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族祭祖与社祭有密切关系。歙县篁墩程灵洗的世忠庙，就源于社祭祖先。灵洗死后“，里人坛其墓下以祭，里之社与坛接，尤以公配，水旱疾疠祷之即应”。据此则梁陈时代以坛祭祀灵洗，并以灵洗配社祭祀。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年间，程珌等在墓旁买地建庙，朝廷赐庙额：世忠，纳入祀典。篁墩附近的东密岩距汊口程氏最近，程珌于是“倡休、歙族人捐田入篁墩庙，每岁合一乡六社之人迎神至汊口祀”。篁墩的世忠庙是被作为社庙和族庙存在的，或者说它具有社庙和族庙合一的特点，而最初社庙为主祭祖为辅的性质更为明显。徽州汪氏与郑氏祖先越国公、司徒公也是先由社祭后为祠庙祭祀的。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歙县人唐杲《祁门奇峰郑氏祠堂记》引郑氏族人的说法：始祖唐司徒公“当逆巢之乱，有保障八州功，乡人德之，殁祀之于社，与越国公华比主不迁焉。”郑氏后建有家庙，毁于元季兵燹之余，正德时重建，祠之神主为始祖唐司徒公。
歙县郑氏更早的祖先，可追溯到汉代的郑弘。他本是会稽人，曾为淮阴太守，历司空、太尉，后迁睦，由睦再迁新安跳石律村，当地建“太尉庙”，“族人以始祖祀之”。黄巢厌恶郑传抵抗他，纵火焚烧该庙。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因旧基复堂六楹，门庑各三间，轮焉奂焉。中像太尉，旁袝二郑始祖，清明大会宗族，洁牲以祭，酌酒散胙”。当地“诸族慕之”。新庙修成后，当地人郑显文请地方官洪适撰写记文，“欲人知始变殿宇为祠宇”。而且乡老数十人赴告洪适：“是庙未复之先，旱潦岁见，疾疫迭兴；庙成之后，岁稔民安，山溪无崩啮之害。是虽郑氏祠堂，实乃一方香火。伏望俯顺民情，请为庙额。”？可见，“太尉庙”最初是纪念名人之庙，对于当地族人则是祭祀始祖。绍兴初年重建太尉庙，转化为“郑氏祠堂”，但兼有地域神庙的性质。这样，歙县的郑氏以及前述的汪氏、程氏，都有宗族祠堂由纪念名人祖先专祠转化而来的共同现象。这种转化比较明显地发生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是徽州宗族祠堂发生的重要途径。万历《歙志·杂记十五》说：“吾乡氏族之蕃，无如忠壮、忠烈两派，而其最远则无如郑氏。”这三个宗族在当地影响甚大，他们的祠庙祭祖的样式具有示范的作用。
休宁的陈栎（1252—1334年）是元代徽州的著名学者，他的始迁祖鬲山府君既是族神也是所在村落的地域神，建有墓庙祭祀他。陈栎介绍说：
始祖鬲山府君讳禧，唐僖宗时避广明之乱，自桐庐郡溯流而上，至新安郡休宁之西曰藤溪里，爱其溪山之清奇因家焉。其后子孙益蕃，一村无二姓，故人称是村曰陈村。府君之始迁也，泛宅浮家，托于鱼钓，积德敦义，乡称善人。没葬于县之南地曰鬲山，岁益久，一方之民神之，乃创庙墓旁，尸而祝之，凡水旱必祷焉。东作不祀府君不敢兴，西成不祀府君不敢食，子孙之祀之有不如鬲山之民之祀者，视桐乡之于朱邑庶几焉。且诸乡大姓之祖有庙食者矣，程忠壮公是也；有墓祭者矣，孙王墓是也。彼其生也，或贵为大将，或南面称孤，没而为神，因其所宜也。