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以两国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谈中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主要是关于他们的国籍问题和居留条件。苏侨中有人既不愿加入中国国籍，也不愿要苏联国籍。这样就成为无国籍公民，而无国籍公民在中国居住，中国则不能答应。苏方对年轻的苏侨，愿意承认他们的苏联国籍，而对年龄较大，原系革命时期逃离苏联的人则不乐意承认并抱有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大概到1955年才彻底解决。
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主动地提出，在盛世才时代，他们帮助新疆人民建立武装力量，训练干部，以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并在那里建立有相当大的军火库，储存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现在决定将这部分物资全部转交中方，望中方指定专人负责接洽、接收。主席当即委托周总理办理。
我还记得《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20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30年。翻译时，我曾问主席，他说：“原来是20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30年。”
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
周总理的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协定，一方面还要到李富春率领的那批人的住处，即莫斯科“苏维埃”大旅社指导工作。这时，孙维世从欧洲参加戏剧表演活动回国，途经莫斯科，来看望周总理。孙维世是周总理的养女，我建议把孙维世留下来做些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周总理同意了，她住在了姐妹河别墅的三楼。
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将毛、周、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可能斯大林想谈谈心里话。
主席又一次向斯大林讲起他曾在中国十年内战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斯大林认真地听着。
突然，毛主席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苏区犯错误的一个。”弄得王、周十分紧张。
斯大林接着话茬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
毛主席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
可是，话刚开一个头，就被别的插话引开了，未能尽所欲言。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而斯大林将精力却集中于当前的事务，如谈判、条约、协定上，也许他不想再提中国十年内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见，或者认为关于错误一事，在刘少奇访苏时已谈清了。
在此期间，斯大林给毛主席打了第三次电话，也是最后一次。因我正陪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谈判，电、话是孙维世接的，她一听讲话者是斯大林，就说“我听不懂，听不懂”，吓得把话筒给丢了。于是斯大林把我从会场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在电话上讲，你译给毛主席听。”
斯大林问：“你最近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如可？”
毛泽东答：“还好。”
斯大林又问：“你还有些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我们还应该再进一步做些什么？”
毛泽东答：“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宫商谈呢。”
斯大林说：“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以新的意见或想法。”
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从此，斯大林再也没有来过电话。
毛主席、周总理在条约和协定文本的准备过程中，还进行着其他活动。如：2月6日、7日、13日分别参观飞机工厂、斯大林汽车工厂，到国立实验大剧院观司《天鹅湖》，还参观了“光”集体农场。
这些活动中值得详细讲述的是，毛主席看望了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和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
在毛主席步入莫斯科大学的大门正厅时，我请他注意内厅门头正面匾额上的李时珍画像。李时珍已列为世界着名科学家，可是在解放前，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位大医药学家的却不很多。在旧中国，很少有人重视他，甚至很少有人谈到他。1949年夏，我们跟随少奇同志来到这里参观时，第一次看到李时珍的画像同世界着名科学家的画像挂在一起，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中国留学生们齐集一堂，热烈欢迎毛主席，并要求毛主席给他们讲话。
毛主席首先对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表示谢意，祝愿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习中获得优良成绩。毛主席说：校方称赞中国留学生很用功、学习成绩一般都好；我们的国家建设正需要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技术家；你们之中有的是在打基础，有的是在深造。我想说的还是那几句老话：学习要与实践相联系，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一切理性知识只有与感性知识相结合，经过实践的验证、鉴定、充实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来；总而言之，学以致用，学到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运用、考验，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学而无用或学而不用，这种事情虽然很少，但在实际生活中是有过的；我们国家希望有真才实学的人，希望你们今后能在实际工作中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
同中国留学生一道参加欢迎会的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少数外国留学生。原打算请毛主席参观物理系、化学系等，后因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在离开苏联回国的前几天，毛主席赴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与他们一起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商务参赞处的部分同志、医科大学的部分留学生。
又一次误会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散布谎言，混淆视听。他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主席。主席向他们谈了我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在方法上的区别。
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这样，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随后他交给主席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
当时，主席同意了，没有异议，可是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作“官方”声明。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特别提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30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主席很重视此事，他于19日晨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短明了，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为了在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在战争年代我党常常以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表明我们对某一局势的态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周总理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说，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要师哲一人去。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主席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主席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事实是客观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不管怎样都得讲出来。
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
周总理作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吗。”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主席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
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
在汽车行至离别墅还有几里之遥的地方，斯大林就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开门迎接。进入别墅客厅时，仍然只有我们四人，莫洛托夫的车拉得很远。半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及维辛斯基、罗申等都来了。他们来只是参加聚餐，并没有别的活动。尽管如此，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及兴味索然的沉闷气氛的缘由和经过。
为了打破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继而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全都离座起舞，而客人们仅仅观看。后来，主人们硬把恩来和我拖进舞场。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也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我们半夜三更才返回住地。
在宴会上，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象，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人愿。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应该说，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是真诚和热情的。他说过，这种感情是因为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中国100多年来受外国欺侮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很有影响；中国人民聪明智慧，有古老高超的文化；中国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在谈判中，他常常只让我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苏方一定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我们的信任。他在会谈中经常对我们说，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的事情，在苏联一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做错了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
凡是访苏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一律认为都是斯大林的客人，谁也不敢怠慢。他们对待毛主席就象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而且常说：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客人。
斯大林很看重毛主席。1950年2月我们回国前，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
在会见中，斯大林主动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设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
毛主席说他也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此项工作。
斯大林当即答应派尤金来华。并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主席表示欢迎，并说“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问问。”斯大林是很尊重别人的。会谈时，凡是不明白、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斯大林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
尤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我和费德林担任翻译，把书稿译成俄文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指示，将《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