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晋商的几项重大创新
山西商人之所以成为我国明清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封建性商帮，其内在的创新精神功不可没。我们在对史料的研究中发现，晋商的创新资料比比皆是，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恐怕要算山西票号的创立和人身顶股制的普遍实行了（当然，还有别具一格的晋商的股份制，这在其他章节再做讨论）。在具体的业务操作过程中，晋商也有一些发明创造对后来的影响很大，比如结算标期制度、会计龙门账和汇票的密押制度等。
1.山西票号
19世纪20年代票号诞生前，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发达、商品经济的繁荣，国内金融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是表现为古老的货币信用组织——典当业十分发达，并出现了适应各种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产生了新的货币信用组织，二是表现为在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等领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同时，在商业资本的活动中，在货币信用组织上也有了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使货币信用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票号诞生前我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有下述四种。
典当业——自南北朝诞生起，到明末新的信用组织印局、钱铺出现前的一千多年里是唯—的信用组织。典当铺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典当业是适应农业和手工业等小生产者、城市小市民或封建主的生活需要而存在和发展的，它以押物为手段，发放消费贷款。“典当的对象：主要是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他们生活清贫，如遇天灾人祸或情况突变，就无法度日，只好拿上家庭的一些物品（比如衣服、家具、工匠之工具等）上当铺典当。”另外，一些曾经富有的破落户，入不敷出，又怕丢脸，不愿去大银号借贷，只好找熟悉的当铺，凭借过去的人际关系以房或物为抵押，临时借些款以度困境。
印局——虽然是明代出现的一种新的信用组织，其性质却与当铺差不多，是高利贷的又一种形式。它是专以涌入城市的劳动人民或流民为对象的。印局是明末清初大江南北工商业城镇普遍存在的一种高利贷金融信贷组织。
钱铺与银号——明代赋税制度改革的产物。各地名称不一，有的地方称之为钱庄、炉房，也有的地方以其大小而分，将规模大的称银号，小的叫钱庄。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特别是赋税制度的改革，银钱并行，田赋折色，使市场上不仅流通着大量制钱，同时银块也成为主要货币进入金融市场。这样，两种货币不仅其比价时常变动，而且银块形状既无一定，成色又不统一，在交易中，银、钱价值相互折算频繁，这就需要一种专门机构为之中介，按时价把银两折成铜钱，或把块银换成碎银，以及把碎银熔铸成元宝，以满足商品交换、完纳赋税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显然，以抵押实物为主的典当业，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于是新的钱铺、银号等开始在市场中出现，成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
账局——又称账庄，是继明代出现钱铺之后，在清代又一次出现的一种新金融信用组织。它是适应当时我国北方商品经济以及国内外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是为经营城镇工商铺户提供存放款业务为主的私营货币信用机构。它起源于北方的北京、张家口、山西汾州、平阳、太原等府。
晋商创立的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信贷业务。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具体来说主要是：
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加之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性的大市场也逐步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间贸易的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年）田赋折收金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第三，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如账局，又如账庄。账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人到恰克图贸易，其中超过一半的商人是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革、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须长达一年以上，这就需要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同时，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因此，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上述各种类型金融机构，为票号的创立在机构上准备了条件。这就是说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第四，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现货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数额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为什么票号由山西商人首创呢？我们认为，票号作为专门经营全国各地埠际间银钱汇兑的信用机构，其产生不但与全国商品经济发展、工商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需要从全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背景上研究（如前所述），而且又由于它最早为山西商人所创办，称之为山西票号，因而还需要从山西当时工商业发展情况这一特定的环境去考察。创立票号的条件起码有三：一是票号作为全国金融调拨中心，它需要雄厚的资本；二是要有分布于全国各大城市及商埠码头的分支机构；三是要有善于吸取前人经验，并有声名卓著的商业信用以及干练的商业人才。19世纪20年代，山西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以上三个必需的条件。
