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西泰和及吉安为中心
罗钦顺（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因耻与议礼派张璁、桂萼同列，于嘉靖六年（1527年）致仕。里居二十余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钦顺与之商榷，为学力排佛教，著有《困知记》。嘉靖二十六年卒，享年八十三岁，谥文庄。作为思想家，罗钦顺主张“气”为宇宙本体，反对心学，受到学者的重视。我还注意到罗钦顺之族谱序、祠堂记多系晚年致仕后的嘉靖时为泰和及吉安宗族所作，其中有比较丰富的谱论和族论，对于我们认识明嘉靖年间士大夫的宗族思想，了解明中叶泰和及吉安的宗族状况，是有一定帮助的。
罗钦顺之谱序所见宗族与修谱
罗钦顺著有文集《整庵存稿》二十卷，其第九卷为序，有十三篇族谱序文。为了了解罗钦顺笔下的泰和及吉安的宗族，也为了把握他的宗族思想的社会背景，我们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制成下表（见第401页）。罗钦顺的十三篇谱序中有十一篇是为吉安宗族所修族谱而作，其中庐陵一篇、泰和六篇、万安一篇、永新一篇、吉水一篇，半数是家乡泰和县的。另外两篇，一篇是江西临江府新喻县的，一篇是福建建宁府政和县的。也就是说，罗钦顺之谱序反映的基本上是泰和及吉安宗族修谱的情形。
从迁居一栏看，泰和及吉安宗族是在唐、五代、宋之际定居的。始迁族有官员，也有平民。始迁以来历世二十代左右，到嘉靖时这些宗族的规模一般是数千指，千指即一百人，数千指就是数百人。这些宗族历史悠久，规模不小。
族况栏表明，泰和及吉安宗族宋、明时代多有科举和仕宦者，有的官至侍郎、尚书甚至更高。具有文化和出仕者，也是这些宗族的特色。
修谱人中约半数为出仕者、半数为平民。请序者与罗钦顺的关系中，除因慕名请人介绍的三四例外，其他则是联姻、同里、同宗、同朝或朋友关系，而且往往有两种关系交叉在一起，说明关系比较接近。
从修谱情况看，泰和及吉安宗族宋元时代多有谱牒，元季因兵燹亡残者为数不少。明初一般新修族谱，至嘉靖年间又进行续修或重修，而且要锓梓公之于族，以广流传，以宣教化。永新甘氏甚至“谱成告庙，人授一帙”。
谱名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吉安的十一个事例里标明“重修”的达七例，与“修谱情况”一栏所记内容相符；二是除一例名为“通谱”外，皆是“族谱”，证之宗族实况，钦顺所序谱牒的确是宗族之谱，也说明“族谱”名称的流行。
罗钦顺的谱序正是为上述世家大族所写，他的宗族思想也是与他们的对话。
事实上，罗钦顺还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以八十岁的高龄为本族续谱，并写下了《重修罗氏宗谱序》。据谱序可知，宋绍兴间，罗氏有自豫章来官泰和者，遂留家邑城东阙城，自阙城分徙闽、楚，世久而族蕃。其族谱先世尝两修，弘治甲子（十七年，1504年）乃父又续修，钦顺事隔四十年而重修。罗钦顺宗族与前述泰和及吉安宗族的情形基本一致。
罗钦顺谱序中的族论与谱论
