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凯歌的旋律还在震荡，战歌的音符同时在跳动。按照学生干部和辅导员的暗示和鼓励，在毕业鉴定表格中“是否服从分配”一栏内，每个毕业生填的都是十个大字：“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意味的，就是无条件服从分配，怎么还有那么多话要说，说的又是什么？
我不找任何人谈话，似乎又在我行我素。我真心实意作的承诺，我一定兑现。也没有人找我谈话。当毕业分配足以决定一个大学生一生命运走向时（当代青年会以为这种“一锤定音”即定终生职业的毕业分配是天方夜谭），谁还顾得上他人？我虽然不清楚也不想弄明白那些谈话内容，但谈话者的良苦用心，我能理解。
毕业通知书下达了。一部分同学被分到了专县或更远的山区；一部分同学留在了武汉，其中有的去党政部门，报社出版社；有的进了大学中学。至于我，曾有“内部消息”：方步瀛系主任动议留我在母校任教，肯定留武汉市。然而，一纸通知下来，我被分到黄石地区，还将接受二次分配（到黄石市所辖县、区）。这个结果，还真没有突破欧？亨利小说那结局难料的结构框架。
当弹冠相庆的余音渐渐消失，我在一片祥和之中，似乎听到了《欢乐颂》在耳边奏响，似乎看到了贝多芬在邈远的青空微笑着向我招手。德国人贝多芬是世界级的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德国籍音乐家也懂中国的禅机或者玄机么？
离开武汉前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婉言谢绝了父亲的同事杨质钦先生的好意。他许诺，只要我与他的儿子小杨（广西某部解放军战士）日后能组成家庭，他可以向老战友、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打打招呼，留我在武汉市工作。我与小杨同在中南民族学院院子里长大，但我无意与小杨共度人生。留给杨伯伯许多的惆怅，留给小杨许多的遗憾，我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与文华楼的告别，恰遇秋风阵阵秋雨沥沥。我伫立于二楼东头，楼内回廊、教室空无一人，中文系广播站（那是我大学一二年级轮班播音的岗位）正在广播歌曲《十送红军》。这是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那歌词和曲调竟把凄婉与悲壮推向了“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的情致，我恍然进入了“擘水取鱼，引杯看剑”的境地……出了文华书院的石拱门，我再次回眸，但见文华楼里拔地而起的钟楼那墙壁的古色古香，已然斑驳陆离。钟声似乎在响，震荡我耳膜的是一阵轰然的悲悯。
别了，我的昙华林的青春！
别了，我的青春少女的苦涩酸楚！
清秋的肃杀之后，应该是严冬的酷寒吧？
我裹紧了一袭黑衣，迎着1965年的秋风秋雨，转身迈向了未知的前路。
（王一民，1961年入中文系。职业技术教育专家，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饿
【曾祖荫】
1958年，我随中文系由桂子山本部迁往昙华林，到1965年，又随中文系迁回桂子山，在昙华林整整度过了七个年头。七年的风风雨雨，留给我的印象五花八门，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倒不是那里外国人修造的各式古怪建筑，也不是那里许多历史名人的传说和胜迹，而是——竟然是“三年困难时期”挨饿的情景。
往事说起来似乎仍在眼前。我记得，大约到了1960年下半年，粮食和各种副食都已紧张起来。我那时读四年级，每月口粮定量三十多斤，看起来并不算少。然而——不怕你笑话。我个子大，做事不行，吃饭倒是蛮厉害。加之学生食堂的菜蔬没有多少油水，也很少肉食，饭后常常感到饿，口里不时冒清水。同寝室的张君告诉我，多喝点稀饭可以把肚子撑饱。我按他的办法，买了个大瓷碗，每顿饭前，先喝一大碗稀饭。然而，这法子却不管用，最多只能饱半个小时，过一会儿又饿了。由于缺乏营养，不久，我患了急性黄疸肝炎。
