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晋徽商对人才的管理
1.晋商强烈的人才观念
由于晋商独特的地域社会文化，子弟中最为俊秀者都被送去经商，使得晋商人才辈出。其中原因除了山西生存环境恶劣外，晋商对人才的重视，为他们提供的优厚待遇吸引了他们。
（1）以人为本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遴选与拔擢业务人才，在用人制度上，奉行“因事用人”的原则，绝不“因人用事”，以防“事少人多，习于娇情”。东家在聘用经理时，总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确定此人精明干练、业务精通、品行笃正，能胜任经理职责，就以礼招聘，委以全权，“专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一旦聘用，东家对经理业务运作过程就不能加以干涉，只有到了账期总结时，东家才可以根据其经营业绩决定是否续聘。
为了拓展业务与增加利润，晋商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别处挖来商界精英为己所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介休侯氏家族从日升昌票号挖走毛鸿！，一口气创办了“蔚字五联号”，组建成了庞大的侯氏金融帝国，从而开创了山西票号业发展的新纪元。
介休侯氏家族侯萌昌是一位颇有远见、不甘人后的豪门虎子。当时蔚字号大店铺大多都在平遥，主要经营绸缎、棉布、茶叶等，如绸缎铺“蔚泰厚”也在平遥城西大街上，距日升昌票号仅几个门面。侯荫昌经过几年经营后，体会到蔚字号如果还是继续走老路的话，很难有大的发展，如何能像日升昌票号那样兴旺发达这一难题使侯荫昌辗转难眠。他认为如果把蔚字商号改制成经营汇兑存放业务的票号，生意一定能一日千里，更上一层楼，但票号经营号规严密，环节繁杂，没有熟谙此道的人物主持管理，根本无从跻身其中。这时恰逢日升昌发生“内讧”，雷履泰毛鸿！义气相争导致毛鸿！受辱离号，这对侯萌昌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于是他亲自登门探望毛鸿！，意真辞切地请他出山主持改造蔚字号，毛鸿！也正愤懑难平，马上就答应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一天，“蔚泰厚”绸缎铺正式改制为票号，毛鸿！出任蔚泰厚票号的首任大掌柜（总经理），有了一片可以大展宏图的天地。为了昭雪日升昌被逐之辱，也为了报答侯家的知遇之恩，毛鸿！在票号经营上呕心沥血，全身心地投身于其中，在潜意识中，他时时处处以日升昌为第一竞争对手，日思夜想的就是要打败它，叫不可一世的雷履泰无地自容。
由于票号经营相当复杂，毛鸿！感到自己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他有两个精明强干、富于朝气的好友，名叫郝名扬与阎水安，是日升昌的业务骨干，也对雷履泰的专横保守作风不满，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两个人从日升昌挖过来，一者增强自己的实力，二者拆雷履泰的台，令他脸上无光。他暗地里约这两人见了面，许以重金薪俸，并委以重任，结果不仅挖来两人，他们还带过来一批日升昌的客户。由于东家掌柜伙计学徒同心协力，众志成城，蔚泰厚票号业务蒸蒸日上，日益兴隆。
再如曾任直隶补用道的乔世杰与人合股创办宝丰隆票号，看中在家养病的原蔚泰厚副经理宋聚奎的经营才能，多次邀其出山，一般总经理的身股为一俸，为笼络人才，乔世杰慷慨地答应给宋聚奎一俸二厘，顶了当时最高的身股。宋聚奎上任后，呕心沥血，招揽人才，宝丰隆票号也成为后期著名的大票号。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晋商善于调动每个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把商号的经营当成自己的事，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与敬业精神，其表现就是非常独特的“顶身股”制度在晋商经营活动中的广泛运用。它使每一个伙计都知道，只要勤奋肯干，你也能成为商号的股东，参与账期的分红，而不仅仅只是个打工者。
（2）对商业人才的培养
明清时代并没有专门培养商人的专业性学校，而且那时在许多地方都盛行“学而优则仕”，商业人才的培养只能靠工商铺户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其学习的内容包括待人接物的仪礼、书法、珠算、记账、书信（商业尺牍）、银色、平砝的常识歌诀，各类商品选购、包装、各地商路的站程以及注意事项等。山西商人由于不少生意需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或直接到俄国进行贸易，因此，其学习内容还包括学习各民族的语言以及俄语。为了能够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商业贸易，他们还抓住这些地区缺医少药和文化生活贫乏的特点，要求年轻的铺伙学习针灸知识，携带医药，以便通过行医打开商业的局面。有的还从内地带上中国的书籍，于经商的过程中，传授中国经书。以便更好地与少数民族地区上层人士拉关系，解决其在该地区商业活动中出现的各种想象不到的问题。除了上述技术性的和常识性的教育外，在商业道德教育方面尤其强调。这一方面的教育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商业世家的家庭教育上。其中山西平阳府明代之商人王现的家庭教育就比较典型。
