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凯丰抢白了几句之前，确实没有很好地研读过《孙子兵法》。但是，从那次会议后，凯丰的话刺激了他，激发了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通过对《孙子兵法》的反复研读，他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充实自己，战略思想更加深邃，用兵视野更加开阔，指挥艺术更加高超。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孙子兵法》助他时常展示神来之笔，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克敌制胜的奇迹。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不无骄傲地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因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曾被暂时停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随中央纵队行动。
二十一、孤军作战建大功
遵义会议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行军中进行了重新分工。张闻天在毛泽东的力举下，取代秦邦宪，成为中央的负总责（总书记）。
遵义会议结束后，凯丰在给尹敬达的信中回忆说：“开了三天会。会一开完，我和自勇同志立即返回部队，传达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两个多月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新房子驻地，在张闻天、毛泽东的建议下，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小组，即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以确保正确的军事行动。新的“三人团”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长征路途中最为重要的领导机构。
至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从遵义会议到组织整顿结束，看到毛泽东在党内、军内这样受拥戴，回忆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凯丰从内心深处开始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大浪淘沙，真金火炼，毛泽东不愧是在中国革命的战火中产生出来的优秀领袖。尤其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了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刘湘、龙云、薛岳之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击，令随着中央和红军总部行动了两个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政委的凯丰看得暗自赞叹。尽管在这期间，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中央红军大规模迂回机动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而且积极活动要彭德怀出来指挥。甚至不顾聂荣臻反对和劝阻，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攻击四渡赤水战役。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所谓的“风潮”就是，遵义会议以后的战况还是使一些人不完全服气。他们有不少议论和小活动，当时流传说毛泽东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尽管有这样的风潮出现，凯丰没有随波逐流。他以自己的判断力，认为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中国革命才能走出险境。因此，遵义会议两个多月后，在一个名叫威信的地方，在中央召开的领导干部会上，凯丰完全自愿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其他中央领导的面，对遵义会议自己的发言作了深刻的检讨。检讨最后说：“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领导得了我们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
在后来的自传中，凯丰更加冷静地剖析了自己在遵义会议上所犯错误的原因，写道：“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上，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
威信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过乌江，彻底甩掉敌人的“追剿”。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领着凯丰、何长工来到九军团驻地桑树湾，向罗炳辉、蔡树藩传达中央两项决定。一是任命何长工为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接替何长工的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凯丰继续任九军团中央代表；二是给九军团下达新的作战任务。
周恩来说：“经过四渡赤水，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红军主力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准备突围北上。为了确保突围成功，泽东、我和稼祥研究，决定以九军团牵制和调动敌人，给敌人造成红军主力东进的假象。这次牵制任务非常艰巨，一是长征三个多月来，九军团为了完成侧翼护卫任务，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兵力锐减到不足三千人；二是与红军主力分兵后，得独立作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借助；三是贵州山高路险，是我红军非常陌生的地方。凯丰、炳辉、长工，你们对这次任务的完成有没有把握？”
板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以两千多兵力引诱十多万敌军，相当于一只羔羊背对一群饿狼，凶多吉少啊！
九军团党政军领导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
可是，中革军委除了作这种战略选择，还有什么良策能使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呢？
几乎同时，三位负责人都表示了各自的态度。
凯丰说：“我是中央代表，无条件服从中央决定。请中央和军委放心，我和炳辉、长工同志将竭尽全力，保证完成这次牵制任务。”
罗炳辉说：“周副主席，九军团有独立作战能力，加上我老家是云南，云贵川云贵川，云南的地形跟贵州相差不大，我算半个贵州人，熟悉这里的地形。这次迷惑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除了九军团，我看没有其他军团更合适了。”
何长工说：“声东击西，非常必要。局部服从全局。如果九军团能以自己的牺牲换取红军主力彻底突围，指战员将死而无憾！”
周恩来感动地望着三位战友说：“同志们，我衷心希望九军团不死一个人。可是战争非常残酷，九军团这次独立行动，既要保证完成任务，又要尽可能地减少牺牲。八万多中央红军，打到现在不足三万人，每个人都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凯丰同志，你和廖似光同志的两个孩子，一个被迫留在上海，一个被敌人追得早产留在长征路上，静心想一想，真是叫人揪心啊……”