罗钦顺对于世族的形成和维持进行了探讨。他在《上模曾氏重修族谱序》有专门论述，该序开篇即说：“语世族之盛，大率有三：源流深长，枝叶蕃衍一也；簪组蝉联，墙屋华润二也；才贤辈出，猷为克敏三也。三者之中，才贤为之本，苟有其人，则所以维持之者有其方，光大之者有其实，其实为江乡之所推重，岂直蕃衍、富贵云乎哉！”总结世族存在的三个原因：一是历史悠久、规模较大，二是出仕不断、经济富裕，三是众多有才华、贤德之人立志奋勉。而第三条为根本，是当地衡量社会声望的依据，不止讲前两条的蕃衍、富贵。在该序的最后部分，他进一步申论：“夫族之盛也以人，即是谱而观之，维持之方，光大之实，曾氏世有人焉，概可见矣。然余之望之也，岂不欲其人人皆为才且贤乎！夫富与贵身外物也，得之不得有命，人人有贵于己者，求则得之，诚于所不当为者，赧然而不为；所当为者，奋然为之如弗及，所谓猷为之克敏者，孰加于此。隐亦此道，显亦此道，身安而用利，伦叙而家肥，职修而业广。将其族，其盛也庸有既乎！”认为曾氏修谱即是族人有才贤的表现，希望其族人更加努力，人人向上，族盛不成问题。钦顺寄语殷殷，盖因曾、罗同居上模，世有联姻，其曾祖母、母亲就出自曾族，骨肉之情，自有厚望。
关于人才与族盛的关系，罗钦顺还有说明。他在《雷冈康氏族谱序》指出：“子张子有云：‘子孙才族将大’。夫所谓才者，必其智足以知所当务，其志又能汲汲焉为之。君子之所先，莫大于文行，诚能汲汲焉用力于此，将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余地乎？莫非文也。而谱牒亦其一事，凡族之谱牒，非有才子孙出，盖亦莫能修之。谱牒不修，则本源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雍穆之风鲜不微矣。前代虽有显者，其亦不复接于耳目，又安知践修之责之在于我，求其能免于卑陋而聿进于高明，岂不难哉。故善观人之家族者，即其谱牒之废举，而其昌大与否亦自可见。”将族人有才，归结为用力于“文行”，“有行以为本，有文以为华”，族可光大。认为修谱是才子孙当行之事，以维持仁孝之道、雍穆之风，使祖先的“风声事迹”呈现出来，教育子孙克承家风，光宗耀祖。提出看一个家族昌大与否，观察其谱牒之废举即可。关于仁孝之道行之于宗族的重要性，他有所论述：“夫仁孝之德，人心所同，保族亢宗，必此为务。苟能推一念之仁达于其所未至，则所以视祖宗之遗胤，自不容于不亲，有和睦而无乖争矣。推一念之孝，达于其所未至，则所以行父母之遗体，自不容于不谨，有善美而无邪辟矣。”而子孙承先启后才可以维持族盛，他又说：“凡故家大族，愈久而愈盛，非偶然也，必其作于前者功德有可称，足以为敷遗之本。承其后者，又能敦诗书饬行检，勤生务实，得所以引之之道，故宜历世绵长而繁衍昌大，有加无已也欤。”故家大族历世绵长而繁衍昌大的关键在于有祖先功德传世，子孙能够在“文行”方面“敦诗书、饬行检”，加上“勤生务实”。
罗钦顺较多地论述了族谱的功能，首先他认为修谱可以保族。前引钦顺所说，观察一个家族之谱牒废举即可知其昌大与否。他还指出：“世久而族蕃，谱不可无作也。谱作而源委明，昭穆辨，戚疏之分著，显晦之迹彰。一展阅间，必将惕然有动乎其中者。仁让之行、诗书之业，相与敦其所未厚，廓其所未宏，则于前为有光，于后为可大，此谱之所系未可轻视也。故凡有志于尊祖厚族以大其家者，未尝不以谱牒为重。”把族谱作为强化仁让之行、诗书之业的厚族大家手段。并批评一些名宗大族对修谱不重视，他说族谱“有作于前，有续于后，斯其族为有人矣。世之名宗大族承休席宠，岂无才且智者，杰出乎其间，然所致美以夸耀一时，不过服食舆马宫室玩好而已，至伦谊所系如谱牒之类，求其有能究心焉者，指其可多屈乎？”名宗大族把心思用在谱牒者还不很多。当然，如同前面叙述的，宗族强盛不仅要修谱，更在于有人。罗钦顺在《中塘张氏重修族谱序》指出：“夫君子之作谱，盖本于尊祖睦族之心，而以维持久远无穷之计，然而犹虚器焉，族者所以睦者人也。”罗钦顺还把修谱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措施。他认为：“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亲以恩亲，分以义正。