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泰和县的人文环境不过是吉安府人文环境的一部分。本文疏不间亲，贵必下贱苍头、臧获长子孙，数十世名义相续属不绝。家范肃于刑律，乡评严于斧钺。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流风遗俗，盖庶几西京成周之间焉。”反映出宋明之间吉安府人文气象和世家大族的盛况。这里文风特盛，世家大族修谱建祠具有普遍性，官宦与贱民等级森严，士农分野清楚。明初吉水人也谈到当地的文化家族，他说吉安府：“吾郡多士族，一门之间，父子昆弟以文学、宦业显名者，前后相望。”又讲吉水县：“环吉水百里之疆多儒业，环吾乡远近之间多世族。儒业多，故宦达之士隆；士族多，故诗书孝弟之习盛。余所居之乡曰同水，一郡之地以里计之十有五，以户计之一千五百也。千五百之户著姓，盖十之七八焉。”可知明初吉水及吉安世族之多，儒业之盛。关于吉安谱学与欧阳修的关系，万历时泰和人进士郭子章说：“吾吉自欧阳文忠公以来，创为谱式，乡人宗之。”泰和及吉安的修谱在欧阳修以后形成传统。
杨士奇热衷于修谱以及宗族事业，他提出的以故家为中心的族论和谱论，既有泰和以及吉安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是对自身家族历史和宗族活动的总结。士奇除了前述在永乐初年修有族谱等多种谱牒以外，还于宣德八年（1433年）复建祠堂。杨氏故有祠堂，元季毁于战火。士奇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晋官，禄赐加厚，于是复作祠堂。他说：“吾高祖以前居邑东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学宫之北，居与祠堂作焉。作四十年而毁于兵，又二十年而沦于异姓，又五十有余年，而余始克复之。祠成祀四代，岁时行事，悉遵朱氏礼。”士奇早在永乐时就已修谱，而复建祠堂直到晚年才实现，可见修祠之不易，更可见他一生都在从事宗族事业。士奇也提倡建祠堂，江西饶州浮梁李氏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建成祠堂，士奇在其祠堂记中指出：
“礼营宫室先宗庙，家造先祭器，急所先也。而后世士大夫率因陋就简，朱子始定祠祀之礼。然世之遵用者不数数见，盖有识者所谓喟然太息者也。李氏文献数百年，至奉化能颛颛于此，非仁人孝子之心乎！”他肯定朱子的祠堂之制，表彰李氏，倡导修建祠堂。吉安安福茨溪刘氏于宣德三年（1428年）建成祠堂，祭祀四代祖先，其制度礼仪悉遵朱子《家礼》。士奇应邀撰写记文，他指出：“朱子以庙非赐不得立，遂定祠堂之制，于是重水木源本者，皆得伸其追远报本之诚矣。然世遵用之者犹鲜，盖非惇仁尚礼之君子不能也。凡世老释之宫有作，率得名公巨人为之记述夸诩。祠堂者，知礼复古之为，其系于人心世道非细故也，其可无记？”他赞扬朱子祠堂之制，为了人心世道写记文倡导建祠堂。福建福州侯官姚氏故有祠堂及祀田，历兵革皆废，宣德七年复建。士奇闻而叹曰：“此王化所关、士行所始也。祠堂本于文公，念人子皆有追远报本之心，而行礼亦必有其所，故约古而为之制，其视古盖简矣。然世士大夫家虽有禄者，能遵用之已鲜，岂其智与力有弗逮欤？孝哉乎！”批评士大夫不建祠堂是不孝。姚氏和刘氏的祠堂都建于宣德年间，也与杨氏建祠同时，李氏于永乐最后一年建祠，与宣德年号中间仅隔一年，距士奇建祠堂不出十年。这四座祠堂均在15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十年间建立，可能不是巧合。这时明朝建立五十余年，随着社会的稳定和新朝崛起的士大夫进入权力阶层的鼎盛时期，显示家族势力和实力的建祠开始受到重视。从士奇的论述看，当时建祠者很少，然而他称赞有加，大力提倡。士奇还重视家范的作用，他为江西乐平《虞氏家范》作序，探讨家教之于故家的关系：“夫所重乎故家者，谓世有德善其一家之间，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戚疏各敦其道，雍雍乎和也，肃肃乎敬也，秩秩乎无相逾也。上历高曾，下暨曾玄，暨十数世传续不已，此可为故家。而岂徒富贵之谓哉！二百年来世推浦江郑氏雍睦之行无异词者，盖其感化之有自，防范之有作，不然何以其能行之久而不隳欤！今观乐平《虞氏家范》，其有闻浦江郑氏之风而兴者欤！”士奇对《虞氏家范》的肯定，在于家族规范可以感化、防范家族成员，培养世德，保持世家。他视《虞氏家范》为浦江郑氏之风而兴，欣喜异常。