到1961年，我毕业并留校工作。这时，全国性的大饥荒已成燎原之势。按教工粮食标准，我每月定量只有26斤，口粮锐减，更吃不饱了。至于鱼、肉、蛋等副食，几乎无法再看到。中文系许多教师，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脸部和腿脚都出现水肿，四肢无力。我的两条腿也是水肿，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一位朋友远道来看我，送给我一个小小的红苕。那红苕比大拇指略粗，约30公分长。每当晚上饿急了，我就拿出来啃一点——真的只啃一点儿，生怕一下吃光了。不然，晚上饿得难受啊。别看那个小小的红苕，竟支持我度过了一个多礼拜。
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到处流传着饿死人的消息。我们的体质也越来越弱，上二楼都喘不过气来。可是，我们并不悲观；没有惊慌，也没有抱怨。坚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一定会好转。
我和同年级留校工作的陈富槐、殷杰、谭锡云等同志住在一个大寝室，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对未来充满期待。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外，大家都不忘刻苦钻研业务。我的任务是做《文学概论》的教学辅导，同时兼听方步瀛教授讲《文心雕龙》和邵子风教授讲《说文解字》。方、邵两位老师学识渊博，讲课引人入胜。听他们的课，有时甚至使我忘却饥饿。不过，下课回到寝室，就不行了。两腿发软，心头发慌。我赶紧躺到床上，蒙头睡觉。有时睡不了一会儿，饿醒了，就强迫自己默默背诵《文心雕龙》。这些办法自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饥饿问题，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注意力，压抑一下饥饿感。
有时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去附近粮道街买萝卜汤喝。那萝卜汤没有一点荤腥，清汤寡水，上面飘着几片萝卜，很难下咽，价钱还贵得吓人。我顾不得许多，胡乱买一碗，狼吞虎咽，把肚子灌个半饱，这才缓缓回校，继续我的工作和学习。
现在回想起来，萝卜汤并没有去喝多少回（钱不够用），倒碰过一件奇事。有次，一位卖萝卜汤的老婆婆见我病恹恹的样子，很同情地说：“伢呀，看你就是乡下逃荒来的，造孽啊！喝碗萝卜汤吧，不要怕，我不收你的钱。”我看着这位好心的老婆婆，一时语塞，竟不知怎么回答好。连忙道声谢，转身走开。从此，我很少再去粮道街喝萝卜汤，不知为什么，生怕碰见那位慈祥的老婆婆！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叫饱嚼槟榔饿抽烟。据我的体会，抽烟确有抑制饥饿的作用。我用这个法子在农村“四清”时试验过一回，颇有效（当然，上瘾了极有害，这无须赘言）。不过，三年困难那会儿，香烟也短缺。商店里间或有些劣质烟出售，不知用什么原料制作，买回来老是点不燃，还有股怪味。后来，我们改抽晒烟叶，把它揉碎，用纸片卷个筒儿，大家叫卷喇叭筒，抽起来味道还不错。麻烦的是，当时火柴随香烟配给，或凭户口簿，轻易买不到。
不知同寝室的谁突然想起，曾从家里带来半盒火柴。他翻箱倒柜，居然找了出来。大家十分高兴。于是商定：采取定时集体抽烟的方式。届时，寝室里有人喊：“抽烟啦。”大家便放下手头工作，卷个喇叭筒儿装满碎烟叶末，凑到一起点燃。这时，寝室里立刻烟雾缭绕，香气四溢。我们十分惬意——不仅节省了火柴，而且，似乎还有点儿诗意，也很浪漫。
挨饿的日子搞长了，人们悟出了一个浅显却千真万确的道理：要想不饿肚子，必须生产自救。不久，领导上终于同意，我们可以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粮种菜，以贴补生活。这个决定在当时的现实意义，你可以想象，是怎么估价也不算过高的。
