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上述特产，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徽州不少商人最初就是从贩运本地特产起步的。虽然重峦叠嶂给徽州的陆上商业贸易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但是这里便捷的水路交通却使这一障碍无法阻止徽州商人向外拓展。绩溪境内的徽溪、乳溪顺流而下可到江南，祁门一带则由阊江可入鄱阳，新安江是徽州境内最大的水系，沿江东下可达杭州。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路交通，大大刺激了徽人经商的积极性。同时，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此时已不能养活因社会稳定而日益增多的人口。于是为求生存与发展，经营商业，向外开拓，就成了徽州人的唯一选择。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言：“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今邑之人众几于汉—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以贾为生，则何必子皮其人而后为贾哉。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经商是徽州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业儒人仕则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如何平衡徽人的生存选择与社会的传统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消除徽人从商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障碍，为徽人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出一片较为宽松的心理空间？摆在徽人面前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自己新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的价值观，并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新的价值观成为群体成员行为方式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否认士（儒）贵商贱，批判农本商末，宣传“士商异术而同志”、农商皆本是明清徽州新的商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使大批徽州人走上了经商谋生的道路。
2.徽商的经商传统与机遇
徽州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东晋时期，由于大批世族豪强携带宗族、部曲纷纷南迁，南方人口骤然增加，建业（今南京）作为东晋都城，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南物质需求因此大大增加，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州离建业较近，经商条件较好。唐朝末年，北方又有一些士族为了逃避农民起义的打击向南迁徙，而徽州则成了他们避难的“桃花源”。他们到了徽州以后，由于土地有限，几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富的欲望吸引一些人转向经商的道路。加之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也给商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于是徽人经商的现象比以前显著增加。他们把徽州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去销售，又将本地需要的物品从外地输入进来，起到了沟通有无的作用。
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比例日益增加，以至于占有赋税总额的绝大部分。这一变化既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赋税折银的结果，迫使生产者更多地出售产品，换取货币。大批产品投入市场，就使商品在产地难以销售，不得不向远方寻求市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城市和市镇越来越成为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和长途贩运的起落点，许多农村的集市也逐渐改变了过去的闭塞状态而与遥远的市场发生联系。
如果说明代以前的徽州商人还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个有势力、有影响的商业团伙的话，那么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叶，徽商作为一个人数众多、资本雄厚、颇具特色的地方商业集团就开始称雄商界、名闻海内了。明代从成化、弘治时起，东南城镇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从而像催化剂一样促使徽商迅速兴起。东南城镇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表现在城市日趋繁荣。如南京，作为明初的都城，当时人口已达24万，四方商贾云集，商品货物堆积如山。万历时的苏州，商贩云集于此，货物辐辏于此，被人称为一大商业都会。杭州，这一时期也以丝织业发达而闻名，这里优良的丝织品吸引了大批商贾，以致“富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
东南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广度表现在众多市镇勃然兴起。当时苏、松、杭、嘉、湖五府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因而新兴镇市最多，发展最快。如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明初只是一个仅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落，到成化年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后遂成镇”。黎里镇到了成化年间完成了“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的“巨镇”。湖州府的鸟青镇，成、弘间由于连年丰收，获得迅速发展，“负贩之广，耕桑之勤，又日盛一日”。菱湖这时也是“第宅云连，蔚为冠益”，它与南浔以及嘉兴府的石门，都是产丝的著名市镇。
东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把这一地区广大的小生产者纳入市场的网络之中，而且为商人的贸迁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有着悠久经商传统的徽州商人因时乘势，际会风云，得到较大发展。他们凭借地缘和血缘关系，结伙贸易。于是称雄于东南半壁的徽州商帮形成了。