望着周恩来眼里饱含的泪水，凯丰知道，那是周恩来对即将离开大部队担任独立作战任务的九军团将士的无比担忧，也是对牺牲在长征路上那些将士的无限怀念。男儿有泪不轻弹，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周恩来是在为革命队伍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而痛心疾首啊。
周恩来抬起头来，问道：“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比方说给你们补充兵员，增加武器，给足弹药。”
凯丰说：“恩来同志，我们即使想要，也不能向你伸手。红军主力更需要兵员枪弹。有蒋介石军队紧跟着我们，我想炳辉军团长肯定有办法解决！”
何长工说：“是的，炳辉身经百战，智勇双全！”
罗炳辉说：“周副主席，放心吧。”
周恩来抬高声音说：“同志们，我们就此分兵吧。这地方叫马鬃岭，请大家记住这个地名。”
马鬃岭分兵后，罗炳辉、凯丰、何长工率领部队向东北方向前进。
在行军过程中，罗炳辉、凯丰、何长工一反常态，要求指战员“违反战场纪律”：白天行军要大声说话，要大刷标语、大散传单，晚上行军要打火把、放烟火。
干部战士大惑不解，说：“这不等于惹火烧身、自取灭亡吗？”众所周知，中央红军中江西人多，敌军一听到江西口音，枪炮就往死里打，此前红军已经吃过大亏。因此规定不该说话时不准说话，违者严惩。而晚上行军打火把，则犯了兵家突围之大忌。
“不该知道的别问！”军团司令部命令部属按规定做。
当装成红军主力的九军团，摆出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势，把大量敌军吸引到东北方向时，主力红军抓住机会，迅速渡过了乌江。
九军团完成牵制任务，返回到沙土镇，准备渡乌江时，官兵们全都傻了眼，因为浮桥早已被毁掉。
望着滔滔江水，不少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失声大哭起来。
因为此时身后正有敌军追赶过来。
九军团被逼进了绝境。偏偏这时电台又与中革军委失去了联系。
有人骂道：过江部队真是过桥抽板啊！
有人知道自己是因牵制敌人被落下在乌江北岸的，就骂：他们这是忘恩负义！
其实，这不是过江主力有意为之。宋任穷后来回忆说：“南渡乌江我们干部团走在最后面，等待留守的九军团过江后拆桥。当我们得知九军团已经从另一渡口过江后，中革军委一位参谋口头命令我们把浮桥拆了。当行军四十里赶上中央主力军后，才知道九军团还没过江。很少发脾气的朱总司令这回把我们大骂了一顿。我和陈赓接受了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天亮以前一定把桥架好，把桥交给九军团。我们连饭都没吃，带领工兵连急行军返回江边。当桥架好后，我们等九军团的到来，没想到九军团在约定的时间里没有来。我们不得不将桥又拆了。后来才知道，九军团在我们返回架桥点前已经来过江边。”
罗炳辉、凯丰、何长工面对严峻形势，非常沉着和冷静，他们在稳住部队情绪后，立即召开军团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不能渡江的情况下，部队立即转移，与敌周旋。在部队转移途中，黔军魏金镰师穷追不舍。在召开对追敌打与不打的会议上，部队发生了激烈争论。不主张打的认为，在敌占区孤军作战，兵力对比如此悬殊，地形不熟，很难取胜。主张打的认为，黔军是弱旅，找其薄弱部队打，可一战而胜，震慑敌人。罗炳辉分析认为：魏师已经“咬住”了九军团，不如争取主动，打他个猝不及防，以此来扭转被动局面。凯丰支持罗炳辉、何长工的主张说：“只有打败当面之敌，才能保存自己，跳出重围。”意见一致后，九军团在鸡爪山下设置“迷魂阵”，主力却在菜子坳埋伏。待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红军发起攻击，一举消灭魏金镰师三千多人，俘敌一千八百人，毙、伤敌人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菜子坳之战，创造了红军史上孤军获胜、以少胜多的奇迹。此战不仅消灭了当面之敌，粉碎了敌军包围，迫使川军二十多个团纷纷返回赤水河一线，同时迟滞了进到息烽、扎佐一线追击红军主力的敌中央军六个师的行动，使中央和红军主力从容经过黔西南向滇东挺进。九军团也在转危为安的同时，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九军团由此获得了“战略奇军”的称号。鉴于九军团一时过不了江，牵制敌军又非常需要，中革军委电令九军团暂留江北与敌周旋。在此后牵制敌人的五十二天里，红九军团穿行于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足迹遍及十七个县，行程长达三千余里。他们比红军主力所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多走了三千余里。因此，九军团被称做“走了三万里长征”的部队。九军团这五十二天的转战，给蒋介石造成了红军夹江而战的错觉，使他不敢从围追九军团的东线、北线抽兵，只能就近从云南调兵救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喜过望，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只有这样，中央主力红军才能大踏步西进云南。无意之中，凯丰、罗炳辉、何长工又为长征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五月十一日，九军团突出重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会东，与中央主力部队会合。
这时，凯丰奉命调离九军团。
凯丰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九军团党代表一职由王首道担任。
离别之前，凯丰、罗炳辉、何长工、王首道四位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的战友热泪盈眶，紧紧拥抱在一起，作着互祝平安、胜利的别离。
凯丰一九五四年回忆说：“……不久，主席着何长工同志来我九军团接替树藩政委职，王首道同志接替我中央代表职。我也就离开了九军团。”
二十二、反对分裂
走过寒风刺骨的冬天，步入万木竞秀的春夏，按理说，红军可以享受阳光带来的温暖和轻松。可是，川西北高原昼暖夜寒的气候，山巅“千年积雪万年冰”的寒流，无视明媚季节的到来，拦路劫杀一样，把攀越雪山的红军队伍磨难得不断减员，红军伴随冷热交递的天气走到懋功。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提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占领川、陕、甘，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的行动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至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进剿’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如果发展受到限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于红军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接到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后，认为东出川北打松潘，地形与敌情对我不利，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占阿坝，四方面军则从茂县、理番北上进占新疆，致力寻机东向陕西发展。
鉴于张国焘对中央战略方针有不同意见，中央通知张国焘来懋功开会商议。
在懋功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主持。张闻天发言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并着重就两军会师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作了说明。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和中革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