其一，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就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开立票号需要充足的资本金，晋商众多的财力雄厚的家庭为票号的建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其二，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大量的现款交易，垫支资本大，使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而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贷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进而在账局的基础上形成票号。
其三，晋商的各商号之间及总号与各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商号与分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治安环境不佳，镖局运现的安全性不高。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2.晋商的人身顶股制
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人身顶股制，是一项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办法。山西各商号票号的东家认为，一个商号票号经营业绩好坏，与商号票号中的总经理、分号经理、大小管事、伙计及学徒是否全心全意为票号服务密切相关。如果商号票号中人的工作业绩和努力程度不与收入挂钩，或者说他们感觉是为别人打工卖命，每个人的工作热情就会大大降低，就会产生偷懒及消极怠工现象，影响商号票号的经营业绩。目光远大的山西商号票号商们并不单纯追求短期利益，而是更重视长远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晋商的人身顶股制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根据经理、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各自所得顶身股的份额，并以此为依据比例参与票号每个账期和财股股东们一样分红，这在票号中俗称“顶生意”。所谓顶身股，简而言之，就是只出力，不出钱（出钱而不经理号事的股份为银股），但与银股一样，有分红权利。
顶身股产生的方式有二：一种是东家在出资开设商号时，对其聘请的经理（掌柜），率先言明顶身股若干，以合同形式规定下来，一般为每人一股（十厘），偶尔亦有一股二三厘者；另一种是，普通职工进号后，工龄在十年以上，没有过失，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众股东认可，即将其姓名登记于“万金账”上，写明从何时起，顶身股若干，即算顶了人身股。普通职工最初的顶身股，一般为二厘，以后每逢账期（三年或四年），根据本人业务能力和贡献大小，酌量增加，增至一股，谓之“全份”，就不能再增加了，它对票号中人具有非常强烈的诱惑力，以至于一些业务骨干的顶身股份额超过了许多小股东的财股份额。也就是说，许多票号中人不出资金，全凭自己的才干与表现，经过多年奋斗后，就可在分红中得到比一些出资的小股东更多的红利收入。只要表现出色，人人都可以当东家，这对许多出身贫寒的票号学徒及伙计来说，是非常光明与灿烂的前景。难怪许多山西人家千方百计地要把子女送到票号中做事，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票号中人不分经理伙计都全身心地扑在号事上，以号为家的那份责任感与高涨的热情了。各商号身股与银股之比例各不相同，一般是银股多于身股，但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祁县大德通票号1889年有银股二十股，从业人员23人顶身股，共9.7股，为银股的48.5%，几年后随着员工晋升的顶身股不断累加，到1908年有57人顶身股，而财股总共23.95股，顶身股为银股的119.75%。不论银股，还是顶身股，每到账期，一经获利，均按股平均分配。营业愈多，盈利愈多，身股分红亦愈丰厚。太谷县志成信票号于光绪年间开了一账，每股就分了1.4万两银子，这是相当可观的。如果遇到不测年景，生意赔了钱，那就一个铜板也分不到了。
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出银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总经理顶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由总经理确定，顶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总经理一般可顶到一股（即十厘），协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职员可顶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获得顶身股，而是有一定资历者方可顶身股。例如，大盛魁商号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二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买卖经验，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语定夺，顶七八厘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分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九厘生意者，日常营业不管，专门决断重大疑难，大盛魁比较特殊，没有顶整股的，最高九厘。山西商人通过上述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下层伙计和学徒为了登高位，多顶股份，努力为商号工作，使劳资关系得以协调。以现在的眼光看，人身顶股制制度有点像现代的经营管理者期权激励制度，同时也有一定的股份合作制的成分在内，无论如何，这种先进的股权管理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经营者和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当然，顶身股也有弊端，如论资排辈顶股，限制了及时发现人才。
在晋商的经营活动中，联号制与股份制是晋商在商业金融经营活动中能够称雄商界、独占鳌头的两大经营管理方面的“秘密武器”，这在明清各大地域性商业集团中也是非常独特的。山西票商作为“第一商人”，继承了山西商帮优良的经营传统与有效的管理手段，并加以创造性的创新与发展，尤其是把晋商的传统股份制经营的优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调动了票号同仁的工作积极性，充满了凝聚力与敬业精神，做到收入与贡献挂钩，使票号的经营活动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可以从票号筹备设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在说明人身顶股制的同时，还必须简要介绍一个“企业”最初财股与身股的同时存在的情况，因为人身顶股制在物质条件上是依附于财股与身股并存这一预设命题的。
当一个山西财主准备独立投资或几个财主准备合作投资票号业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决定聘请一位有着丰富金融业务经验的精明能干的大掌柜（总经理），这是因为票号在当时作为一种不太完善的金融机构，它的经营是一个极其复杂周密的系统，若业务经营出了纰漏，往往就是致命的。总经理的经验与才干，直接关系着票号经营的好坏。聘定总经理后，接下来就是签订合约，正式成立票号。出资的股东们择定良辰吉日，邀请当地商界名流作为公证人，与聘请的总经理一起当堂书写合约，签字画押。由于股东与经理之间对创立票号事宜早已商量妥当，因此这一签约过程并不很长，隆重而不失严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