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望过到会的同志，秦邦宪以那带着明显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开口说：“同志们，现在开会。首先，我代表中央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作一个总结报告。等一下，恩来同志再作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后，大家针对报告的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对接下来的行动，提出自己的看法。现在我开始报告……”
秦邦宪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白区反帝反蒋的运动没有很好地配合反“围剿”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很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行动协调不密切；同时认为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总之，一切的失败，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三人团”无力改变。当然，对于“三人团”军事指挥，秦邦宪也作了不及皮毛的自我批评，并将这些轻描淡写的错误归结在自己身上。秦邦宪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如果单从报告的条理、逻辑和修辞上看，无法否定这是一篇很好的报告。加上秦邦宪报告得口若悬河、抑扬顿挫，不知内情的人听了，一定佩服得五体投地。报告的精彩程度，从坐在秦邦宪一侧的凯丰的神色上看得出来。凯丰是党内笔杆子，口才一流，连毛泽东都看重他。凯丰能以这种赞叹的神色向着秦邦宪，只能说明秦邦宪的报告无懈可击。
秦邦宪报告完后，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周恩来的报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承认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周恩来最后说：“……客观原因当然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可能是指挥上犯了错误。”
这句话虽然语气不重，但却震动了秦邦宪。秦邦宪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会以这句话作为结束报告的用语。秦邦宪想：“怎么能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往‘三人团’身上揽呢？这不是惹火烧身吗？恩来到底想什么？……”秦邦宪的不解可以理解，他怕有人钻他报告的空子，把这次会议的意图改变掉。这次会议目的很明确，就是总结经验，以利“三人团”继续指挥红军。要不是这么多人在场，秦邦宪真想说周恩来几句，说他这个时候不跟中央负总责保持一致。可是，周恩来的嘴巴长在周恩来的鼻子下面，他无法阻止他说话。更何况，周恩来的话已经说出，覆水难收啊。无法可想，秦邦宪只好采取补救措施，把绷紧的脸部肌肉放松了说：“同志们，恩来同志高风亮节，把失败的原因过多地往自己身上揽，大家应当向恩来同志学习，多作些自我批评。下面围绕两个报告发言吧。”
秦邦宪说话之后，会议沉默了好长时间。这种沉默，并不比强渡湘江、身陷真枪实弹和硝烟炮火之中轻松多少。
平时，大家不太注意立在地上的自鸣钟的摆动声，今天，这钟摆声就像放在自己耳朵里，“噔噔”地响着。
毛泽东不满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习惯性地咳了两下。之后，他把吸进嘴里的那口烟吐了出来，将烟头丢到地上，用黑面白底鞋蹭了蹭说：“我不同意邦宪同志的报告，为什么？文过饰非嘛。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我们有多大的地盘，有多少人枪？在座大多数人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想一想赣南那块洒满我官兵鲜血的土地，想想湘江放竹排一样多的官兵尸体，这样的报告，怎么能让牺牲的同志闭上眼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今天我们不从根子上找出失败的原因，采取断然措施，那么，正如罗炳辉等同志所说的那样，等待我们的将是穷途末路！”
潭水里扔进一块巨石，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
张闻天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说：“我也不同意，这样的报告不能服众嘛。”
王稼祥跟上说：“这个报告通不过，没有实事求是。”
三个重量级人物一一表明态度，为那些曾经畏惧有共产国际作背景的秦邦宪的人壮了胆。他们纷纷发言，都表示不同意秦邦宪的报告。
秦邦宪惊愕了。如果仅仅是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报告，他不会感到意外。毛泽东没有留过苏，跟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想不到一块去，这很正常。秦邦宪大感意外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附和了毛泽东。难道这是一同在苏联留过学，耳提面命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教导的同志？秦邦宪这才感到，从瑞金出发时，不该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行军。让张闻天、王稼祥跟毛泽东走在一起，住在一处，等于为毛泽东把张、王二人拉到他的主张上提供了很大方便啊！特别是进到遵义城，更不该按毛泽东的要求，将他们三人安住在市郊古寺巷川军旅长易怀芝的官宅里。他们三个人的语气这样一致，这样一唱一和，分明早就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
张闻天不等秦邦宪从呆状中缓过神来，站了起来，从衣袋里取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一边看着，一边发言：“‘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上，犯了严重的指挥错误……”
张闻天严厉批评“三人团”在指挥红军中的战略错误。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不集中；在军事上没有利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时，硬要红军机械运动，造成重大损失……张闻天指出，秦邦宪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人民力量的薄弱，必然会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机会主义结论。而事实上，“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还批评秦邦宪的重大失误是，拱手让权给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张闻天发言完毕，毛泽东接着发言。毛泽东针对秦邦宪的报告谈了看法。毛泽东认为，秦邦宪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没有实事求是，“三人团”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其表现在，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就像一个跟人搏斗的愣头青，根本不懂战术，先是凭着一股子蛮劲死冲。可几回合打下来，见打不过人家，就只能招架，不能还手，再接下去就慌不择路，落荒而逃。……”对于李德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说：“李德同志只懂得纸上谈兵，只知道图上作业，把军事学院的教程生搬硬套到实战中来，完全是瞎指挥、瞎折腾！”毛泽东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作了有理有据、入情入理的分析。
毛泽东的发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说得对“三人团”早有看法的人拍案叫绝。整个红军总部驻地，只能听到墙外街区传来的喧哗之声。
那些抽烟的人，把香烟举在手里，生怕在抽烟的刹那间漏听毛泽东的发言。
就像车轮战术一样，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等在毛泽东发言后，也把压在心头对“三人团”的意见争先恐后地吐了出来。
这些发言，说得秦邦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说得周恩来脸上发热，不停点头；说得李德怒火满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此前的失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再由“三人团”来领导红军，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
军中元老朱德率先摊牌说：“泽东同志说得好，其他同志的发言意见也非常一致，这就是说，如果红军继续让‘三人团’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