王现（1469年—1523年），字文显，号噫庵子，山西平阳府蒲州人。其父王馨是个小官吏，生有五子，王现是长子，读书应试失败后，改志经商，活跃于西域、四川及江南各地，以此蓄财，抚养幼弟。他在其家庭教育中的名言是：“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若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行，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也。”在王现看来，经商这种职业并不是低下的，更不是末务。在道德方面，正当的商业活动，与为人师表的士大夫言行举止相比，也毫不逊色。经商与举仕，本来就是异术而同心，“利以义制”的，只要是基于道义的牟利行为，就是完全符合道德难则的。另外，他在神权思想盛行的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朴素的善有善报思想。认为只要不欺人，只要是从事正当商业活动的商人，必定会有善报，会有上天保佑，家业繁昌，只要是从事正当商业活动获取的利益，即使积赀巨万，也不可耻，这是天赐之福，应当接受。这种把经商牟利和应试作官相提并论的家庭教育，是富商巨贾得以世世从事商业活动的精神支柱。山西商人之所以如此之多，进取与开拓精神如此强烈，是与这种家庭教育和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舆论是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社会的、家庭的教育和社会风气的熏陶和影响下，山西的各类商业人才，四散于全国各地的通都大邑，活跃于边疆、草原上各兄弟民族聚居区，为各地商品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各类商业活动的进步与发展，在实践中培养和历练着人才。后来票号之所以能由山西商人创办起来，除其他因素而外，正是各类商业人才，如茶商、丝绸、金融、药材、皮革、烟行等各类综合人才优势的体现。
山西票号由于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大都市口岸码头，其职员之业务经营多数是人自为战，号自为战，没有精明干练的职工队伍，票号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因此，票号成立后，各家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而其用人又别具特色，他们习惯上把这种使用人才的方法称之为“侧重实验”，认为“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晓，“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所以，他们对练习成熟的练习生在做事能力和道德方面，采取一系列“实验”：“远则易欺，远使之而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之而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之而观其能；卒则难辨。猝然问焉，而观其智；急则易爽，急与之期而观其信；财易起贪，委之以财而现其仁；危易改节，告之以危而观其节；久事易惰，一班两年而观其惰；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以其色。”通过这样一番考验，“方足以任大事也”。由于票号用人方面采取了多方面的考察与实验，所以能在票号留住的人员多是有为之才。有人对票号这种磨炼人才的效果作了断言：“故一号之中，不敢断言尽皆忠、敬、能、智、信、仁、有节、有规十全之士，但不肖之徒难以立足。”山西票号的信誉很高，票号中人的道德声名亦佳，成为20世纪初兴办银行极需延募的人才渊薮。
晋商的在商业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使得山西的人才走向全国。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加之清政府这时也推行新政，于是各地兴办实业、收回利权运动也悄然兴起，其中各类银行的兴办，是这一时期兴办实业、收回利权的内容之一。于是，银行人才的搜罗成为这一时期从上到下都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其时报章杂志有关这方面的报导连篇累牍。其中《大公报》的一篇报导《直督饬谕汇商保送学徒》中说：“袁宫保（世凯）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以便学成派办银行事务，已派董观察赴晋劝募矣。”半年后天津银号学堂果然开办。《大公报》1906年1月11日报导说：“天津新设银号学堂，总办杨君，提调孔君由山西招募学生六十名，于十五日乘火车到津。”
除了中国兴办的这所银行专业学校，开办之初，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山西汇商及其他商号的学徒而外，20世纪初年各省开办的地方银行，不少都是山西票号的一些经理们出面创办的。如四川浚川源银行始由宝丰隆票号股东乔世杰为总经理，由天成亨票号经理贾辅臣、霍克谦所承办；广西银行是由日升昌经理王靖夫和蔚长厚经理范元茂承办的，嗣由范椿年为总任；上海四明商业银行的总经理和创办人就是源丰润票号的总理陈熏，义善泥票号的经理丁维藩则是四明银行监察人；民国年间创办的湖南裕祥银行是由山西票号一位魏姓经理承办的；福建银行则是由山西票号姓宋的经理承办的。鉴于此，有人对票号的历史作用议论说：“养成金融界之人才也”，因为“经营金融事业，非见势敏捷不办，此所以人才之养成必要也。迩来教育发达，学校林立，无论何种事业，均受专门训练，于此时也，人才之选择自属易事。但中国当改革之初，金融业事业已趋发展，而专门学校尚在草创，彼时之山西票庄营业虽衰退，而供给人才于金融界，则有足称者，益山西票庄，规划极严，业务频繁，非作事确实，性情锐敏之人，恐不堪充其职员。且遇金融紧迫之时，更须富于经营者方可胜任。凡受此训练之人入其他之金融机关，当能发挥其敏捷之手腕，以调达市面，影响于金融界者，岂浅鲜哉”。
