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视信息，预测行市
1.晋商与市场信息
俗话说：“三天不预测，买卖不归行”，“按人做饭量体裁衣，望标行船预测经商”。自古以来，许多商人从自己的实际体会和前人经商致富的经验中，越来越认识到善于经济预测对做好生意的重要意义。商业预测，不是情况不明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也不是一拍脑袋的盲目决断，而是详细了解市场上商品的生产条件（如农产品受天时影响形成丰歉）的变化，人们消费方式及癖好的变化，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变化，以至社会风气和时局的变化等，从中发现征兆，捕捉信息，估摸出供求变化的走势，组织好商品的经营。因此，市场预测是否准确，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时充分地掌握市场信息，市场信息是经济预测的基础与前提。
（1）建立信息系统
晋商早在明清时期，即从商业竞争中领悟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经营者必须具有远见卓识的慧眼以制定经营决策。因此经营者皆努力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做到知于前、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地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键。为了及时了解各地市场行情和需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各分号在经营业务的同时，还有收集当地情报的义务，各总号对分号均订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的规定。一般要求三日一面五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得到的信息既报总号，又分报连号，做到上下左右互相“通气”。晋商的信函内容十分广泛，凡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信的内容，包罗相当广泛，主要有：照会汇票收汇业务、通知见信可借银与人、通知可否做功名钱店生意信息、通知代办捐纳、传达总号指示、通知银两调动、信息传递等。
晋商对于信的管理很严格，比较大的商号都有自己专门的信房，来往信件都要编号，在信中注明“寄去××次之信”、“××次信收到”。如果是未编号的信也要在信件中说明。信件有正信、副信之分，信件的寄送，一种是通过民信局。民信局是清后期出现的一种信件投递机构，这些民信局有天成局、天顺局、正大局、光裕局等，通过民信局的信先由寄信方付部分邮资，收到信后由收信方付剩余银两。对一些特快信，则要求按时送到，提前或迟到均有奖罚。另一种是托人或托商号捎送。所托之人并无固定，有时即办事之人。为了保守秘密，防止消息泄露，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一旦信函失落，得到的人也很难知道其中的含义。遇有重要情报，分号必须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口汇报，绝不让点滴信息落入他人之手。
各商号把全号上至掌柜下至伙友对信息情报的搜集、整理和运用的实绩，作为重要的人事考核内容之一，并作为授奖的一个条件。因此，人人重视此项工作。太谷曹家在沈阳的富生峻商号的掌柜，有年秋天回省探亲一路看到长势喜人的红高粱，不禁随手折取几根，竟发现茎内蛀虫很多，当即断定虫灾蔓延丰收无望，行情必涨，遂打消归省念头而折返沈阳，大批进购高粱，其他商号则被长势良好即将丰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抛售，富生峻商号吃到了不少便宜货。届至秋收，高粱产量因虫灾锐减，行情陡涨，富生峻顿获巨利。
晋商每每开拓市场并进而垄断市场，无一不靠灵通信息。如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扩大通商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以恰克图为通商之地。辟埠伊始，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驻足贸易的晋商率先得到信息，便捷足先登，积极参与市场的创建，从而为占领了市场提供了便利，最终形成垄断局面，晋商从此独霸恰克图贸易170余年，使“恰克图”由一个边陲荒野不毛之地，发展成为对俄贸易中心以及通往俄国腹地贸易的桥头堡。
（2）信息详细准确
