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搞好教师的生活，系里专门抽调朱宗尧、奠自佳、李旭初和我搞生活。当时什么1斤米加4斤水能出5斤饭的双蒸饭呀、宣传说有很高实用价值哺育婴儿效果与奶粉不相上下的小球藻呀、还有什么人造肉呀、治高血压的海宝呀等等新板眼我们都搞了。按系领导的要求，每天每个人都要查是否有三病，病员都登记在册。浮肿的发一斤黄豆票券一斤红糖，肝炎送到桂子山总部隔离治疗。大家体质都差，不能过度消耗体力，以前早晨课间都要做的广播体操、跑步等都停止了，改为比较平和的太极拳。下午课外活动，就在寝室里做那个全身放松、瞑目闭嘴、盘腿坐在床上，然后深深吸一口气，把气往下运的气功。管生活的人每天都要认真检查督促，确保大家能按要求做。时隔半个世纪，太极拳和什么功我都不会做了，只记住了“白鹤展翅”“气运丹田”两个好听的名字。
我们中文系有一座三层楼房，跟昙华林其他建筑一样，也是欧式风格的老房子。办公室在一楼，大约有二十来平方米。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房间分别分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分的那间屋子是学习的地方，是备课的地方，也是会客室和寝室。中文系教工零零星星住在校园内，或邻近校园的华中村、云架桥、花园山，还有一部分住桂子山或者外面。那时晚上开会特别多，家住附近的不成问题，住外面和桂子山的要参加系里的活动就不方便了，所以他们跟单身教工一起，住在办公室那栋楼，星期六晚上回去，星期天晚上来。即使有小孩的女老师，有妻子在家的年青老师和朱伯石、万立丰两位老教师也不例外。平时，大家按时起床，集体锻炼、吃食堂。跟学生的生活也差不了多少，生活十分艰苦。
面对饥荒，学校领导号召大家学习长征精神，发扬红军传统，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运转。我们虽然从来不说什么“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但的确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饥饿并没有压垮我们。全国红旗的我们中文系，各方面都力争上游，科研也不例外，在那忍饥挨饿的日子，除搞好教学，科研也并未停步。系里1959年举行了科学报告会。在各教研室、年级、班等小型科学讨论会的基础上，提交系科学讨论会的有陈安湖的《〈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等论文，共6篇，华师学报为这批成果出了专号。在这段日子，我们还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62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师生共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由于上下一心，我们终于得以走出那段困难的日子，到62年生活就渐渐好起来了。
（陶才碧，1956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那些年的那些事
【龚艺】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岁月沉淀着记忆，那些年的很多事，进入耄耋之年的我们都已淡忘了，但有些事却“不思量自难忘”。我们记下它，是为了让这或荒唐或沉重的历史不再重演。
白面书生
教古典文学的石声淮老师有一次上课时叹了口气说“你们啦，都是些白面书生！”说完在黑板上写出“书生”二字，引起课堂里交头接耳一片混乱。大多数同学意识到这是批评学校动辄停课不读书，学生们书太“生”了。此后不久“火烧教学”，石老师下放到5605班，5班的刘培灵问他：“你说我们是书生，是不是对我们婉转的批评？”石老师激动地大声说：“你们不上课不读书，书还会熟吗？我就担心你们一个个腹内空空，将来拿什么去教学。”
如归故乡
石老师是我们学生尊敬和喜爱的老师，就连他当时的检讨也使有的学生受到感染。有一次他检讨所谓厚古薄今的错误，说他埋头古书，电影都很少看。前几年看电影，才惊奇地发现现在的电影有声音了（中国有声电影三十年代就有了）。谈到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痴迷时，说一读古典文学作品，那种亲切感有如归故乡。这话使同学们知道，原来古典文学能这样迷人。有爱好古典文学的同学，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那紧张的政治运动的间隙，也会找僻静处去念古诗词；到耄耋之年陶醉在古典文学中也有了如归故乡的感觉时，就会想起恩师来。
一锄头挖不出古汉语
59年下学期，56级在大礼堂有一场关于学习与劳动的辩论。那时，私底下同学们都觉得课上得太少，自学的时间太少；劳动太多，搞什么火烧教学呀、拔白旗插红旗呀、红专大辩论呀，花的时间太多。可在辩论会上赞成劳动应该比教学多一点的却占多数。显然组织上希望通过他们的发言来消除一些同学对劳动的抵触情绪。眼看反方快招架不住了，同学刘汉民跳上台作了即兴发言。他针锋相对地说了反对劳动时间要多于学习时间的理由，其中一句“一锄头挖不出古汉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劳动不能直接转换成中文系学生需要的知识。一语中的，会场上爆发出一片笑声。总结时，主持人可能心里也认同反方的观点，又不能公开否定以劳动为主，只含糊其辞地说：双方都缺乏辩证法。这次辩论实际上是反方胜了。“一锄头挖不出古汉语”深入同学之心。刘君的这句话原创是谁已记不清了。同学们只知道这是刘汉民说的，笑称是他的名言，事过半个多世纪还记得。