自宗法废，而宗无所统，犹赖世之仁人君子作谱牒以联属之。”？所谓“王化”，即儒家理想化的社会秩序，是通过睦族开始实现的，而睦族在宗法制废除后，要靠谱牒维持。他在《义城黄氏重修族谱序》中也说：“盖闻人道莫大于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既废，而收族之要，惟赖谱牒而已。”他还具体指出族谱的收族在于可使族人一同而相爱：“夫君子之作谱也，其心诚厚于仁，非以为观美也。万支一本，万派一源，视万犹一者，君子之本心，而谱者所以会万于一也。凡族之有谱，将俾观者皆知其本源之同，而辨于支派之异，虽异而同，则恩不可以不笃，虽同而异，则分不可以不明。其相爱也，有恩而相接也，有礼则宗法虽废而其族之所以睦，亦将无异于先王之时。盖谱之所系其重如此，而可以无作乎！”族谱所系，事关王政，自然重要。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人伦之明，风俗之厚”，他说：“族之有谱，所以著本原，详支派，别昭穆，辨亲疏。人伦之明，风俗之厚，实惟有系于此。故自昔知礼之君子莫不以谱牒为重，前有作矣，后必从而续之，凡以为久远无穷计耳。”通过罗氏谱序，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族谱文献学方面的一些情况。关于族谱内容体例，《曲山萧氏族谱序》增修，“惟于谱后别为事迹志，具载族人之显者本末及所得累朝诰敕，至于祠宇、祭田有关萧氏世德者，皆附录焉”。该谱除世系外，有《事迹志》和附录。《事迹志》当是借鉴志书体例。《南安林氏重修族谱序》介绍是谱：“首姓原，次世系图，又次世传，以及衣冠图、恩命录之类，凡十类，为一卷，卷如其类之数焉。”该谱分类有十项之多，比较细致。关于族谱的书例，《中塘张氏重修族谱序》说：“凡其生卒之岁月，娶某氏，葬某地，子男女几人，各详注于名字之下，而阙其所不知，可谓慎矣。”？详于族人履历的记载。《永新甘氏重修通谱序》指出：“自签判始，每五世为图，一如欧阳氏谱法。然犹溯及钤辖，列书其世，以识其所自来。至十六世而别为六堂，子孙益重，则堂各为图，以便考览。或徙居他处，赘入他姓者，皆谨书之，名之曰通谱。”记载了通谱的编修方法。《重修罗氏宗谱序》还论述了家谱与国史的关系：“史为国谱，谱为家史，谱史之相为重。”此外，泰和宗族还兴五世图之作，如罗钦顺为人写过《上模曾氏五世图赞（有序）》、《秀溪张氏五世图赞》，后者为房谱。
明中叶的升平之世，促进了族谱的续修。罗钦顺指出：“窃惟文物之兴坠，虽系乎人，然其机未始不由于世道之升降。当元氏之乱，上下分崩，史多缺文，族无完谱。比国初平定，虽有贤者拾残补缺，惓惓焉不遗余力，然亦安能遽底于明备乎！迨兹累世隆平，文教洋溢，不惟朝廷之上遗文坠典一皆讨论修饬，以成焕乎之治。至凡民间族谱家乘可以昭先德垂后规者，或开其源而未竟其流，或但为一人之私藏，而未为一族之公器，亦往往旁收博采，灿然成编，锓之于梓，而公之于其族矣。虽然族之大贵乎保之有道，时之盛贵乎出而有为，保大乘时之具，非诗书礼义何以哉。”与修谱同时，一些宗族还有其他建设，前引《曲山萧氏族谱序》附录所增为祠宇、祭田有关宗族制度的内容，说明宗族制度的发展。《书院罗氏族谱序》说该谱修纂者尔辅“尝置祭田、学田及役田，皆所以维持宗族子孙久远之计”。？重视设置族田。罗钦顺也曾赞扬设立义田，希望“树之风声，以耸动四方”。
罗钦顺的宗祠祭祖论
《整庵存稿》卷二载有罗钦顺的三篇祠堂记，藉此我们可以考察当时宗族建置祠堂的情形和罗氏对建祠的看法。
