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人会馆简介
中国古代的“社”是一种民间的自治组织，按照民意自发形成的以敬神为中心的自治机构，中国的商业行会，就起源于民间的结社习俗。随着商业发展，汉唐时代政府实行坊市制，工商业户在固定的坊市内按商品类别排成行列，称之为行。唐有二百二十行，宋有三百六十行。盛唐时，在坊巷乡间出现了一种以亲睦、教养、经济上相互帮助的机构“社邑”或“社”，唐天宝七年（748年）已流行全国。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会馆也相继出现，会馆的称谓出现于明代，到了清代便开始盛行起来。开始时并不为商人所专有，即会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甚至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成为“社”或“会”，但是，本章所说的会馆，是指商人或与商业有关的会馆。
由于经营商业人数不断增加，商业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各个地方的商人流散于全国各地，如前述的山西、徽州商人，其足迹可谓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这些流寓在异地他乡的商人，必须靠战胜别人求得生存和获取利润，这样，就出现了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激烈商业竞争。
竞争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从积极方面说，竞争起到了促进企业技术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从而使商品数量品种增多，反过来又推动了商业的繁荣。而商人会馆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竞争的产物。从它的客观结果看，明清时期的会馆具有三个基本的功能：一是促进竞争；二是遏制竞争；三是与封建统治者协调关系。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却是如此，这正体现了矛盾的统一性。所谓促进竞争，系指聚集本族本乡本地商人的力量与他族他乡他地的商人竞争，并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所谓遏制竞争，则指遏制同族同乡同籍或同行业商人间的竞争，以维护各自既得的商业利益，即所谓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当然，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遏制竞争对商业发展有害无益，发挥不出市场竞争特有的优胜劣汰的功能。因此说，商人会馆的出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亦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尤其它带有浓厚的封闭性，更是商业发展的障碍，商品经济愈发展，它所起的阻碍作用也愈大。归根到底，商人会馆是为了维护本族本乡本土商人集团的利益而应运而生的机构。
一般说来，商人为了竞争的需要，首先按地区结成了一些帮，如陕西帮、山西帮、徽州帮、广州帮、潮州帮、山东帮等。但也有以所经营的商品类别而结成的行帮。例如，丝绸帮、布帮、皮货帮、菜帮等。行帮也不是行商坐贾的商人所专有，在诸如手工业等经济部门中也存在有其他性质的帮。可以推知，行帮的出现早于商人会馆。据记载，明万历时期陆续出现会馆，如“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山西商人创办的颜料会馆，即是在明代中叶建立的。福建延邵会馆（后又分为邵武与延平两馆），也是在万历年间，由延平、邵武两地的纸商出资兴建的。这似乎可以证明，商人会馆出现于明代，但是，其真正盛行却是在清代，尤其在雍正、乾隆年间最为兴盛。由此看来，会馆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是明中叶出现；二是康熙朝盛行；三是雍、乾期鼎盛；四是嘉、道期衰落，并逐渐由公所取代。这一发展过程表明，清代的商业确比明代发展。在清王朝统治的北京，就有数百个大小会馆。其中商人会馆占有一定比例。在河南开封，会馆林立，有浙江会馆、两湖会馆、安徽会馆、山西会馆、江苏会馆、两广会馆、江西会馆、云南、贵州、四川会馆、盐梅会馆、八旗会馆等。其他城市尤其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都设有不同地区的会馆。
嘉庆以后，会馆开始收缩，并且出现了由名为公所的工商组织予以取代的趋势。至道光年间，苏州的公所已有十五个。公所出现之初，有“会馆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的说法，所以它与会馆的性质几乎没有区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职能逐渐出现差别。一般说来，公所以行业命名者多，会馆以地区命名者多。从性质上说，会馆多是商人的组织，公所则趋于向手工业者的组织发展。当然，两者也有其他一些不同处，如会馆一般都接待同乡人居住，公所则不然。这也说明，会馆的浓厚的乡土观念是商人会馆的特征之一，也是各商人会馆的宗旨。几乎所有的商人会馆，都以“联乡情，笃友谊”为标榜，并有一套理论。譬如，“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会馆之设”，“联同乡之谊，以迓神庥也”。为了使会馆具有凝聚力，不同地域的会馆内，都有各自崇拜的偶像——各地风俗崇拜的神。苏州烛业东越会馆供奉的是“关圣大帝”，上海的泉漳会馆，既“仰赖天后尊神显庇”，又仰赖“关圣尊神灵佑”，所以，“两者皆被供奉祭祀”。总之，各会馆所供奉的偶像，因不同地区而各异，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唤起家乡意识，吸引同乡人。这进一步说明了商人会馆的封建性和强烈的地域观念。从宏观上讲，这是封建迷信，是落后的，从具体上看，在一定的时间内又起了有益的作用。