3.徽州商帮形成的三个标志
徽州商帮形成的主要标志有三。一是从这时起徽人从商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此之前，“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彬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敦愿让，崇节俭”，足见那时歙人经商的现象尚不普遍。而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情况就不一样了。十分之九的人都在经商，可见在歙县，从商已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社会风尚了。休宁也是如此。弘治元年成书的《休宁县志》在谈到本县风俗时说“民鲜力田，而多货殖”，可见经商也成了普遍现象。徽州的其他地方也多是这样。由于从商已形成一种社会风尚，经商人数也就越来越多，远远超过它邑。外出经商，人地生疏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使商业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和发展，徽州商人往往成帮结伙。起初或是子佐父贸，或是翁婿共贸，或是兄弟联袂。后来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便突破了家庭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结成商帮。由于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宗族制度一直十分牢固。这里“千年之塚，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这种宗族关系也为商业经营所运用。徽州人大多同家同族结成商帮，一人外出经商往往“掣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形成宗族性商业集团。而同宗同族一般又同村同地居住，一人经商往往象滚雪球一样，带动全村人前往。因而这种宗族性的商帮又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所以，歙县多盐商，婺源则多茶商、木商，而典当商则大多由休宁人经营。
徽商形成的标志之二，是徽州商人在全国的活动已引起世人瞩目。成化、弘治年间，徽商已活跃于全国各地。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不仅活跃于四面八方，而且其雄厚的资本也令人惊叹。于是，人们开始把“徽”与“商”二字相连，用以指称徽州商人，“徽商”一词的出现是徽州商人群体的形成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云间杂识》记载：成化末年，有一名松江高官从徽州退休后，满载金银财物返回故里。一老人登门拜揖不已，这位官人被弄得莫名其妙，忙问其中原委。老人说：“松江地方的财富多被徽商赚去。今天幸亏您又把它搬回来了，岂能不向您称谢？”这则幽默故事的本意虽在讽刺官员对百姓的贪婪盘剥，但却从侧面反映了徽商在这里获利之厚。同时也说明，最迟在成化年间，“徽商”一词已成为人们的习称，而徽商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商业集团也日益闻名于天下了。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最先在这里流行起来。
徽商形成的第三个标志，是作为徽商中坚力量的徽州盐商，这时已经在两淮盐业取得了优势地位。明初实行开中法，那时虽有赴边纳粮，办引行盐，但毕竟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竞争不过山陕商人，开中折色制推行后，晋商盐业商人返回山西附近的盐场，为徽商经营盐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徽人乘地利之便，大批涌向扬州，把持盐利。作为两淮盐业经营中心的扬州，在明朝中叶已成徽商竞趋逐利的场所，据文献记载，歙人黄五保、黄豹、黄崇敬、黄存芳等等都是成化、弘治年间发迹于扬州的大盐商。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后，迅速扩充了财力，他们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兼营其他商业，或支持亲友同乡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而且又在他们行盐的地区交通官府，为徽商经营其它行业打开局面。所以徽州盐商的崛起对徽州商帮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商必须有资本，所以当谈到徽州商帮形成的问题时，不能不注意他们的资本来源问题。在一些谱牒中可见到，有的人家本是世家大族，家财万贯，他们经商可靠祖上的遗产直接转为商业资本。但对大多数家底较薄的人家来说，凑上一笔经商资本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徽州商人大多都以小本经营起家，他们经商的原因就是因为山区的贫困，希望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发财致富。徽商中大多数人都出生寒微，在经商之初只能从小本生意做起，但他们却有一套赚钱的本领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有的人只好变卖妻子嫁妆以充资本。有的人无嫁妆可以变卖，则靠亲戚朋友援助资金开始经商。也有的是采取合伙出资的形式，共同经商，获利公享。更有极少数人变卖家产，筹集资本从事商业活动。当然也有的人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日积月累，凑成一笔资金后才走上经商道路的。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尽管徽人的经济地位各不相同，筹集资金的方式也因之而异，然而以经商为急务则是他们的共同点，只要有点办法可想，他们都不会放弃外出经商的机会，徽商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当时徽州的这种形势分不开的。胡适曾说：“一般徽州商人多半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胡适是徽州茶商的后裔，对其家乡人的商业活动了如指掌，他的说法应是相当可信的。
本书之所以把晋商、徽商与民营企业联系起来，是因为晋商、徽商把我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经营的虽主要限于贱买贵卖的商业，但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可以为我们当前各行各业所借鉴。尤其是晋商、徽商与民营企业在诸如企业组织与管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市场的开拓、商业伦理和信息、创新方面，面临着极为相似的情况，因此晋商、徽商的经验应该可以给我们日渐壮大的民营企业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