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故家论的宗族思想，杨士奇阐述了族谱的重要性和对族谱功能的看法。他认为族谱是世臣巨家的标志，他指出：“族谱之作，所以明世次，别疏戚，著其所自出，而表先烈启后昆之意，亦具乎其中。故凡世臣巨室之家，皆有谱，而谱非有良子孙则莫能举而修之也。”又说：“后世宗法既废，世臣巨家重尊祖敦族之心者，皆本诸此，以作谱牒，以约其族之人，俾皆由于孝弟。此故古人忠厚之意，而非有贤者则不能为之也。”？修族谱是故家承前启后、约束族人重要措施，但是只有贤良子孙才能为之。拥有光荣的祖先和历史以及清晰世系的族谱，也是故家世族与暴发户的区别之一。《南径胡氏族谱序》反映了杨士奇的这种看法：“谱牒之作所以亲宗族也，世道泰民俗厚，则谱牒盛行。比年士大夫家率有谱，足以为世道人心喜，而孝子慈孙不失其良心者，传信传疑，不肯毫末损益。如崛起骤出者，欲与故家世族相颉颃，往往攀贤援贵，以自矜大，而舛谬错乱不自知者，君子不能不为之兴慨也。”？但是“比年士大夫家率有谱”的情形在明初已不复存在，他指出：“今世士大夫家能存其谱牒者，什裁三二，或遭时多故，丧失不存；或虽存之，而无贤子孙为之辑理，卒使后世无所于考，斯二者皆可谓不幸也已。”号召今世士大夫家贤子孙以辑理谱牒为当务之急。
昭先启后是杨士奇对族谱功能的重要概括。他指出：“盖谱之作，所以尊祖厚族，而实寓昭先启后之意。”他又强调：“谱牒虽以考本源、辨亲疏为义，而昭先德、警后裔之意亦具矣。”昭先警后与昭先启后并无实质性区别。这一概括是对族谱功能传统说法的新阐释，实际上是基于他对维持故家的主张。而他的《荷山刘氏族谱后序》可为“启后”作注脚：“夫世家大族其声名文物之盛，历时变故，而子孙孙子卒能继继愈引弗替，虽本于忠厚之泽，亦繇谱牒之著有以启之矣。彼其见先世积德累仁，蜚华腾茂赫赫炳耀乎前，而顾己有未能焉者，必将惕然思起而继之，以不辱于后。此为人子孙苟有志乎善者所同情焉，然则谱牒之作岂小补云哉。”族谱可以启后，在于通过先人的仁德激励后人，人情向善，族谱作用不小。
士奇在多处论述了族谱与仁德的关系。他说：“宗族盛者必有谱，所以明源本、别疏戚，盖有裨于人心世道者也。使知尊其所尊，亲其所亲，斯孝友睦姻之道行焉。然谱非仁人不能作，仁道之行，本于身始于家，故谱者仁人之首务也。”孔子说过：“仁者爱人”，族谱寓尊、亲孝友睦姻之道，为“仁人之首务”，可治家睦族。《邹氏谱序》更明确指出此点：“谱牒，君子以仁其族之器也，本乎孝弟之心焉。盖君子无往不用其仁，而行之必自家始，此谱牒所繇作也。”关于谱牒产生仁，他说：“夫祖者吾之所从出，族者吾之所同出，必资谱而后明。有谱斯水木本源之心存，孝友睦姻之道行，故谱者为仁其家而作也，非有贤子孙不能。”认定世系可使人心存水木本源观念，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族谱寓尊、亲孝友睦姻之道，可以为仁其家。所以，水木本源是宗族的基本观念。他在《太原徐氏宗谱序》中对明本源又有所展开：“宗谱何为而作也，所以明源本辨戚疏而作也。譬则木焉，柯敷条析，益散而益蕃，其实原于一本。一家之亲自同气至于一从再从，至于无服，至于途人，益离而益远，其实出于一人之身，自一人之身而至于途人，谱何可无作也。”明本源即强调一本，收族人于祖宗以来的世系中，进而产生仁这一维护宗族人际关系的德目。
族谱与仁德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治家睦族，杨士奇还把修谱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措施。他认为宗法制崩溃后，维持宗法精神主要依靠谱牒，他指出：“自宗法废，赖谱牒之行以维持人心，纪纲俗化，为世道之助。”因此，修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维护社会秩序政治模式的具体化。他还说：“吾尝谓，世谱者所以仁其家也，士君子少而学也，其志固望上以事君，下以及民，然能仁于家而后能仁于国，仁于天下。能孝其亲，而后能敬君，能惇于族而后能惠民。盖道修于身举而措之，必自内以达于外也。”这一论述很政治化，在杨士奇的谱论中不多见。他又指出：“盖宗法废而族谱行，庶几犹有古人仁厚之意。夫仁厚用于家，则可以善其家，用于乡则可以善其乡，推而用之，可以兼善，谱固世道之所重也。”强调修谱善家、善乡以及兼善天下的作用。《丰城李氏族谱序》也很政治化：“天下之治，本于亲亲，故先王之世特重宗法。后世宗法废，士君子笃意于谱牒，盖亦先王之遗法，而敦本之道也。谱牒明然后源本不昧，疏戚不紊，而孝友慈睦出于仁爱之良心者，自不容于已矣。仁爱施于家，推而及于民，又推而广之，天下之治所由以兴，谱牒非有关于人心世道者欤。”把修谱作为天下大治之本。