其一，泰和西平胡氏祀先堂的事例。据《胡氏重建祀先堂记》可知，胡氏有旧堂，族之显者，镇江通判学固鉴于“敝且隘，上无以妥祖考之神灵，下无以容子孙之拜起”。于是进行改作，首捐俸金五十两倡导。族人端威身任其成，根据族人的财力平摊，凡成年者各以比例出钱，又筹资一百五十两。胡氏以二百余金，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重建成一座堂四楹、寝室二楹、带有廊庑厨库的祠堂。该堂“宏伟高明，加于旧数倍”。罗钦顺为胡氏甥婿，当胡氏请其为祠堂作序时，欣然命笔。
罗钦顺在记中对祭礼有一段重要论述，反映了他的祠堂祭祖观念。他提出：“窃惟古礼之幸存于今，才百什之一二，其涉于形器者虽可概举，至于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处之当为难。姑以祭礼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则岁周于远祖；如晦庵朱先生所定，惟时举于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礼学之宗，而其所出乃不同如此，有志于礼者可不审乎！今吾乡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礼之行，各有所受。盖周及于远祖者，近代之祭颇略而不专，致隆于近代者，远祖之祭或废而不举，揆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于一本，心同萃一堂，则自始祖而下，岁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祢而上以至高祖，则当各随所继而于时祭每致谨焉。庶几远近有伦、恩义兼备，虽不能尽合于古，亦当无大谬已。然区区之见，未当就正于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镇江之事，进阶奉训大夫以归，其族人又多读书知礼，幸相与参酌余言而审处其当，使礼之行而乡人颂焉。曰胡氏祀先不苟如此，则岂不有以增于斯堂轮奂之美，而垂永世之规哉！”由此可知，罗钦顺是把祠堂祭祖作为礼制讨论的。他认为程颐主张祭远祖、朱熹主张祀近祖均值得重视，在泰和大族建祠堂普遍，所行祭祖礼受到程朱影响而各有不同，不论强调祭祀远祖或是近祖，均有偏颇，不符合人情。他主张始祖而下的远祖当岁祭，高曾祖祢近代祖先由其子孙时祭。如此兼顾了远近恩义。罗氏也知道他的主张不能尽合于古礼，且未同研究礼学的人讨论，但是他仍然提供给建祠者参考，并被采纳。罗氏还把这一礼学实践，视为垂永世之规，表现出相当的自信。罗氏之所以提出折中程朱的主张，既是保存二者的精微之深意，也是从人情出发制定礼仪，坚信无大谬。
其二，广东肇庆高要陆氏祠堂的事例。据《清塘陆氏始迁祖祠堂记》可知，陆氏世居高要大路里，宋季之乱，文镇始迁清塘。文镇死后葬大路里的蛇州冈，有腴田二百四十余亩供祭扫。明代族人陆汝为“既谢灵璧教事而归”，率其族人创建祠堂，祭祀始迁祖文镇。陆汝为向族人提出：“礼严报本，有如府君（指文镇）功德，子孙盖百世赖之，祭之岂可不以礼？家无祠而祭于墓，如礼何？”受到族人赞成，于是在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年）建成墓祠。“堂六楹间，有门有序，其制高敞宏深”。每年清明节祭祖，“族有大事则亦于此祭告”。该墓祠是始迁祖祠堂，墓祭始迁祖汉唐以来已成习俗，但是建墓祠祭祀始迁祖尚有争议。罗钦顺在记文中有三处对该祠加以评论，一处说祠始迁祖是“盖以义起者”；另一处讲“斯祠之建，诚可谓合于义矣”；再一处认为文镇享受子孙祠祭“礼亦宜之”。看来罗氏也认为该祠并不合于古礼，而主张礼以义起，可以从权处理。罗钦顺与陆汝为“尝有科场之旧”，故从其请而作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