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端木赐未接受官府的任命，而是以私人身份去经商，预测行情很准确。山西商人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各地物资余缺及其他影响经营的因素。他们有商谚称：“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称太谷商人“至持筹握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通行省”。能够“持筹蝗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掌握正确的信息有关。山西商人掌握市场信息的有多种，且内容详尽，如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如清咸丰年间山西襄汾县丁村丁氏商人从陕西泾阳商号寄给总号的信云：“敬启者……泾地于初一日午后，凡下面之信俱报。前月初十日打了一仗，杀土匪二千来人……信到囤户风息，这几天冬大布再无行情，各干布街上无货，零星之价照前。自初一日至此，径兰帮就有人往东大路下去，俱带银不多，赶办贱货。”从山西襄汾县丁衬丁氏发去的信则称：“又办菜油二百篓，价八百二十八，俱发下水……耳闻曲沃一盘卖水顺止号，菜油三百篓，价五百五十，腊月交银。社镇到油不多，零卖出价五百五十，就是绛州行情未打听着实。”又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祁县大德通票号收到分号的经济信函称：“再晋北及归化、包头粮米价平，但麦每斤合三十余文，而口内大秋收至七八分。闰八月十四日夜，雨有四寸余。此处冬麦亦下种，繁峙栗生双粒，宁武谷秀三歧，真系丰收……附及二十六日忻州已被武卫军兵抢劫，拿住三名，已有头绪，云云。”由于山西商人重视行情情息，收集的信息异常详细准确，为掌柜正确预测市场奠定了基础，因而在商业活动中能及时采取相应的经营措施，不断地获得成功。
（3）根据市场信息灵活行事
李宏龄认为，经商只要看准行情，该做的买卖绝不放过，而且市场变化多端，不一定都要按总号事先的布置去做，必要时可以灵活行事，以免错过良机。李宏龄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宏龄由京赴沪，途经扬州时，恰逢总号有电致扬州分号，令不得收上海之银，否则以违犯号规论处，扬州分号的款项大半来自上海，扬州分号经理白子直接此来电后大为作难，便求教于李宏龄。李宏龄分所形势后，认为扬州照收上海之款有利可图，做生意不能不考虑赔赚，主张扬州照收上海之银。不想白子直怕总号责怪，畏缩不能作主。李宏龄慨然说：这个机会不容放过，如果总号以违令见责，全由我承担，与扬州分号无关。白子直遂按李宏龄主张，照收上海之银。结果，年终结账获利三万多银两。总号接到账单，得知扬州获利，大加赞赏，殊不知原是李宏龄的主张。李宏龄抵达上海后，适值银市疲惫，生意清淡。经向伙友调查了解，原来伙友对官款汇兑库费、平码等规定不很熟悉，因而不敢贪做。李宏龄认为，官款汇兑利益肥厚，不可不做，而零星汇兑，则可权宜收之。同时，将库费及平码一一开列，让伙友熟记。不久，上海分号在李宏龄的主持下，生意越做越活，日益兴隆。总号经理侯星垣赞扬说：“狼行千里吃肉，宏龄在上海大为出力，可嘉！”光绪二十六年，李宏龄由上海取道汉口返晋，途经汉口时，汉口分号经理侯克明对李宏龄说：“江西奏定每月接济甘饷三万银两，由南昌分号领汇，可是总号电信俱至，让递禀退办。南昌各钱铺闻讯，纷纷来汉口探听汇费，企图领汇。果若如此，则我南昌分号在江西将无立足之地。”李宏龄说：“总号不知外情，我等岂能坐视失败？我虽是过路人，且不能不管。愿与侯兄联名致信总号，说明情由。”同时，由李宏龄回乡面陈总号。后来，李宏龄返籍向总号陈述后，总号也未提出异议。而南昌方面由于接受了李宏龄的建议，不失时机地抓住甘饷的汇兑业务，大获其利，并且受到了总号的表彰。
（4）预测行市，垄断市场
商人的本性就是惟利是图。晋帮商人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主要是低买贵卖、把持行市、囤积居奇、垄断市场、高利盘剥，做赊销生意。如上述太谷曹氏在沈阳的富生峻商号，一次获悉当地高粱收成因虫害减产，立即大量收购包括陈粮在内的粮食，秋收后粮价暴涨，富生峻商号因而大获其利。又如晋商在归化城开的三义号绸缎杂货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从新疆购回价值一万两的玉石，贩到苏州转手就以二三万银两的价格销售，毛利率达60%。再如平阳（今临汾）富商亢氏是一个大典当商，当有人另开当铺，可能对亢氏经营的当铺构成竞争时，据说亢氏为了把持行市，便派人把家藏的金罗汉送到别人开的当铺内典当，每个金罗汉当银1000两，每天当一个，连续当了3个月，当铺主人着了慌，问来人何以有如此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只当了90尊，尚有410尊准备来当，当铺主人得知来当者原来是富商亢氏，自知不是对手，便托人与亢氏协商，请将金罗汉赎去，闭门歇业而去。放高利贷在晋帮商人中很普遍。清人朱翔浦说，山西汾州商人贾义士，以其资本专门放债营利，往往遍天下。《津门杂记》记载：“印子钱，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登门索逋还迄，盖以印子，以是得名。是虽盘剥小民，然则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急。”晋商还针对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特点，采用赊销方式做生意，到期后还本付息，不仅利用价格差价获取高额利润，同时又获取了一次高利贷收入，收到了双重利益。