打擂台
白旗红旗是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发明的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概念。白旗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红旗指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那些教授们都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青年教师和学生们信心满满，一定要占领被资产阶级占领的学术阵地。在与资产阶级教授打擂台中，全系掀起了编教材的群众运动。已有的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要重新编，全国都没有开的课当然没有教材的当代文学也要编，老先生和他们编的教材都只有充当反面教员受批判的份。
在“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鼓舞下，年青的学子敢想敢干。如58级进校后，专业课还没有开始学习，就敢编教材，而且敢于跟高年级挑战。编教材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如55级一个班一个晚上就把古汉语教材的大纲编出来了。
年青的教师也不甘示弱，没有上几节课就敢向在讲台上站了几十年的老师挑战，保证在教学观点、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上全面超越老教师。
不管那些东拼西凑的速成教材质量如何，不管那些年青的教师是否有实力，胜利当然都会属于红色师生。
背观音土、铁矿石
大跃进炼钢铁，需要观音土、铁矿石。中文系没有运输工具，都是师生肩扛手提运到工地。搬观音土的女同学，从昙华林走到南湖，用裤子把裤腰和两个裤脚一扎装上观音土背回来。一个来回约三十里地，要走上半天或者更长。男同学则是背铁砂，有的到武昌码头，有的过长江大桥到龟山脚下汉阳兵工厂的旧址，一天也只能背一次。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需要改造，到南湖运观音土，杨潜斋、石声淮等老教授那是不能不参加的。那些老先生一辈子埋头读书，基本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连家务事也是师母包揽，而且年岁已大，要他们干这些活，的确难为了他们。他们是这样背观音土的：从昙华林坐学校的早班车到街道口，走一段路到南湖，然后将观音土装进一个小书包或者用一张手帕包上，再到街道口坐公汽到胭脂路，走回昙华林交到系里。折腾一上午换来的就是一小包观音土。当时我们系的小土炉只炼出了100斤都不到的废铁。
冲天的干劲
人们常常用“冲天”来形容58年群众的干劲，真是十分贴切。57年反右我们搞运动没有放假，大跃进那年没有上课，也没有假期。同学们在工厂劳动，去武钢和浠水十月公社搞社会调查，或者下乡采风，在学校编教材，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小病不请假，劳动中受了伤，包扎一下照样干，只有春节才休息几天。下放到草埠湖农场的青年教师，春节也是在农场里过。
在修汉丹路和去流芳岭支援抗旱的劳动中，大家起早摸黑地拼命干。有的男同学一头要挑满满两箢箕泥巴，少说也有150斤，把扁担挑断是常有的事。劳动干劲大，编教材的搞社会调查采风的也是加班加点昼夜苦干。如58级在编教材时向55级挑战，55级的老大哥怎么能输给1年级小弟弟呢？他们压力大，常干通宵。大家都十分疲劳，以至开年级干部会都只能站着，因为一坐下来就会睡着了。
共产主义红旗班
大跃进时人们头脑解放，共产主义思想大高涨。当时有两个很响亮的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这种氛围下，58级成立了工农子弟红旗班，又称共产主义红旗班。班上提出除牙刷外其他都共产，就是说可以共用。事实证明贫穷是进不了共产主义的，那只能说说而已。当时“无粮票没饭吃，无布票无衣穿”。58年好一点，但每人也只有供应的一份。59年就进入困难时期，每人供应的粮票只能吃个半饱，又没有什么副食品；供应的2尺布票，难得做一件新衣；其他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自行车等大件工业品都要票，再说，穷学生也买不起，有什么东西与人相共呢？！
除四害
58年全国掀起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当时在桂子山的中文系也不例外，后来迁至昙华林除四害仍在继续。当时的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桂子山有成片的松树，松树上长了能使其枯萎致死的松毛虫。我们的重点是消灭苍蝇、蚊子、老鼠、松毛虫。