2.徽商人力资源管理“四部曲”
商业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素质如何，关系到商业经营状况的好坏。所以出身于徽州商贸世家，曾经在咸丰时任过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等要职的著名理财家、经济思想家王茂荫在总结徽商的经营之道时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守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人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他又说，一个商人业主纵然“有资本巨万，仍用非人，不数年而覆者矣”。从王茂荫的论述中可以得知，徽商之所以能纵横商界300年，这与他们知人善任，拥有正确的人才观念是分不开的。
徽商选人，以德才为本。在德、才两方面，徽商首先看重的是“德”。因为品德高尚，忠厚诚信的人，才能在经营中“铢两不私”，才能与人坦诚相处，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才能上下同心，配合默契。歙县人闵世章就是“以忠信”而被同乡商人聘请为掌计的；歙县人江明生也是因为“诚笃谙练”而被本族的一个大盐商聘去管理扬州盐务。徽商选人，在讲究德的同时，也很重视一个人的能力。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技术的行业，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能工巧匠招聘到自己的麾下。如清末徽州最负盛名的胡开文墨业即是如此，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胡天注在继承其岳父濒临倒闭的“汪启茂墨室”之初，并没有急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资金用来购买上等原料，聘请能工巧匠制模做墨，努力创制名牌产品，打开市场销路。在“汪启茂墨室”改名“胡开文墨庄”之后，胡天注的后继者们也都将招贤纳才一事摆在墨业经营的首位。当时徽州著名的墨模雕刻家王绥之、刘体泉，著名砚工曹观禄等人都曾在“胡开文墨庄”效力。他们精心制作的“圆明园”、“黄山图”、“西湖十景图”、“十二生肖”墨以及荣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和南洋劝业会优质奖章的“地球墨”等，为胡开文墨庄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使胡开文墨畅销国内外。
徽商用人，大多采取放手使用，各尽其才的原则。尤其是那些富商大贾，往往并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而是聘请代理人或副手代替自己经营。如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设有典肆40余所，每个典肆均聘有管事经理，许翁自己则长年居在家乡。有些徽商只管大的经营策略的制定，或坐镇总店，而分店则择人管理。如休宁商人孙从理在吴兴经营典业，因经营得法，生意非常兴隆，于是他又陆续在吴兴周围地区设立了许多分店，“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为老板主持经营的代理人或副手，在具体经营活动上一般不受店主限制，有着较充分的商品经营自主权。无论行商，还是坐贾，大多如此。行商方面，如清代徽人胡孔昭，因家境贫寒，受聘于徽商鲍某，他接受重资，远涉施南、黔江等地经商。胡孔昭时而做粮食生意，时而做布业生意，完全自主应时而变。坐贾方面，如黟县人余蔼三，虽有志于商，但念老母健在，不忍远离，适逢亲戚中有人在渔亭镇经营盐业，距黟县不远，要聘其为经理，蔼三即赴任。他虽按店主旨意专营盐业，但在购销货物的数量、时间和价格等方面却有着充分的自主权。由此可见，徽商在用人方面，是放手、放权，使之各施其能，各尽其才的。
人才需要培养。重视智力投资、重视实践锻炼是徽商的“育人”之道。徽商在“富而教不可缓也”的思想指导下，不惜钱财发展教育，进行智力投资，培养人才。他们除倡修书院，设立宗学、族学、义学之外，许多人还急不可待地延请名师，开办家学，教育子弟。同时他们还购置学田，使各级各类学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在徽商的财力资助下，明清时期的徽州成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徽商不仅热衷于原籍的教育事业，同时在一些寄籍之地，也同样如此。如歙县商人汪应庚就曾在乾隆元年（1736年）拿出巨款重建扬州府学——江甘学宫，并设义田1500亩，“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祁门商人马日琯亦于扬州修建梅花书院，延名儒主讲其中。徽商大力兴办教育，收到了人才辈出之效。许多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徽商在朝廷中的代言人，更多的人则是在举业无望之后，投身商界，成为有文化的商人。这些人熟悉儒家的待人接物之道，了解历史上商人的兴衰成败之理，故能精于筹算，审时度势，把生意越做越活，许多人甚至成为众商赖以拓展商业的智囊。这些有文化的商人是徽商中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