2.徽商与市场信息
明中叶以后，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商场形势变化很快，只有充分把握市场信息，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经营策略，才能取得成功。徽商对此十分清楚，于是在其商业经营中，树立起很强的信息观念。
徽商收集市场信息，可谓不遗余力。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利用“伙计”充当耳目，伙计除经办具体商务外，还负有收集商业信息的责任。二是在商品运销的各个重要口岸设立办事机构，互通行情。如1911年，黟县木商江辅卿、范蔚文、孙毓民合股经营木业，派人携款前往赣南吉安、泰和等山区收购木材，然后通过赣江、鄱阳湖由湖口转入长江，经彭泽、安庆、无为的凤凰颈，转巢湖运抵合肥，并在合肥设“森长源”木行销售。为了及时掌握沿途木材市场的行情，他们曾先后在转运点凤凰颈、大通、巢湖等地派驻专人搜集信息，互相沟通。民国年间，徽人叶秀峰等9人集资的屯溪“庆记纱布行”开业后，即派人分驻芜湖、上海，“庆记”派驻芜湖、上海的人员，不单纯管进货，更重要的是了解市场信息，商品畅滞变化，行情涨落。他们随时用电话、电报通知总部。该店经理叶秀峰曾得意地说：上海、芜湖棉纱、绸布每天行情变化，我当晚便能知道。三是通过同业、同乡会馆和公所了解市场信息。徽商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和运河沿岸的各重要城镇几乎都建立了会馆和公所，会馆和公所是徽商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他们互相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四是通过宗谊、族谊，联络各地的同宗、同族人氏，了解市场供需情况。“四方诸族”是他们取得可靠商业信息的重要来源。
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是在充分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的。
首先是根据市场信息，选择经营地点。徽商的行踪“几遍宇内”，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海岛，从江南到塞北，从汉人的居住地到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如歙县商人郑崇宗，壮年时曾客游大梁（今开封），后来又寓居金陵；吴肖甫，先是从父贾于楚，后更贾于广陵（今扬州）。再如许孟洁，弱冠即经商于六安团山郾，后来转徙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之正阳镇。其原因，正如徽州宗谱中所说：“善治生者，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经营地点的选择，对商入的经营活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很多徽商都善于通过对地区间市场供需情况的了解，灵活地选择经营地点。徽商在不同的时期经营于不同的地点，可以说，这是他们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确定的。
其次是根据市场信息，选择经营项目。歙县商人程潜在决定从贸时，做了一次远游：“东出吴会尽淞江，遵海走维扬，北抵幽燕”，通过这次市场调查，天下“万货之情”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他决定：“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吾郡瘠薄，则用于钱”，即是说，在江南，由于棉织业发达，则做布生意；在扬州，由于地处天下之中，则经营盐业；徽州贫穷，则可经营典当业。实践证明，他的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不仅自己“加故业数倍”，而且带动同族一大批人致富。歙商阮弼初来芜湖，看到这里舟车辐辏，信息灵通，决定在此创业。当时芜湖市场的其他行业均有人经营，唯独缣帛一项无人问津，他乃决定经营此业。因独家经营，无人竞争，阮弼获利数倍。后来彩色缣帛旺销，阮弼看中时机，招募一批雇工，在芜湖开设染局，经营彩色缣帛，结果又大大发了一笔财。阮弼能根据市场信息，果断决策，反映出他有较高的经营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