣服的地方去取他的呢大衣。那里倒是有几件大衣，也有一件呢子大衣，可看来看去，那是件相当旧的，他的还有八成新呢。不甘心，又找了个遍，仍旧无踪影。高先生这时很有气度地手一挥说：算了，就当是送给他了。呵呵，好潇洒呀，那时一件新呢子大衣要几个月的工资呢！
你读懂了高先生的潇洒吗？
上古代汉语时，晏炎吾先生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一次辅导时，他给我写了个篆书的“论”字，说这个字为什么读lun，为什么是“编”的意思。这个写在答题卡上的篆书“论”字，我保留至今，但保留至今的不仅是这张答题卡，更有他的一席题外话。他的题外话是什么呢？他给我讲京剧，讲京剧中的武生。他说，武生的功夫，比如说长靠武生，从他的靠旗上就可以看出来。高盛麟演桃滑车，一个鹞子翻身（说到此处，他头一摇，腰一扭，两眼珠一转，双手划了个圆），背后四面靠旗哗啦啦一阵响，竟纹丝不乱，那真叫一个干净！
读者诸君，晏先生为什么给我讲京剧呢？
读不懂的学生
人称中文系为“夫子系”，“夫子”不免有些“迂”有些“狂”。我们6101班的同学，就很有些“迂”，有些“狂”。读大二时，我们班的几个人居然敢排《雷雨》中的戏，我还居然敢作导演兼主演，还居然敢在小礼堂演，还居然获得成功！我演周朴园，王一民演繁漪，李光明演鲁贵，郭都安演周萍，文惠安演周冲，骆艳龄演四凤。搞笑的是，李光明本不想演鲁贵，是我逼他演的，没想到他的不满情绪竟在演出时爆发了。我先喊了声“来人”，该他上场了，他就是不出场，我只好悄悄提高音量又叫了一声，可他偏不上场。我急死了，这不要砸了吗？我被逼得大叫一声“来人！”他这才缓缓地，无可奈何地上场了，他无精打彩道：“老爷，什么事？”还有王一民和文惠安也很好笑。文惠安上场后，抬头看着王一民，拖长了声音，喊了一声“妈……”王一民一看文惠安，唉呀呀，满额皱纹，一叠一叠的，冲儿怎么这样老呀！
你说这些学生是不是“迂”，是不是“狂”？
或许，还有另一种解读？
张国伟同学高度近视，戴副眼镜，那眼镜2000度，两副镜片怎么看都像啤酒瓶底，视力只有0。1，几近失明。他看什么，脸几乎贴近被看的对象，所以我总有个错觉，他不是在看东西，是在“亲”什么，“闻”什么。有次我们去胭脂路吃汤圆，那店里的“汤圆西施”是名震昙华林的。“汤圆西施”给他舀好了汤圆后，他用手把眼镜向上推了推，朝汤圆碗看了看，又朝“西施”看了看。这一看不得了，鼻子都快要亲到人家脸上了！那“西施”反应倒也快，连忙往后仰了一下，掩饰道：“你还需要什么？”
有次国庆舞会结束，已是第二天了。我和张国伟一起回家。我们先到胭脂路“过早”。那时候没什么吃的，我们一人一碗萝卜汤，两角钱一碗，说是一碗，可那碗实在是小，就是装满了饭，顶多四五口就吃完了。你说一碗能装几块萝卜？我们跳了一晚上的舞，（其实我只是看“跳”）肚子早咕嘟咕嘟唱空城计了。于是我们三下五除二，风扫残云般，还没尝出个什么味道来，一碗萝卜汤就无影无踪了。我们头上出了汗，觉得很过瘾，很满足。
那时候的人怎么这么容易满足呢？
读不懂的辫子
有人专门撰文写她的眼睛，这位仁兄好眼力，她的眼睛的确非同一般。有一次同学聚会，她大概在无意间朝另一群人看了一下，这群人中有位学弟说她是看他的，令他至今难以忘怀，怎么解释都说服不了他。古人造了个词，叫惊鸿一瞥，这无意间的“一瞥”，力量竟如此之大，若是“二瞥”“三瞥”，那是不是要魂飞魄散？我终于相信“倾城倾国”并非虚妄之言了。
有人无比羡慕她的身材和穿着。她确实有着魔鬼身材，正像古人说的，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我还要补充一下，是增之一分则嫌肥，减之一分则觉瘦。她的衣着可以说是很朴实，上衣基本上就是红的或白的，下裙不是素花的就是黑的，但不管怎么搭配，穿在她的身上就是一个字，叫做“爽”！若是秋天，她上身着件西服，小巧而得体，正好衬托出她那丰满的胸部，别有风情。
