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留家四旬即行，至今抱愧恨未已。族兄叔邍第四子之芳来北京，将归乞言，故书吾之耿耿者勉之，使务学为善，庶不辱其先，汝勉之哉！归见同宗子弟，其悉以耄言励之，如能用吾言，非独老人有光，吾宗有光。苟不用吾言，或忝先世，非独不可见先祠，吾亦不愿见之，汝往勉之。”士奇对后辈晚出的失望跃然纸上，一纸难尽！不得已发出“惧吾宗之衰也”的哀叹。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其长子稷，“尝侵暴杀人”，有“横虐数十事”，受到朝廷惩处。名重天下的朝廷老臣，面子被不肖子丢尽了，年近八旬的士奇遇此打击郁积成病，他意识到维持故家更形重要。早在稷出事前，士奇就曾告诫他：“乡邑近年故家子孙皆以纷争产业交恶，此吾所甚薄者，汝宜戒之！汝宜戒之！”可惜杨稷一意孤行，酿成大祸。
杨士奇临终前，作《示长新妇（九事）》，对保持家风进行最后努力。他与杨稷的妻子说：“我今年七十有九，只为稷不孝违背父训，专交小人，作恶犯法，今得死罪，致我受气成病，渐至危，殆亦不过年间必死，理无疑也。汝吾家长妇，今家中之事一一付尔掌管，一家大小长幼皆付托汝，汝需每事尽心。今遣归发落数事，可皆遵依，行之勿违，切不可听信小人之言，有所改易，切记切记。一、田土多则税粮科差繁重，必至累子孙破家荡产，苦害难胜。即尽弃远乡田土山塘，皆不可要，近乡田土池塘利薄者，亦不可要，或还原主，或卖与人，皆须作急发落，不可听小人邪言，依阿不舍，至嘱至嘱。一、吾儒者之家，不可思量要富，户下田不许过百二三十石，户下粮不许过三四十石，尽足岁用，切。
不可过多。过多则后来必累子孙，为父母不可无远虑，切记切记。只是许多钱粮在户，后来科差子孙也，自难当。”士奇所言九事的头两件事就是如何保家，他告诫占田不可过多，不可思量要富，表面看是为避免科差之累，实质是坚守儒者之家的“文行”传统。士奇接着便说了我们曾在前面所引的——把自己收集的各种文献作为传家之宝、培养子孙读书不绝读书种子的话。总之是仍要成为故家。事实上故家的传统是很难一下子割断的，士奇的这些家训本身就已成为故家传统，教示、激励着后人。下文将要谈到的杨氏子孙不断有出仕者修谱就是一个证明，士奇可以稍慰矣。
士奇的宗族观也得自于自身的家族史。泰和人梁潜评论杨氏说：“惟杨氏之先世有盛德魁杰之人，其文章政绩蔚然有声于时。及其后也，遭世之乱，仓皇山泽之间，悲歌而流涕者，其言亦足以自著其志。盖太平之际，贤者皆乘时而用，及其乱也，皆沮塞而困穷，此势之所必至，无足怪者。大明之盛，杨氏之后人又以其学兴，至今学士君遭蒙主知，遂掌纶命，兼侍青宫。其清操雄文，足以追继先烈，恩典所加，贲于前人。”梁潜还说：“在吾邦世家文献鲜有过杨氏者，方宋元间杨氏所居台榭之壮接乡间，田园之富连阡陌，及丧乱起，凋落而消亡者多矣。独诗书礼仪之泽浸润涵蓄，沛然而不竭。予获与侍讲君同侍禁林，君之曾大父吟窗公以廉洁忠厚著声前代，累官翰林待制致仕，事在《元史·循吏传》中。吟窗公诸子如平洲、如望之，皆擅能文章。然皆遭时之乱，卒死于穷困，不得大振耀于时。今侍讲君生逢治世，列位清华，方受知圣上恩遇尤厚，而其从子相又擢进士第，居翰林。父祖子孙百数十年既偾而复兴，既坠而复振，何其盛哉。吾于是乎有以观君子之泽矣。谱之作徒然哉！”杨氏在宋代已成名族，特别是士奇的曾祖在元代官翰林，名重一时。但杨氏在元季衰落，至杨士奇重新崛起，振兴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士奇非科举出身，一岁丧父，由外祖父教授学业，孤贫力学成名，因出色的文史才华被荐入翰林。他的成功的确与家学家风分不开，士奇幼时，母亲教导他：“吾初归汝家，见汝父昼夜不辍者四书诸经，余力则玩子史，汝今宜专事经传，未可泛阅，枉费日力。”并说“人居世未必长贫贱，亦未必长富贵，但贫贱入富贵，非读书而未易得也。”又说：“自我归汝家，耳闻目见杨氏仕者，皆以儒术进，皆秉廉洁，从来无以赃败者，虽家贫而誉好，汝曹勿坠也。”外家陈氏亦是世家。外祖父、母亲对士奇良好的教育，祖传的故家遗风，均影响他产生以故家论为中心的宗族观。
