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强流域和区域口径的水资源合理配置。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在两个层面开展，在区域发展层次上，以水为中心进行发展指标的全面平衡。区域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要以水资源的安全供给与可持续利用以及生态资源的充分保护为基本前提。兼顾除害与兴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进行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的合理分配。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层次上，要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结合供水发展生态林与经济林，发展饲草饲料基地和灌溉草场，增加林牧业的比例。对已确定为保护范围的脆弱生态地带，要结合实际，实施生态抢救工程，通过改造和兴建水利工程为其供水。对黄土高原地区，原则上以水资源的就地利用为主，以发挥水土保持等生态建设的多重效益。在完成上述两个层面协调关系基础上，由上而下制定不同层次基于流域水资源总量控制的合理配置方案，并坚决贯彻执行。
第三，尊重传统，结合实践，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实行以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为实现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迫切需要加强以流域为基础的水资源统一管理。对于西北民族地区而言，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当务之急，一是要成立能够真正行使管理职责的流域管理机构，二是要完成流域水资源使用权的各级初始分配，并建立起完善的计量、监测和管理系统，对取用水部门实行取用耗水和排污两套口径的总量控制。以此为基础，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发放取水许可证、统一征收水资源费、统一管理水量与水质。对于黄河流域西北地区，一是要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力度，二是要探索上下游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要实行以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离不开流域百姓的支持和认同，这建立在对非正式制度的充分认识和整合的基础上的，切合非正式制度的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也会是事半功倍；否则很容易事倍功半，甚至举步维艰。同时，要积极的引导公众科学有序地参与政府决策和管理行为中，真诚的欢迎群众的批评、监督，虚心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政府行为（正式制度）与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协调，也有利于政府行为更加深入民心，推进合理行政。
第四，移风易俗，加快骨干型水利工程建设。在对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合理配置基础上，要结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要加快重大调水工程的研究、规划和建设步伐，加大国际河流开发力度，切实做好提高流域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向外流域调水工程建设的前期规划论证工作。内陆河流域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山区水库，加大对径流的调蓄能力，解决灌区大面积春旱问题；黄河流域水资源严重紧缺，支流开发滞后，在加快支流重大控制性水库建设的同时，加大南水北调西线前期工作力度，加快开工建设的步伐。
第五，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结合制度建设，树立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出路，西北民族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应当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水资源管理为主要内容，将现代水权和水价理论同区域实践相结合，在积极培育和强化公众节水意识的基础上，建立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运行机制，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有利于发挥全局的整合作用；通过公众的参与，则有利于对非正式制度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也更有利于政府的调控落实到实处，深入到人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手段调控、加强需水管理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等措施，建设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生活节水在内的节水型社会，不断提高区域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以水资源优化配置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水资源需求，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文明观，它包括许多文明的既有经验、自然世界的复杂网络、对人类历史的透彻理解，以及众多科学的研究结晶。这种要求在文化多样性的西部地区具有优势，即少数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传统智慧。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山地农业、灌溉农业，还是草原畜牧业、林区游猎业，都包含了许多因地制宜的生产经验和维持生态平衡的朴素知识。对这些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升华，不仅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尊重知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中，包括对西北民族省区干部的政绩评价中，绿色GDP应成为硬性指标。从一定意义上说，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全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应以生态经济为主导，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人力资源培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应由国家、东部地区统筹兼顾。对西北民族地区，特别是关涉我国生态安全的地区，应采取更加特殊的政策和评价标准。绿色GDP是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全新理念，但是尚未形成成熟的指标体系，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充实指标内涵和建立统计口径。绿色GDP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如果说东部地区的发展在经济社会GDP增长方面建立了成功模式，那么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应该成为绿色GDP增长方式的试验田。绿色GDP意味着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费用。但是，对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生态环境长期的恶化趋势及其所形成的惯性，以及对现行GDP指标的追求所加剧的人为活动，正在不断加大环境资源成本。事实上形成了地方国民经济GDP指标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投入不断加大的逆向运作机制。在逐年增长的GDP后面是同步甚至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生态赤字。
三、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非正式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非正式制度解决了众多无法由正规规则覆盖的交换问题，并有很强的生存能力。由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不可忽视的深层次原因，因而从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人类行为作用的特点来看，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要进行相关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内容有：
1.自然观的创新
自然观是人对自然界的看法以及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观念。传统的自然观的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理解为人类支配的对象，在这种自然观的引导中从人类自身与自然生态统一的立场去认识自然，“克服那种仅仅把自然当作人为生产而利用和支配的对象，素材的片面的自然观，重新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以“无限的人类需要与有限的自然”这一矛盾为出发点，进行自然观的创新。具体应做到：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性，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强调和尊重自然利益，在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爱护自然，自觉的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③摈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和人与自然观的创新并不是要排斥工业文明的先进性，而是要在工业文明模式的转型中注入有序性、统一性、综合性因素，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协调，体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2.生态伦理观的创新
传统的生态伦理观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基础，在这种生态伦理观的指导下，造成了人类经济生活和自然界的冲突，使经济发展中由于生态环境破坏而带来的社会成本日益扩大了，因而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进行生态伦理的创新。但是“生态伦理是一个多元化的话语体系”。目前生态伦理的研究中形成了生态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流派，因而在中国生态伦理的创新过程中，要比较借鉴各流派的长处，按照中国的现实需要来进行。一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进行生态伦理观的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思想体系中，有着深厚的生态伦理思想，他们共同的原则“是生态从善性原则，生态弃恶性原则和生态完善性原则”，这为现代生态伦理观提供了一种价值取向———人和自然的和谐、协调与一致。在中国生态伦理观的创新中，要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出发点，把儒佛道的生态伦理与现代伦理相整合，在继承其合理性的基础上，求其现代性，为构建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生态伦理观服务。二是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进行生态伦理的创新。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单一的生产目标，为了改变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单纯追求GDP，一心一意地做大“经济馅饼”，目前“经济馅饼”逐渐大了起来，国力有所提高，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也日益被放大。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调整到了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权衡的情况下谋求发展，因而中国生态伦理的创新要与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相适应。三是与人民生活方式的演化相适应进行生态伦理的创新。过去人们的生活目标是追求温饱，目前人们的温饱问题已逐步解决，在生活方式中人们更加注重生存和居住环境，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中国生态伦理的创新要适应生活方式的变化，强调伦理观对人类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终极关怀，把尊重自然环境，爱护自然环境作为一种现实的、具有责任感的伦理规范。
3.水资源观的创新
资源观是指人们对资源各种看法的总和。传统的资源观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偏颇之处：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无价；二是认为自然资源的无限性。这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都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和掠夺式开发产生了导向作用。实际上在干旱区形成的用水观念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传统的水资源价值观，如“水从门前过，不浇也是错”的观念。因而从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演进的角度上说，必须进行资源观的创新。这种创新的内容有：一是树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观念。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需求是无限的，人类的经济发展必须在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进行选择，以资源禀赋属性，确定合理的资源价值观。自然资源先天的禀赋属性是其使用价值，它对人类生活与生产活动具有物质性效用，这一功能与属性是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从而为人类经济生活提供服务的基础也是自然资源具有内在价值的首要依据。按照劳动价值理论，人类劳动价值的源泉，但如果离开了自然资源的这些属性，人类劳动什么也创造不出来。二是确立“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发展的起点”的命题。即自然资源是人类一切活动，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并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界限，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服从和利用自然资源所固有的属性与功能。因此在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中，必须确立“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和起始点”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