商人毕竟是商人。他们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建立会馆也不外是为了减少损失赚更多的钱。正如《吴阊钱江会馆碑记》中所说：会馆之设是为了“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之术，无一区托足，则其群涣矣”。即是说，会馆设立的宗旨是为了商人之间互通行情，计算盈利与亏损，评议商品价格，交流经商的经验，团结本籍与同业商人不使涣散，保持同乡、同行业在当地经商的权益，以利于战胜竞争者，获得更大利润。
在与牙行的斗争中，商人会馆也起了应有的作用。牙行多是官办，即官牙，他们垄断物产，控制市场，对商人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影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会馆则在团结商人与牙人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北京的《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中说：“称会馆，何为也？为里人贸迁有事，祃祀燕集之所也。其称仙城，何也？昔馆西城，士大夫私焉，系之广州也；今馆中城，商旅私焉，不系之广州，所以别也。别而又称仙城，犹广州也。始里之辐辏京师者，则有若挟锦绮者，莫不曰：吾侪乃寄动息于牙行，今安得萃处如姑苏也？既而裹珠贝者，琉璃翡翠珊瑚诸珍错者，莫不曰：吾侪久寄动息于牙行，今安得萃处如湘潭也？既而辇药之若桂若椒者，果核之若槟若荔者，香之若沉若速若檀若美人选若鹧鸪斑者，莫不曰：吾侪终寄动息牙行，今究安得萃处如吴城也？凡十数年，是图会馆。”这说明会馆是为了摆脱“牙侩因得以肆其侵凌蚕蚀之私”和商人自身“寄动于牙行”的被动局面而设的组织。
综上所述，可见商人会馆出现与盛行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商人会馆至少起了这样几点作用：一是敦睦同乡之谊；二是维护同乡同行业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三是有利于对牙行的抗争；四是聚集同乡同行业的力量与他乡、他行业商人竞争，并力图取胜；五是联络商人感情，沟通经济信息；六是为商人洽谈生意提供了场所。
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竞争，尤其当商品经济需要这种竞争，以刺激其进一步发展时，它的出现就更有积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会馆的存在与发展，便阻碍与缓和了竞争，也就影响了商品经济内在要求的扩展。商人会馆的消极作用，正是由于它自身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其突出的表现便是浓厚的封建性、地域性和强烈的排他性与宗派主义，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封闭思想的产物。以迷信神灵相号召，束缚了商人的思想，严格的规约，使同乡同行业之间不能进行竞争，保护了落后，这样的组织必然是封闭和保守的，而商业自身发展的规律，则要求开拓和灵活。因此，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有所生长的时刻，会馆的消极作用也就更加明显。嘉庆、道光以后，会馆迅速衰落，而公所的组织急速兴起，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公所开始冲破了地域、乡土观念的界限，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节 晋商的会馆
行会与会馆有时互用。晋商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及利益自卫，是通过其自治机构——晋商行会实现的，而且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也常常依靠晋商行会来实现。
同行商人组织起来的自治社就是商业行会，山西商业行会发生于何时，史料记载很少。现有史料说明，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16世纪中期），晋商行会就已经很完善了。晋商行会组织名称似乎始终没有统一的规范，各依自己的信仰及偏好而命名，有的叫“社”，有的叫“会馆”，后来有的改称“公所”或“公会”，有的改用商会。晋商行会，还都崇拜某种偶像，以作为联结社友的纽带或精神支柱，多数晋商是祀奉关帝的，他们尊三国时的名将关云长为财神，以关公的义气教育约束同行，以关公的武功保护财产安全和经营隆昌。除崇拜关云长为保护神外，还有少数行会又供奉自己的行业神灵，如牲畜行崇拜马王，酒饭行供李白、杜康，铁行供老君，纸行供蔡伦，理发行供罗祖，油漆核彻行供吴道子，修鞋行供孙胶，肉行供张飞，票号供金花圣母，银钱行供金龙四大王等等，但它们都不排除关云长，关帝是山西商人共同崇拜的偶像，所以山西商人每到一地经商，一经发展，便集资修建关帝庙。清代归化城有七个关帝庙，他们在这里开会议事，关帝庙就是行会的办公地点。山西商人会馆遗址散布全国各地，现今保存较好的还有很多，如苏州全晋会馆、洛阳山陕会馆、开封山陕会馆、聊城山西会馆、阜阳山西会馆等等。据一位日本学者说，他曾听老人们讲他们家不远的街也有一家山西会馆。山西商人所到之处，大多留下他们的行会遗迹。