若府君生无位于时，托为烟波之钓叟，没乃神于后，永为树艺之田祖，其亦灵异也已。民报事兮，天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鬲山成尘、溪水绝，府君之祠始应歇耳。传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府君为虞之子孙，其亦蒙盛德之余泽而百世祀之者也欤。鬲山府君墓祠系乡民创庙墓旁，由于陈村居民主要是陈氏，不难想象，该庙的建设当以陈氏为主。鬲山府君既是陈氏祖先，又是地域神。作为地方神，其神性是田祖，即掌管东作西成的社稷神，一般也称之为社神。因此，墓旁的建筑称庙，体现的是社庙的特点，建于墓旁又具有墓祠的性质，为社庙与墓祠的合一。但立庙的出发点似以祭社为主，即祭祖是依附于祭社的。从明初陈氏建家祠祭祀始祖鬲山府君来看，也可证明我们的推测。这所庙的设置时间，可能是在唐宋时期，一直延续至元代陈栎生活年代。
歙县沙溪凌氏是一个大族。据吴子玉《沙溪凌氏祠堂记》说，唐高宗显庆（656—661年）间该族安公判歙州而家于此，唐僖宗光启（885—888年）间（原文误将光启作为宋朝年号）“荣禄公遇仙者流，授方投井成醴泉，里人为立社，则名之曰：皇富公社”。安公、荣禄公等一直“俎豆不失”，至明代有宗祠祭祀。可以推测，在凌氏没有宗族祠堂的时代，其祭祀荣禄公等祖先当是在皇富公社举行的，即族祭依附或结合于社祭。
祁门孚溪李氏先祠是一所墓祠，并兼有社庙的性质。程敏政《祁门孚溪李氏先祠石桥记》说：
徽李氏之居祁门者号孚溪，特盛。有先祠焉，合其族而祀之。前桥圮久不治。弘治辛亥岁五月乃克新之。其族之人具颠末以来告曰：“吾族之先有讳彻者，盖诸李之祖，彻后八世曰府君秀实，再入孚溪而光大之，以垂裕我后人。”计其生在宋太宗祥符间，有子六、孙二十有五、曾孙一百有二，其胤实繁而未分。逮元至正庚申，裔孙曰见山，始倡建祠于府君墓左，奉祀事而配以社。规条戒约所以世守者，既备且严，盖于今百三十年，祠亦中毁而再新矣。建于元至正年间的李氏先祠祭祀宋代始迁祖，属于合族祠堂，但是“奉祀事而配以社”，将社祭附于墓祠，从而使墓祠兼有社庙的性质。但这是先有祠后有社的事例，与前面所说的陈氏鬲山府君相反。之所以如此，在于陈氏的事例产生于唐宋，那时宗祠尚未出现，故祭祖依附祭社。而李氏事例所在的元末，宗祠开始兴起，但是当时人们的祭社观念还比较强，所以将社祭附于先祠。类似者还有休宁山斗程氏，在明成化四年（1468年）建成祭祀程灵洗的世忠行祠，正堂之外有为堂“各三间，以奉乡社”。乡社处于行祠配的地位。
郑力民先生在探讨徽州宗族社会时，敏锐地抓住了广泛存在于徽州各地的社屋，探讨其与宗族的关系，认为徽州社屋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由侧重族社而为村社的演化过程。他指出：“在宋明之间一段有社无祠的时期内，徽州各姓包括祭祖在内的种种族事活动即是在社中进行，或以社的名义举办，从而这时的社即兼有后之祠的功能。”我所揭示的上述事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证明郑力民的观点，只是他把徽州宗祠兴起作为明代中后期的现象，我则强调明代中后期是徽州宗祠大规模兴起之时，而徽州宗祠的出现并且与社祭发生兼容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我们既要看到宋元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不同特征，也要注意这两个时期徽州社会的内部变化过程和同质性。