更有人对她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仅口才顶呱呱，文才更是罕见。她大四时的一次汇报讲演，至今仍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她大一时的一篇作文，五十年了，还有位学兄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第一段。
西施和貂蝉，两位女间谍，能美到哪里去？昭君不过皇室工具，远适荒蛮，身上的乡土气尚未洗尽；玉环虽美，可惜我们不是唐玄宗，对肥胖总不太感兴趣；至于罗敷，那是虚幻之人。东坡先生很欣赏西施，说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可惜他没能活到今天，若是他老人家健在，见到了她，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因为她既不用“妆”，也不用“抹”，却永远地“宜”。
她的身上，既跳动着《春江花月夜》的音符，也流躺着《第五交响曲》的元素。她既有黛玉的机敏，也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决断。
如果说起她的辫子，那就更令人叫绝，更叫神奇。
她的辫子粗粗的，黑黑的，粗到恰到好处，黑到发亮。她的辫子长长的，长到妙绝。有的女生，也有长辫子，可太长了，并不好看，尤其是到了末端，细得像老鼠尾巴，哪有美可言。她的辫子长到刚刚超过臀部那么一点点，这就正好。这样，随着行走，臀部扭动，那双辫子也就自然摆动。此时你若是走在她的后面，看到那双美妙的辫子，在那曼妙的身后摆呀摆呀，你的心也就不由自主地也摆呀摆；此时若是你在她对面，看到她有时头一歪，一条辫子唰地一下飞到胸前，你的心呀仿佛一下提到嗓子眼，喉结一动，腿也迈不动了，直到那辫子又唰地一声落在双峰之间，你的喉结才一松，心也“咚”的一下回归胸膛，你也才长长地吁了口气。
为了这双辫子，有人竟长期担当起免费保镖。每次她回家，从昙华林经古楼洞到阅马场，后面就必然紧紧跟着两位“长辫子爱好者”，一前一后，忠心耿耿，一直护送到她上车，这才心满意足地往回走。而这一切，又被一位有心人仔仔细细地侦察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上巧事多，这不正好印证了那句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若是有人问：你又从何得知？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螳螂和黄雀的背后还有个猎人。
从花园山到桂子山、狮子山、再到喻家山、珞珈山、洪山，从沙湖到南湖到东湖，山山水水，水水山山，真是江城无处不传名。没见过她的，朝思暮想，心急如焚；见过她的，夜想日思，坐卧难安。每当她走过，没有人不傻傻地盯着看，就连女性也莫不如此。有次她走进文华楼，这时，从一楼到三楼，从大一到大三，好多人都伸长了脖子，瞪大眼睛，仿佛着了魔法，一动不动，直到她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再怎么看，也不见那双其妙无穷、魅力无比的辫子时，大家才长长地吁了口气，浑身也仿佛散了架似的从梦幻中醒了过来，无精打采地，无可奈何地拿起饭碗朝食堂走去。叹息、失望、遗憾，甚至还有点伤感。唉，她怎么就走得这么快呢？
有人曾代表组织找她谈话，要她剪掉那双令人魂牵梦绕的辫子，她不作声。不是有人说沉默就是反抗吗？的确，她正有着安娜？卡列尼娜的决断。她的人格魅力，从此可见一斑。
蒙娜丽莎的微笑，古今中外多少人品读，可是解读了五百年，也没人读懂。她的那双神奇的辫子，你能读懂吗？
（蔡华山，1961年入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