晋商行会的目标，可以从北京的山西票号商人行会章程中得到了解：“商会之设，原所以联络同业情谊，广通声息。中华商情向称散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属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议，禀请大部核夺施行。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情告知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所以，行会的“主要的目的都是社会生活方面的相互亲睦，经济上给予扶助，即所谓保护共同利益。信仰本身是一种观念的东西，但‘社会’的中心一定依赖于信仰”。平遥颜料行于清乾隆六年在北京会馆碑记说：“夫事创始者难，继其志者亦复不易。我行朱辈，立业部门，祀梅梅，葛仙翁，香火悠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北京临襄会馆碑记：“朋友居五伦之—，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遂各筹同乡会聚之地，及停柩厝棺之所，与夫永久经费之预备。于是会馆义园置产之建设，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善也”；“各捐资财，置买地基，创建会馆……以叙乡谊、通询情、安旅故，商为盛举”。可见，晋商会馆的目标就是联络同乡同行，实行自我管理，约束同行，保护同行利益。简言之，自治、自束、自卫。既是自治，自然以一种信仰为精神支柱，以行业和地域神灵的崇拜来实现联络，实现自我约束，同时订有共同遵守的行会纪律。行会纪律为会（社）规，既然立会（社），必然有自己的会（社）规。
从晋商行会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它的组织制度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封建商人的团体，是民间商人的自治、自束、自卫的组织。
晋商行会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为以下几点。
（1）组织市场公平交易
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是行会取信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然之举。所以晋商行会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清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省赊旗镇因市场上戥称问题，经行会协商立石道：“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暴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察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永除大弊。”到同治九年（1876年），又重刻石，告示商民，以维护市场公平交易。
（2）整理货币维护经济秩序
清朝末，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顿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德高望重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碑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碑文写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辙，家官究治，决不宽恕。”立碑经理人为归化城十五社与外十五社。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事。类似此种记述，还有海窟龙王庙内《重整四农民社碑记》所述关于处理商人使用短百钱问题的情况，南茶坊关帝庙内《整立钱法序》所述对钱业行会宝丰社短百钱抽拔整理情况等等。晋商行会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3）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的利益。如山西在北京建有河东烟行会馆，乾隆时，由于“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后来依靠会馆力量与牙行交涉“卒获胜利”。山西在北京营销桐油的商人，则通过会馆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于是在山西颜料会馆立碑为记。洛阳的潞泽会馆《老数目志碑》，则记载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潞泽会馆以商团名义，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的事情，此案历时一年，潞泽商人胜诉。又有晋省商人在京开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各号等，联络乡谊，共守成规。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有牙行六吉、六合、广豫三店，突兴讹赖之举，凡各行由津办买运京之货，每件欲打用银二钱。众行未依，伊即在宛平县将晋商纸行星记、洪吉、源吉、敬记四号先行控告。光绪九年四月，有晋商干果行的永顺义、颜料行的全升李、烟行的德泰厚等，在大兴县将牙行呈控。五月内，经大、宛两县会讯断结，谕令纸张众行等，各守旧章，并不准牙行妄生枝节，须颁发告示，各持为凭。获得解放的商人，对此深表感谢，“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门税务另行讹诈，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使相友相助，不起半点之风波。同泽同胞，永固万年之生业”。可见，会馆在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利益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