墓祠祭祖还有休宁县南陪郭程氏，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建永思亭。朱升作记文介绍说：“休宁陪郭程君和卿与其从父饶州路铜冶场提领贵老，立亭祖墓之旁，题曰‘永思’，以飨其先。又置膳茔之田，定合族之约，俾后人世守之。”程氏建祠的重要目的是合族。徽州吴氏先墓位于存山，吴氏建有墓祠思存堂。
2.功德寺、坟庵与寺观立祠
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祭祖往往依附或者结合于佛道及其寺观。弘治《徽州府志》卷十《寺观》在介绍当地著名寺观时，提到一些寺观与祭祖有关事情，为了便于了解，我们将其列表如下：
表中属于墓祠或坟庵的有序号1、4、5、7诸例，属于功德寺的有序号6的事例，属于寺观立祠的有序号2、3、8、9、10诸例。下面再结合表中没有的事例分类说明。
所谓功德寺，就是由皇帝敕赐达官贵人的寺院，用来以佛教仪式荐福祖父亡灵，设置者需自办田产并造寺，然后申请朝廷赐寺额。功德寺出现于唐，盛于宋。表中序号6的祁门忠国显亲下院，是在南宋初年作为功德院的。汪氏在寺中建祠设置画像。宋代歙县程氏的功德寺也是墓祠，程敏政《宋丞相程文清公墓祠记》说：
歙之古城关有昭孝积庆寺，宋丞相程文清公元凤之祠墓在焉。初公之葬也，建寺营坟，皆出朝典，一时哀荣之盛，故老犹能道之，盖于今二百年矣。寺既毁于元季，赡坟田亦为前住僧所私鬻。公六世孙孟亿两人者，大惧祠之寝废，乃捐己资，赎田归寺，又与令住僧常贵募财力鸠工。寺为正堂三间，左右掖室二间。以旧祠湫隘岁时不能容子孙之展谒，增葺五间，门庑、畜廪、宾舍、僧房次第告完，缭以樊墙，涂以丹垩。
程文清为南宋理宗、度宗时人，昭孝积庆寺是他的功德寺，建于坟旁，也具有墓祠的性质。该寺毁于元季，明代增葺，则变功德寺为典型的墓祠了，由于新祠是为了子孙岁时展谒，成为宗祠。坟庵，通常是委托僧道于墓旁房屋守墓也便于墓祭，由于庵逐渐由守墓向祭祖转化，也就成了墓祠，同时庵还具有寺的性质。所以坟庵和墓祠有时不易区分。坟庵在宋元时代是比较盛行的，明初朱吉（1342—1422年）说：“近世大夫士立家庙外，或有于墓所建庵，延释流之香火之奉春秋拜扫以追时思。”反映了墓所建庵祭祖的情形。上表中有四例是墓祠或坟庵，其中三例是宋代的，一例是元代的。关于序号7的祁门程氏报慈庵，程敏政《祁门善和程氏重修报慈庵祠宇记》有更详细的介绍，他说南宋初年伯源（即伯原）兄弟“立墓祠以奉祀”，“尝推始迁之义列祀中奉以下诸祖于报慈，入田以饭僧，每岁清明蒇事则燕享以合族，盖三百年矣”。报慈庵作为墓祠用来合族，成化时该族重修是祠。歙县的善应庵，“买田十亩，筑室十间，田以供粢盛，屋以祀其先”，规模可观。