杨士奇也非常重视教育本家族成员。《东里续集》卷五三为“家训”，篇幅不小，收有《训昇侄》、《嘱付侄昇缘路事宜（二十二事）》、《训旅、鹓、艮、稷（八事）》、《训侄与子》、《训东城诸侄（十三事）》、《与东城诸侄侄孙》、《训康甥孟嘉（十六事）》、《赠言示侄之芳》、《训子默识》、《吩咐子及昱、暠诸孙（十二事）》、《示长新妇（九事）》、《遗训》训示多篇。其中《训子默识》内含《到家当修敬者（七事）》、《当力行者（八事）》、《当谨戒者（十一事）》三篇；《遗训》内含《正统二年病中写（八件）》、《正统九年三月治命（七件）》二篇。这些训示主要是写给子、侄、孙的，内容以安排家族琐细事物为多，不过士奇最强调的仍是“文行”。如《训旅、鹓、艮、稷（八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其内容如下：“吾家自高曾以下，子孙皆至亲，须敦睦，患难相恤，贫窘相助，过失相规。如有不受规益者，众共责之，卑者众共笞之，必尽公道，乃可使服。今条列数事，以示汝兄弟遵守：一、须访求有德有学之人为师，以教子侄，择其资质颖悟者教之以治经，次者教之读书讲解、习诗文杂学，必皆教之正心修身、事亲处人之道为本。一、祀先事亲，已有定规，不许怠慢，陷于不孝。一、凡公事不许干预苟利，以辱家门。一、闲常时须勤励子侄，使贵义贱利，务善循理，亲近正人，勿交俗辈。一、子侄有善行好学者，众共礼之重之，若有分外不律不受训诫者，稷会诸兄弟数其罪而笞之，不可容恕，如又不悛，明告于官，请治以不孝之罪。一、教子侄须要处友待下皆宽厚，少饮酒，盖贪饮者未有不乱性背理，处人之法，谦虚忍气，无不得吉。一、旅、鹓、艮、稷须同一心，有狠戾自异者，众共攻之，攻之不改者绝之，不为兄弟。一、兄弟本同一气，不可听妇人言，以伤至亲之情。”第一、第五条均强调培养子侄德学兼备，第二、第三、第四、第六诸条是对子侄德行的要求。关于德行《，与东城诸侄侄孙》中说“凡事重义不可重利”，《训康甥孟嘉（十六事）》的前三条也讲：“一、第一件，常常检点自己身心，要在道理上出一言、行一事，背了道理，便不得为君子，若出于一时失错，便猛思改过，终身痛以为戒方得。一、大凡修身慎行，皆须自己着实下工夫，不可毫发放过，放过便非着实，今人无自着实工夫，只是修饰外面，要别人道好，而不知尽为有识者所窥，遂指为小人，此是立身根本。一、闲暇勤读书，考古人嘉言善行，体而行之，常亲近正人，虚心以请益焉。然人之邪正未易辨识，大抵行止端庄，语言合道，言不及利，便可亲近。若好谗人谀人，议论不正，谄媚取容，言不遗利，此小人也，须远之远之。”修身养性，重义轻利，做正人君子，是士奇对后辈的要求。
关于学养，《训东城诸侄（十三事）》中说：“祖宗所遗一应碑铭行述、诗文稿草，片纸只字，及家乘谱牒之类，并委鹓收掌爱护，不许损坏，但略有损坏，即是不孝。盖此系吾家传世之宝，子孙所当谨守为是。鹓继伯威兄之后，系宗子房下，故当掌之。”又说：“各房子孙宜严督之读书，不可荒废，切要切要。”在士奇看来，子孙读书是切要之事，祖宗遗文为传世之宝。这一主张还有更具体的贯彻，《示长新妇（九事）》中指出：“家中所藏敕书、诰命、御笔画及一应书籍文字、法帖图画，皆是我平生性命心力所得，家中务要常常爱护，须是汝亲眼同孙子小心勤勤看过，遇梅雨晴霁，则须晒晾晒晾后，还亲自整齐收拾，亲自锁钥封闭，此是吾传家之宝，绝不可借与人看，虽至亲之人，亦不许借之，紧要紧要！更不许信付昱子，须是新妇一一亲自整理。”士奇把自己收集的各种文献也作为传家之宝，视同生命。他在《示长新妇（九事）》继续指出：“家中子孙不可断绝读书种子，须延好先生教诲，须严且勤，为母不可慈爱护短，事师礼须厚，学俸须要实效，不可少欠。”士奇对培养子孙读书可谓不遗余力，把不绝读书种子作为世家的命根子。
令人遗憾的是，士奇为宦在外，至正统四年（1439年）南归展墓，阔别家乡四十年，对子孙的教育虽不断有书信传达，但鞭长莫及，效果并不理想。《赠言示侄之芳》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吾杨氏世守礼仪，服诗书，仕者有廉节，处者有善行，居西昌数百年，皆无敢辱其先者。吾去乡四十年，今春始遂一归，宗人老长物故且尽，后辈晚出，行有违于先者多矣！为之短气索然。虽召而训之饬之，其习惯成性，安能必其我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