王稼祥说：“橘生淮南即为桔，橘生淮北即为枳。地球那边的战法，硬要生搬硬套到地球这边来用，我认为这就是失败的根源。我建议，必须取消李德、秦邦宪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由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
“对！”
“我看应该这样。”
“早就该采取措施了。”
…………
与会人员纷纷同意王稼祥的建议。
一边静观会议进程的凯丰，被这种场面惊呆了—都是自己的同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计划进行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如此一呼百应的效果，确实展示了他们的才干。
在震惊之中，凯丰也看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疏忽，真可谓“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凯丰认为，毛泽东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有三方面的问题违反规定。一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组织法。“三人团”指挥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是失败了，湘江一战更是不堪回首，但要追究责任，这责任得由共产国际和王明来承担，因为是王明遥控指挥反“围剿”。即使纠正错误，也得由共产国际来纠正。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的大事，居然会前不请示共产国际。会中提出解散“三人团”，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还只是共产国际中的一个支部，一个支部能擅自决定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变更吗？二是不符合中共组织的原则。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十六名，这次出席会议的只有十名，王明、项英、张国焘、关向应、康生、任弼时没到会，到了会的秦邦宪和凯丰自己当然不会同意毛泽东等人撤销“三人团”的建议，周恩来和邓发两边不得罪，等于毛泽东等人只是政治局会议中的少数，党内哪有多数服从少数的？三是人难免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把人处置到一边去，这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在这之前的一九二七年，不也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执行过瞿秋白攻打长沙的计划，最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而转上井冈山吗？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就能保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
综上三点，作为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凯丰，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战士，他认为，这种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地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维护党的组织纪律，维护中央负总责秦邦宪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他热血沸腾、不计后果地站起来说：“我对泽东同志的发言有看法。”
晴天里炸响一个惊雷，惊得毛泽东也转过头来。当毛泽东的视线直指发言人时，眼睛睁大了，他没想到说话的会是凯丰！
毛泽东惊诧过后，与会者的议论声，很快变得饶有兴趣了。他们盯着凯丰，想看看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往下该说什么。
凯丰直冲毛泽东说：“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照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毛泽东本来不会生气的。大哲人苏格拉底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凯丰毕竟年轻，年轻气就盛，火就旺，容易冲动，老大哥犯得着跟小弟弟较劲吗。但没想到凯丰一上来就讽刺、挖苦人，眼中充斥着一种小看人的神色。凯丰抓住他没出过国、没留过洋来攻击他，而且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这是他没想到的。毛泽东尽管有雅量，但也格外看重自己的尊严。他动气了，而且动了大气，他真想将刚刚点上的烟摔在地上。但毛泽东克制了情绪，问凯丰说：“凯丰同志，你说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凯丰没想到毛泽东会利用他的鲁莽，给他来这样的发问。身上还带着前方的硝烟味、头上还留着征途风尘的凯丰，被问得不知所措起来。
毛泽东继续问凯丰说：“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因经不起毛泽东的追问，凯丰只能坐回原处，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反正邦宪同志不能交权……”
针对发生在遵义会议上的这段风波，现在许多党史专家认为，凯丰虽然不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他的言行在党内生活中是允许的。在党的会议上，在没有形成决议之前，只要是正式党员，都有提出个人不同意见的权利，有亮明自己的观点、立场的自由。即使形成了决议，个人也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凯丰不随波逐流，不投机取巧，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其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是有原则性的。当然，在这种事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会上，凯丰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不作深思熟虑，而轻率表态，说明他年纪轻，受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影响太深。试想，如果中央红军继续让“三人团”带领下去，后果将会怎样？
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张闻天不再等待了。他趁热打铁提出：“根据王稼祥的提议，应起草一个会议决定，即让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中来。”
“我同意。”
“我赞成。”
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
根据陈云一九三五年所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会议形成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三、中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
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立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后，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经过常委修改后发到全党各支部。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秦邦宪）同志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然军委内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李德同志与秦邦宪同志是徒然的。这一切造成了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
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秦邦宪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对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反而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
尽管秦邦宪对会议将他中央负总责的权力转给张闻天、将他的军事指挥权转给毛泽东想不通，但是，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他还是服从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交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