寺观立祠就是在佛寺道观立祠祭祖，它有多种形式。上表中的五例，至少有三例是宋代于寺观立祠祭祖。序号2的休宁率口程氏在齐祈寺西庑建祠祭祖，汪循《柏山祠堂记》也记载了该祠：“宋三三宣议府君讳敦临姓程氏，既定卜居于率口，复捐资辑众，徙里中齐祈梵刹于柏山。既没，释者净昙德公，乃相与筑祠肖像于刹西偏，昭祀不忘。公嗣遂割祭田若干亩，畀之以为常祀。”并评论寺观立祠说“：予惟祠堂作于《家礼》也，中世以来，才智有力者每假营创而因以寓于浮屠老子之宫，其意以为家之造废不常，有朝富贵而暮丘墟者，不足恃。足恃以延吾祀者，不若旧院名刹，事变不迁，能久于世也。”？他把寺观立祠作为“中世”祭祖的特点，指出其原因在于借寺观以存祠祭祖先。这是因程敦临有功于寺院，所以寺院为他筑祠肖像，程氏进一步为寺院割祭田。此外，祁门程村程氏始迁祖琬“三世孙寿，当宋时为贵溪学官，始以儒学发身而迪其人，寿五世孙天禄始入田于颐真道院，以奉其先之祀”。程氏因向道院施田而附设祠堂祭祖。
休宁等慈庵僧人碧庵上人出率溪何氏，十三岁出家，“铢累分积，买田十亩，以兄次子本中纯孝嗜学可托也，祝之，收所入永为烝尝资。又买田入庵之常住，嘱其徒为奉先祀，亩数亦如之。自大德九年秋九月肇此谋，到十年春正官有旨，僧蓄置田土，许归并元籍中，甫克文册，谓竟其志，讵知事不然，志犹未竟又自建钟楼于门之东偏，妥何氏神主其下，前所云嘱其徒为奉先者，始有定所”。钟楼中设何氏神主。徽州道士张应元“被旨授兴道观提点以归遂捐己资，买田若干亩，入本观供聂仙焚修，又斥其资二十五亩有奇，助玄妙道众半岁午膳，余以祠事其先人，原与兹山为久长。后人见其祠而思其贤，视公之祖、父，不啻如自己所出。则晨香夕灯，岁时祭享，毋以世远而遂亡其初，则今日舍田建祠者，非无所为然也”。张道士和碧庵上人都是出家人，在自己所属的寺观置田为先人进行祠祭。
婺源永川俞氏在南宋建道院设祠堂，屡兴屡废，持续到明代。据《东园公撰龙潭道院记》说：“我龙潭道院之建，盖始于宋咸淳二年，予世祖顾轩公卜居于洪村羊栈园之仙人池，去本乡十里许，恐拱把之木不胜傍居者翦伐，遂辟址构院。三清殿巍然北向，西将坛、必兴楼、一经堂西坐而东面，而厨房、致思祠、双桂堂东坐而西面。殿宇崔嵬，规模轩厂（厂，当作“敞”），复割田供祭，兼膳羽士，以寒食、忌日循式致奠。”俞氏于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建道院，设致思祠于寒食、忌日祭祖。记文接着说，元至正四年（1344年）“寇犯星源基址，几为林莽”。丰州路儒学教授邦衡公致政归，“遂出余俸，重葺灵宇，就原址扩建祠堂复旧致思之名，而斯观巍然一新，迥胜曩昔矣。”然而到了至正十二年（1352年）观宇又为兵燹所毁，明洪武初年，宗兴公修复。该族另有宗祠仁本祠，建祠年代不详，从《仁本祠重饬序》？的行文看，建祠时间较早。
3.家祠
徽州许氏建祠堂祭祀四代祖先，应当是一所家祠。宋元时期出现了家祠向宗祠转变的情形。
明代徽州宗祠的发展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长足的发展，十分宝贵的是弘治《徽州府志》、嘉靖《徽州府志》、万历《祁门县志》对徽州宗祠有比较系统的记载。下面从这些地方志入手，结合文集、族谱资料具体探讨安徽徽州宗祠的发展问题。
一弘治《徽州府志》所见祀先之所
弘治十五年（1502年）刻本《徽州府志》卷十《宫室》记载了当地“可道”的建筑，修志者在小序中介绍了记述的范围，表示包括“作专构以祀先”的建筑，又在文中列举了一些事例。下面我们将这些祀先之所列表录出，以便于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