昙华林房前屋后的空地不多，城外却有个大操场，怕有几十亩方圆吧。据说，解放初期，常在那里枪毙犯人。到我们读书的时候，大操场已是一派茵茵草绿，平整开阔，成为休闲的极好去处。晚饭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在草地上或坐，或卧，或携手漫步。天黑了，往往仍流连忘返。
困难那几年，大操场成了教工的生产基地。我们文艺理论教研室集体分得约有半亩地。大家用锄头翻土，芟除杂草，筑垄开沟，播种小麦。劳动累了，就喝口水，坐在散发着泥土清香的草地上，七嘴八舌畅谈着未来的收成，想着粮食如何丰收，如何存放？等等。当时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同事们，都是不超过三十的青年人，书生意气，最是耽于幻想。现在看来，他们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到1962年，我们播种的小麦丰收了。尽管不是原先想象的那么多，但每人还是分得了不少净粮。这下再也不愁吃了。而且，这时全国的形势也一天天好转。到处充满生机，人们脸上渐渐绽出笑容。
我们终于胜利度过了难关。面对极端的天灾、人祸，我们没有丝毫动摇，也没有半点退缩，始终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定地走出了令人难熬的饿乡，走出了暂时的困境。
（曾祖荫，1957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我们在饥饿的年代
【陶才碧】
1958年夏，我们中文系从桂子山迁到昙华林。喧嚣闹市中的昙华林校园远没有桂子山大，但美丽幽静，是一个宜于学习的好地方。
大跃进年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激励下，全国都处在亢奋之中。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的华师中文系师生，更是干劲冲天，“四大办”－——办工厂、办学校、办科研、办调查研究——搞得轰轰烈烈。“一天等于二十年”，我们56级学生，在外面上课深夜回校，炼钢铁和在电石厂值夜班，编教材赶任务有时鸡叫了才睡觉，白天的活动仍照常参加，日以继夜地忙得喘不过气，大家都疲惫不堪。当时，缺的是睡眠，粮食倒不缺。现在华师北大门的那一条主干道就是我们中文系58年修的，修路时我们每天能吃四餐。59年国家开始了三年饥荒的年代，城市比农村滞后一点，程度也轻一些，但仍很困难。在那国穷民饿的日子里，昙华林也非世外桃源。
60年春节后，除饭量特别小的女同学外，普遍吃不饱，营养不良就有人得浮肿、得肝炎了，粮票失窃的事也有发生。那时男同学定量32斤，女同学27斤，要是现在完全够吃了，为什么还饿呢？因为每月只有2两油2两肉，肚里没油水，也没有其他副食品，当然就吃得多了。有的男同学每餐能吃上十个一两重的馒头。我们5班3个大肚汉相约每天硬省一点下来，隔个三五天轮流让一个人饱餐一顿，那一顿他们竟能吃15个馒头，还要吃稀饭。
当时那个馋呀，现在的人不会理解。女生宿舍熄灯以后大家就精神会餐。来自各地的同学纷纷夸说自己家乡有什么什么好吃的，又共同回忆什么什么如何好吃，常常引得大家馋涎欲滴。有同学后悔说副食品敞开供应时，怎么不多吃一点啊！记得我们最想的是以前每天早餐吃的花生米。当时国家规定宴会都不要供应花生米了，我们好几年看不见花生米的影子。愈是吃不到愈觉得那又香又脆的花生米，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谈到当年的馋，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杜琼玖的母亲从黄冈乡下带来一竹筒子腌菜，大约有两斤多吧，寝室里十多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姑娘，等不及吃饭，围着桌子就着开水，你抓一把我抓一把一下很快就吃光了。
