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在某次闲谈时，他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说法等等。他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洲语言相同的语音。这时他向同僚们说：“听见了吗？让你们欧洲的文化见鬼去吧！”实际上，这时他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处是想“越俎代庖”，又丝毫不了解中国的事理、心理状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发展，相互关系的各方面，以便重新做出估价。
可以这样说，在1947年、1948年间，苏联认真地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实质性问题，但所站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在1949年间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灵活、巧妙，革命确实在步步走向胜利（这在中苏两党当年来往的电报中反映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也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态度，较认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苏共领导层中大脑比较清醒、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几个。其余的人，对中国问题不甚了了，大多是人云亦云，或只会随声附和而已。
1月21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应邀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结束后的便宴上，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表现得格外活跃。
贝利亚对毛主席说：“我们都非常想到中国去看看，你同意吗？不知何时能实现这个愿望？”
毛主席说：“欢迎。”
贝利亚睁大眼睛说：“这个回答我揣摩的了。”
马林科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报名，排号到中国去。”
莫洛托夫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民主德国的格罗提渥总理也请来参加。
斯大林立即反驳说：“欧洲人是离不开老婆的，请他来就必须同时也请他的夫人，一个妇女参加到这个场合里来，谈话恐怕有些不方便。”
莫洛托夫这个小小的建议未被采纳。
赫鲁晓夫也参加了这次便宴，但他坐在最靠边的座位上，只顾低头吃饭，一直没有说一句话，不知心里在盘算什么？！
签约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为举行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中方有毛主席、周总理，苏方有斯大林、马林柯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如李富春、赛福鼎、陈伯达等）都在另一间客厅。斯大林面对周总理和维辛斯基说：“你们对今天的仪式、程序都协议好了吗？双方应参加的人员都到了吗？”
维辛斯基答：“还得稍等一等。”
斯大林问维辛斯基：“前几天我们外交人员送来的那封信，我转到你那里去了，你先研究，拟出个答案来，我们再谈。这封信你看到了么？你有何看法？”
维辛斯基：“我研究过了，至于答案，我想先听取你的意见。”
斯大林一面向一间小屋走去，一面回答维辛斯基：“我没有看，没有考虑它，你怎么先听我的意见；我送你到那里是要你看、先提出意见来。”
这时，维辛斯基躲在斯大林背后作了个鬼脸，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还未读那个文件呢！怎能提出意见呢？！”
我说：“你撒了一个小小的弥天大谎。”
维辛斯基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否则如何交卷，如何收场呢？！”
签字仪式开始了。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柯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我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一下姿势。
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同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
我如实地作了翻译。
他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
这样，他就不好再问了。
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同时用一针见血的话消除了我的顾虑。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同毛泽东坐一起。
斯大林指着中国武官边章五问我：“他是谁？”我作了介绍。
斯大林接着说：“他相貌堂堂，笑容可掬，令人愉快。”
这时，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回答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毛泽东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
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
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的工作。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为此，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勤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楼。
酒会预定晚上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毛泽东和斯大林成了一致注目的中心人物。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挤，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总理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的场面。
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
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共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
席间，毛主席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到午夜，尽欢而散。
酒会结束后，米高扬等留下来继续同周恩来、李富春等洽谈有关双方经济协作、商业贸易等项事宜。
来宾中有不少我所熟悉的人，在社会主义各国驻苏使节中，熟人就更多了。其中特别活跃的是保加利亚大使布拉葛耶娃和捷克代表斯沃傅达，她们站在人群的最前列，带头鼓掌、呼口号，不顾自己的外交身份，以党内的同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苏方外交人员抱怨说：热情的“老太婆”有时会带来麻烦的。
我记得，有一次苏联外交部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周恩来、王稼祥一走进宴会大厅，维辛斯基外长就离开了别的客人。前来与他们握手、问好，并向他们敬酒。当时，肖华将军也在一旁。
布拉葛耶娃突然走过来，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她一面问好，一面向周总理说：“肖华是一位少年英雄，我很喜欢他，我要认他作我的干儿子！”
对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恐怕太便宜了吧？！”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等，为毛主席谈行。
告别宴会后，我们准备启程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