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有两方面问题。首先，从功利与非功利的角度说，在经世致用与求真与非功利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与内在紧张。强调学术的非功利，以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从学术研究来说，它始终要受到社会、现实政治的直接或间接的制约。应当说，史学并不与功利完全无缘，与现实政治也难以完全脱钩，史学的社会作用，为社会、现实服务，特别是为进步阶级及其政治、教育等服务，不能一概抹煞。从更广阔的历史眼光来看，学术作为追求真知的一种方式，学术之所以为学术，仍然来自人类的功利目的，只是非短期的，而是长远的，归根到底，它仍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利害之上。从理论的彻底性来说，非功利说显然包涵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从思想倾向来说，他们提倡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批评政治、道德左右学术的旧传统，固然有反对、摆脱封建专制主义对学术控制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抵制革命倾向存在的一面。如王国维谓俞樾之死，“计其价值，乃不如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吾国人对学问之兴味如何，亦可于此观之矣。”所说“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即是指为爱国而愤而投海的陈天华，其中流露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鄙视。如胡适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什么“被马克思主义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什么好汉”，傅斯年说：“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也都明显地反映出对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对立和抵制。
其次，他们鼓吹“科学实证的精神”，对理论思维的作用并未达到应有的认识。其所说的求真，基本上是以对史实的考订为主要任务，而较少涉及对历史的解释性研究，对历史发展的宏观性、规律性问题更未予以应有的注意。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以王国维而言，大概除《殷周制度论》是个例外，其绝大多数的史著都是考据性的作品，并提出“以事实决事实，而不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其所领导的史语所的工作，也集中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并称“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务，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求真派的学者往往沉溺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从资料到资料，由此求真转而为考据，往往忽视对历史的总体把握，并放弃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使命，从而显示出某种鄙视理论思维、宏观分析的倾向。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曾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他说的是史观与考证互补性的问题，但也说明他也意识到在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而且，对求真内涵的界定，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说的求真，只是求历史现象、事实之真。搞清楚历史事实的真实内容，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这毕竟还只是基础性的工作，与揭示、把握历史本质的真实毕竟不同。他们认为只有纯粹客观地对待历史现象、事实，在研究历史时不存有任何自己的意见、感情和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历史的真实，从历史认识论来说，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忽视理论，对求真也囿于事实之域，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就难以把握，这种倾向无疑妨碍了他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求真派的这种取向及史学实践，自然不能满足现实与学术本身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战争的进程打断、阻抑了这一思潮的发展趋势，那么，抗战的现实无疑引起了史家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如朱谦之便严厉批评其偏于史料考证而轻于致用的治史倾向，指出：“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和瑟诺博司（Seignobes）等考证学派的影响，所以竟有人主张‘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历史似乎只有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了”。“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误认为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事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学当然只好是史料学了。”这一时期盛行的相对主义的史学理论，则从史学求真本身对其作了新的阐释。三四十年代，一些史家如何炳松、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等从相对主义理论出发，从历史认识论角度，阐述了认知客体与主体的关系，说明历史过程是“一趟过”，史家不可能“消灭自我”，论证了史学求真的诸问题，强调现代史学不是“史料的搜集”，而是“史实的解释”等等，深化、推进了这方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这既表明了现实对于理论的滋养，同时也说明了研究的深入。而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则以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这方面更作了大量工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功用观及反思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后，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逐渐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进程中的主流。在“求真”与“致用”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对此作出了鲜明的回答。他们坚持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主张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从而把中国史学传统的经世致用推进到了现代意义的高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功用观。
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在史学的任务和功能等问题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他指出：“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此后在《史学要论》中进而强调：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其用处是多方面的，其“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认为“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去照彻人生经过的道路”。在强调史学对于人生作用的同时，李大钊十分重视史学的求真，指出：“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指出：“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并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治史，“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李大钊的上述论述，初步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致用与求真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式形成。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等新一代的史家，从他们从事史学活动起，便抱着明确的致用目的，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古代史的划时代的名著。他在《自序》中一开始就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明确表明，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殷切期望，也就是说，是为着“未来”而研究“过去”，以决定“未来的去向”。此后吕振羽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专著。他在前书《自序》中说：“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的重要，已迫切的需要解决。”自述其著述动机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弄清现状，就必须探究古代及其发展的道路。这一工作，既非老先生玩弄词句的“消遣”，也非历来文人的“藏诸名山”，而是“为解放民族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着现实的需要而研究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致用观。