为什么全国都挨饿，有少数对农村情况了解又敢直言的同学说，这是大跃进惹的祸。为此，这些人就给自己惹了祸，被指斥为反对党的三面红旗，思想右倾。所以，有些知道情况的人也不敢说真话了。就是家里有亲人饿死，对“人祸”深有体会的人，也保持沉默。上面说这是苏修逼债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们深信不疑。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都充满豪情壮志，在苏修和老天爷给我们造成的困难面前，我们当然不会低头，而是迎难而上，勒紧裤带共度时艰。
60年我毕业后留校，仍住昙华林。那时形势更加严峻，食品供应更加紧张，得浮肿、肝炎的人更多。教师供应比学生少，男教师每月只有28斤，女教师26斤，后来还一减再减，男教师减至24斤，每餐只能半饱。这时系里不组织像东西湖围垦呀、修汉丹路呀这些大型劳动了，也不再组织社会调查了，拔白旗也偃旗息鼓了。除了科研和教学，大家都在关心和谈论如何填饱肚子，如何防治三病——肝炎、浮肿、妇女病。
吃不饱怎么办？昙华林的榆树上的榆钱、槐树上的槐花、木槿树开的木槿花都成了我们的果腹之物。有人饿不过，在校园内背着鸟枪打鸟充饥，被系里禁止了。后来粮道街上有了不要粮票的高价食品，有些老师饿得不行就咬紧牙关去买。那些东西真贵呀，几片萝卜的一小碗汤要卖三角钱，一个小小的藕丸一角钱，商店里有不要粮票的小发饼卖，以前卖4分涨到了4角，司门口有高价面包卖，1元1个，还听说有用一块手表换一筐红薯的。那时才毕业留校的教工工资43元，青年教师53元，能买多少碗萝卜汤，多少个藕丸呀？所以只能偶尔为之，你要是党员偶尔为之也不允许。有一次外国文学教研室奠自佳到桂子山给外语系学生讲英国文学史，室主任周乐群跟他一道去听课，那时我们去桂子山都走路，走到街道口实在饿了，周就买了高价藕丸，一人吃了两个，因为都是党员，后来都作了检讨。
我们备课、改作业、下班辅导、搞科研，搞到很晚才能休息，那时更是饥饿难熬。搞现代文学的田蕙兰和搞古典文学的丁成泉两夫妇，都是教学骨干，教学任务都不轻。他们回忆当时只好用柚子皮作夜宵，或者把计划供应的5个点心，一两一个的小饼子，留到深夜饿极时取出来应急。一般老师的情况和他们夫妇差不多，大多数时候是买点高价食品或强忍着饥肠辘辘硬撑，喝点水哄哄肚皮。
当时系里也想尽办法来解决吃饭问题。距武汉两百多里的黄州盛产萝卜，就派管生活的同志到产地去以相对于城市较为低廉的价格购买，然后从水路运回，全系教工每人能买十多斤，多少解决了一点问题。长江大桥上有高价红苕卖，1元1斤，管生活的同志就买了背回来卖给老教师。我们校园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操场，脑子活的同志就打起了它的主意，建议组织大家去“开荒”，系里立即拍板同意，这无异于天上掉下的馅饼，当然受到大家的欢迎。除了下放中学的，男女老少齐上阵，老先生和正在哺乳的年青女教师也参加了。板结的操场坚硬如同石头，用洋镐和锹去挖，一镐一锹下去，只能显出一点白的痕迹，年青力壮的男同志使出浑身力气才能奈何它得，我们女同志干的是除杂草捡碎石和把大块土捣碎，在炎炎烈日之下大伙都挥汗如雨。经历了多日苦战，“开荒”终于成功了，大家觉得像当年延安的生产自救一样，很有成就感。第二年我们收获了一些红薯，后来又种了一季麦子，以后我们再没有去种了。由于才开的地是生地，土地贫瘠，又缺水缺肥，产量与我们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收的红薯个儿小、须根多。以前有人吃红薯剥皮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那时没有人批判，大家却连须根和苕叶嫩藤都舍不得丢了。为了填饱肚子，系里还允许各教研室和家属在校园的草地上种菜，新开的菜地都只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但白菜呀茄子呀，南瓜丝瓜呀，红苕呀，多少都有一点收获。总之，昙华林校园里的花草树木和土地在帮我们抵挡饥饿时，都起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