杨士奇给予本族及当地以相当的影响。杨氏族谱不断续修，明嘉靖年间，泰和人欧阳德说杨氏谱：“正统丙寅（十一年，1446年）评事德敷复修之”，今余百年，“续成新谱，其义例一遵文贞之旧，盖不能有所加也。论者狃于所见，乃谓古圣经训、时王政典犹未能人人兴善惩恶，谱区区未必为益。夫亦弗思尔矣，离逖他邦者闻乡音而喜，邂逅相犯者俄而知为同姓，遽惭悔自释。况谱之为教萃之于未离，和之于未隙，比于铎徇箴诵，不犹愈耶？兹文贞公所为拳拳者乎！公曾孙行人海、玄孙选主事载鸣，方缵成先德，响用于时，中兴休运，又将竞起而翼襄之，以益昌厥家。”可知士奇后人仍其谱例不断续修族谱，乡人以士奇重视修谱而批评忽视修谱者。士奇曾玄孙秉承先德，出仕中央，杨氏后继有人。杨德敷正统年间所修谱，有泰和人王直序言，谈到杨氏在宋元之际的盛况：“允素乃徙泰和，世以宦学显闻，后十七世有三人者联贡于漕，同授登仕郎，声称赫奕，杨氏之一盛也。”有助于了解杨氏在吟窗公以前的宦学。王直并高度评价了杨士奇的修谱活动：说他“惓惓于谱牒，以著其本，联其支，此仁人君子尊祖敬宗之道也。夫故家令族之所以光明硕大而不至于泯没无闻者，以谱牒传焉耳”。把不断修谱视为故家令族的标志。王直还认为“德敷明经取进士，今为大理评事，续著此谱，以成公之志，其贤可知矣！”肯定士奇宗族观念对后世的影响。事实上，杨氏在正统和嘉靖两次修谱之间，于正德年间还修过一次族谱。泰和人罗钦顺《泰和杨氏重修族谱序》说：“杨氏之居泰和，世久而族益蕃，遭元季兵乱，谱牒无复存者。国初乱定其族有隐君子曰与芳，尝追忆旧闻，旁咨故老，辑为谱图一帙。及太师文贞公出，乃据以作谱，用联属其族人。其后叙州太守德敷君因而续之，皆有版本行于其族。迄今正德丁卯（二年，1507年），又六十余年，后生绳绳，已多斑白之老，而名字犹未有登载，其承传序次，将久而或淆焉，谱其可无续乎！于是义官光序君慨然以为己任，顾族人散处不一，远或百数十里，或占籍他郡，乃驰书遍访，尽得其详，既克成编，将复锓诸梓而属序于余。”他称赞杨光序“能上体文贞与叙州之所用心，而惓惓以谱牒为重”，“无忝其世德”，不无感慨地说道：“杨氏之世德盛矣！”由上可知，泰和杨氏以修谱为世德，自杨士奇之后，于正统、正德、嘉靖年间不断续修，并请泰和人王直、罗钦顺、欧阳德先后作谱。
序，以光大祖德激励后人。此三人均是进士，都曾任官尚书，他们的谱序对教育杨氏族人、增加杨氏族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王直、罗钦顺、欧阳德的谱序也有弘扬世德、修谱以传承故家的共识。特别是罗钦顺还指出：“君子之所先，莫大于文行。诚能汲汲焉用力于此，有行以为本，有文以为华，将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余地乎！莫非文也，而谱牒亦其一事，凡族之谱牒，非有才子孙出，盖亦莫能修之。谱牒不修，则本源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雍穆之风，鲜不微矣。前代虽有显者，其风声事迹亦不复接于耳目，又安知践修之责之在于我，求其能免于卑陋而聿进于高明，岂不难哉！故善观人家族者，即其谱牒之废举而其昌大与否，亦自可见。”罗氏关于“文行”和谱牒与世家关系的论述，与杨士奇的有关看法如出一辙，使我们看到泰和故家的传统和杨士奇对后世的一定影响。
小结
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对宗族和修谱的论述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故家情结。他的族谱序跋富有历史沧桑感，描写出一幅幅故家盛衰消长的图景，展示了世家名族顽强的生命力。他的族谱序跋洋溢着对诗书、仁德传家的礼赞，揭示了望族存在的基础在于文化的传承。士奇笔下泰和、吉安等地的宗族，主要是些故家，他们正是依靠世传文化取得科举和政治上的成功、维持望族的地位并进入政界和上流社会的。士奇出生于元朝末年，闻见了泰和及吉安大族的衰败，经历了破落家族的艰辛生活，也看到了世家名族的复兴，品尝了重新崛起的喜悦。他的故家论充满士族的自信与优越感，充满对富贵暴发户的鄙夷，与易代之际高岸陵谷的社会现实分不开。通过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我们看到明初泰和及吉安宗族势力的强盛，这些宗族有不少出仕者，有的还位居高官，他们有因婚姻、师生、科举、同朝等关系结成社会网络，泰和及吉安是一个士大夫宗族为中心的社会。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虽然也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更多而且更重要的是探讨故家的维持与发展，将修谱的实质定位于延续故家的传统。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的特色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