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观，其形成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有关，同时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密切相关。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它们既是学术领域的争论，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争论。这是当时摆在社会各阶级、各党派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其主要的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即中国近代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现实问题的讨论是与历史渊源联系在一起的，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重新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郭沫若、吕振羽等的史著，实际上即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一环。
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当时托派和新生命派的代表人物，如陶希圣、李季、胡秋原等人，说法尽管不同，都企图论证中国历史上空白了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以此来证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和普遍意义，否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致力于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使命。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即是对此论战的回应。在这部被作者自许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的著作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所谓的中国国情“特殊”说，试图对中国社会史作出自己的具有科学意义的阐释。指出：“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清算古代社会，就是要“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吕振羽撰写《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同样是出于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目的，书中尖锐地批判了托派、新生命派的观点，指出非奴隶制度社会论的错误，“坚决的确认奴隶制度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如其《自序》所说：其目的旨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从其著史目的来看，都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形态发展学说的正确性，证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提供历史依据。
虽说从今天来看，这些论证无论是在理论分析或分期上，还是在具体史实的把握上均有不少缺陷，存在着公式、概念化的倾向。但它回答了当时时代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作了当时所能做到的解答。对于论证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合中国国情，认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都起了直接的重要作用，确实发挥了史学的功能，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考察这一时期及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途程，强调史学的致用性确是其史学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开始形成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中诞生的，也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而“致用”便成为其治史的出发点和最高宗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观，既是对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的继承，同时又具有与已往根本不同的自身特点。具体而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思想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李大钊明确宣称：“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基础，要求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无论是在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在史学研究的立场及发展路径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致用性与以往主要为统治阶层提供经验教训截然不同，它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同时也为现代史学研究奠定了更科学的基础。
其次，是立足于现实，为革命事业服务。史学研究结合现实的需要，是其重要特征。如吕振羽所说：“历史并不是一种学究的工作，而是和实践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我们在严重的当前情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强调：“我们要积极的去探究历史，但我们要更积极的去解决现实，这而且有其不可分离的统一性。”这种立足于现实研究历史的思想，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特点。在他们看来，历史研究应当结合现实的需要，着眼于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由此现实与历史、未来三者紧相衔接。其选题治史，往往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即使是对古代史的研究，也都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现实的需要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原动力，而密切联系现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也就成为其重要的传统之一。
第三，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以历史学作为进行理论斗争的革命阵地和有力武器。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性质与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以史家主体而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不是单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兼革命家与学者于一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首先不是学者，而是战士，因此往往一身而二任，熔革命与学术于一炉。他们反对为学问而学问，考考据据，也无暇去从事游离于现实之外，钻进象牙塔做纯学术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他们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即现实性和战斗性的特点。郭沫若、吕振羽的早期著作，无不如此。如郭沫若曾回忆说：“我要向谁挑战呢？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这个狂妄的家伙。”李达曾对吕振羽说：要看清现在史坛上什么流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看哪个流派、哪些流派是最凶恶的敌人，你就对准目标斗争”。他们所研讨的，也并不是纯学术的争论。如吕振羽所说，这是一种带有政治意向的学术争论，本质上很难获得共同的结论。因此，这些看似学术讨论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五种社会形态的争论，并非是一般学术层面上的争论，而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层面上的意义，从而使其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和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