每天午饭和晚饭后，按要求大家都得到外面去打苍蝇、蚊子，或分组到松林去捉松毛虫。时逢学校搞基建，有的地方未建厕所，地上常有大便，大便处往往苍蝇成群，厕所边和垃圾堆旁苍蝇也多。所以，有粪便和垃圾的地方，就是我们打苍蝇的必去之处。对于什么臭呀脏呀谁也不会在乎。蚊子多在傍晚飞出来，水边、树林边最多。我们在晚饭后把脸盆抹上肥皂就到南湖边、树林边和有水凼处，碰上成群的蚊子用脸盆一扣，盆上就会沾着一层黑色的死蚊子。
各个班每天都要统计战果上报。打死苍蝇多少个，老鼠多少尾，捉了多少松毛虫，几十几百都由自己报，其中瞎报浮夸的不乏其人。有时候明知道数字有水份，也不会有谁去戳破，报的人也不会脸红，因为数字越大，班集体除四害的成绩就越大。
一堆大帽子
58年吧，有一个向党交心的活动。所谓向党交心，就是把自己的的思想问题在小组会上说出来向党汇报，又称为思想展览。一般青年学生思想单纯、作风朴实，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但怕被说成对运动有抵触情绪，就将一些小事上纲上线，扣上很大的帽子。如有的女同学说，我爱花布喜欢布拉吉，因此买了苏联花布自己动手做了布拉吉，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同学爱看外国电影，有的同学对外国小说入迷，都检讨自己崇洋媚外。还有的说吃红苕剥皮是资产阶级。那时的批判也是无限上纲。有一对党员老师结婚披了婚纱，小会批大会批，说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有个调干的女党员生小孩，本来56天产假，她休息1个月就来学校了。到学校党小组长批评她说，大家都那么忙，你却休息如此长的时间，简直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报上说，有的农村妇女生孩子三天就下田，你太娇气了。
稀饭浪打浪，副食品买不起
大概是为了把大家的肚子撑饱吧，困难时期，食堂的稀饭很稀很稀。那时电影《江湖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很流行，大家都把稀饭叫做洪湖水浪打浪。
出昙华林校门到胭脂路，拐角的地方，有个自由市场卖一些不要粮票的吃的东西。品种不多，价钱奇贵。几片萝卜的一小碗汤要卖三角钱，一个小小的藕丸一角钱。商店里有不要粮票的发饼卖，以前卖4分的涨到了4角，司门口有高价面包卖，1元1个。那时才毕业留校的教工月工资43元，一般青年教师53元，能买多少碗萝卜汤、多少个藕丸、多少个发饼呢？以藕丸和小发饼为例吧，一个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1个月工资可买430个小藕丸，或可买107。5个小发饼。2012年8月22日《武汉晨报》载，武汉市去年毕业的本科生平均月薪2983元。如果这2983元买430个藕丸或者买107。5个发饼的话，那一个小藕丸就是6元9角3分，一个小发饼是27元7角4分。天价啊！
（本文由陶才碧执笔。材料是由几位同志共同回忆的，所以用“龚艺”做笔名）
亦悲亦喜昙华林
【陈荣权】
华师，令我魂牵梦绕；昙华林，教我怀念思萦。
进入华师，1959年，53个秋冬；走出昙华林，1963年，49个春夏。
在人生岁月长河里，瞬眼间，进出华师昙华林，半个世纪矣。现在想写一点忆旧的文字，真不知从何写起！我深深感受到，昙华林的岁月——是艰辛困苦的岁月，是发愤求学的岁月，是活力四射的岁月，是青春燃烧的岁月，是砺志啸傲的岁月，是走向成熟的岁月，也是一片丹忱的岁月。
我进入华师昙华林的第一天，在崭新的日记本的扉页上，用小楷毛笔书写了四个大字“新的一页”。自此，在“新的一页”后，从不间断地写了我进华师到出昙华林四年来点点滴滴的岁月屐痕。只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为查找我的罪证，四大本日记被抄走了。如今，人已七十有三，仅凭年老神衰的记忆又能写出点什么“实况真迹”呢？
回忆进入华师昙华林的前前后后，我这个被同学们戏称的“新闻人物”，该有多少喜与悲，愁与恨，血与泪向校友们倾诉啊！
2012年2月，台湾《新锐文创》出版了大陆作家刘富道先生（湖北省作家协会前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所著的“全记实文本”《汉阳事件》一书。在此书中，辟有一专章：“陈荣权：当年高考的文科状元”。在此专章中，他写道：“1959年高考，陈荣权是全孝感地区文科第一名，但华中师范学院领导人听说此人是汉阳事件八大领袖之一，不予录取。华中师范学院党委有位女副书记，她说，我们华师什么时候录取过状元呢？不录取太可惜了。她说把这个考生的档案拿来看看。一看，陈荣权是贫农，多位亲属是共产党员，汉阳县也想树立一个典型。这样，陈荣权作为华中师院的内管对象，被录取了。”
我作为“汉阳事件”的所谓的八大领袖之一，竟破例地被华师录取。当时，我当然不知道这被录取的内幕，只是那高兴的劲呀，开口是笑，走路是跳。深深感到：党的恩情比海深，比天高。
1959年9月初的一天，鸡叫就起了床，日出，就走进田野，用禾苗上的露水打湿毛巾，揩眼、洗脸，兴奋得放声歌唱。早饭后，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家门，走上后山，用微笑扫视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踌躇满志地发出心声：“家乡啊，我这个贫农的儿子，今天离开你的怀抱了，将要跨进大学校门，在未来的广阔的天地里展翅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