杨士奇对族谱还有一些文献学上的论述。杨士奇认为族谱即家史，谱法应借鉴史法，修谱贵纪实。他说：“家之有谱，犹国有史，贵纪实也。史而不实则诬，故良史不知者必缺。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以见古人慎重之意。谱者，纪吾宗本源之所自，支派之所分，尤当慎重者也。儒先君子之为谱，莫善于欧阳文忠公，欧谱阙其七世，盖纪实也。”把“不知者必缺”作为良史的基本要求，推崇欧阳修的谱法。纪实即存真求实，对祖先负责。反映在修谱态度上，就是要“谨”，也就是上文中所说的修谱当慎重。他指出：“古者宗法行，人皆尊其祖敬其宗，而俗化以厚。后世宗法废，人犹不忘其尊祖敬宗之心，不沦于薄俗者，则赖谱牒之行也。故谱牒可以系人心敦化本，而仁人君子必至谨于斯焉。然更世多故，迁徙不常，传历既远，统系之不明，代序之不知，亦理势之所有，惟仁人君子则著所可知，而缺其所不可知，又谨之至也。数百年来士大夫著谱可范世者，庐陵之欧阳氏、眉山之苏氏。欧阳谱凡二十世祖，而缺其中七世，苏氏自高祖以上失其传，谱录始于高祖以下，此皆著其所可知而缺其所不可知。其心固以为，一家之中其事孰有重于尊祖而敬宗者，其可以不谨乎！故曰仁人君子之心也。岂如薄俗夸大喜高而冒昧无实者之所为乎。”“谨”的重要性在于“谱牒可以系人心敦化本”。
因强调修谱贵纪实，所以反对修谱中的援引矜诞。他批评当时的谱弊：“今之人之为谱者，往往藉是以著其先世华显闻达，以耀于人。人即其先世未尝华显闻达，则旁求远掇，谓他人父，谓他人昆，若拜郭汾阳之墓之类，以务张其声光，若是谱无作可也。”又说：“吾观后世作谱，无援引矜诞之弊者鲜矣。”？对于有久远历史的故家，则主张要详叙世系源流，并不畏世俗非议，如同不知者必缺一样，也是纪实。他还指出：“近世士大夫家著谱牒，其有所考据者，自源徂流，百数十世，若指诸掌；其无所于考，则断自所可知者而著之，而不敢妄有援焉，其于义皆当也。而流俗之人挟其私见，往往互为诋訾。其世系有所从来则曰谬冒耳，无所来者曰贱出也，岂至当之论哉。世固有谬冒者矣，岂可以一二废千百。且谬冒者必援夫圣人以重其所出，夫舜禹大圣人，至重矣！谓瞽鲧非其所出乎？其亦不思之甚矣。故君子之心惟曰：此吾之所从出也，吾有所考征也。吾从而谱之，其为人吾不敢议焉。曰此非吾所从出也，吾无所考征也，虽大圣人吾不敢谱也。盖为子孙孰不欲溯源求流，探其本始而谱之，以系其后世无穷之思。惟不幸而无所于考，乃断自所可知者而著之，如眉山苏谱之作，而岂其所得已哉。”在士奇看来，世家大族的谱系是可靠的，只要有所考征，不必担心谬冒之嫌。杨士奇的上述主张在《瑞安杨氏谱序》有一概括：“作谱之道，明其本详其亲，存其信阙其疑，欧苏所为者盖如此。”对于族谱史的认识，杨士奇还有所论述。他说明了家史的书法：“谱牒者家之史也，必孝友仁人而后知作之。吾之所从出者吾所当尊，吾之所同出者吾所当亲，尊之亲之，则其本末疏戚、或仕或隐、与凡善之可法于后者，皆所当知，于是而录之，以示后人勿忘，故曰：非孝子仁人不能知而作之也。”杨士奇还认为族谱有补史传，指出：“然则斯谱之传，他日太史传名臣述世系者，将有考焉。”杨士奇纂修了本家族的谱牒，在他的笔下，家乘、族谱、家谱这些谱名是有区别的。他修有《杨氏家乘》，他说：“诸父比岁之文，其子孙不知宝爱而亡遗者亦多，其仅存者皆辑而录之，若名贤赠答哀挽之作，及其他诗文有及吾先世者，亦皆录之，冠以谱牒事实，总名曰：杨氏家乘。其首族谱，尊本始也；次家谱，重所亲也；次事实，行之纪也；善行在人，既没不忘，则形诸咏叹，故哀挽继事实焉；次遗文，志之寓也；同志相求，则因文以达意，故赠答继遗文焉；名贤之文，非以为杨氏作，而有及焉者，亦可以旁考行事与其交游，故列诸附录终焉。凡二十卷。不填卷尾者，俟续得而录之。得有先后，故录不能以序也。”可见“家乘”是含有族谱，家谱、事实、哀挽、遗文、赠答、附录以及空白页的“余庆录”的谱牒形式，实质是谱系加上文献。关于“族谱”，据《泰和杨氏族谱序》宋人杨辂为庐陵杨氏始祖，其后五世，允素由吉水始徙泰和，为泰和杨氏始祖。“泰和杨氏族故有谱，刻石置县西延真观，元季，观毁于兵，石坏，刻本亡逸，士奇求之二十余年不得，近得族父与芳翁寄示所修谱图一帙，其间传系失于接续者亦多矣。窃惧其益久而益废也。乃本谱图所载，准欧阳氏五世以下别自为世之法而统录之，其传系失于接续者，皆仍旧位置，而详注于下方，庶几延真刻本有出可以参补，名曰：泰和杨氏族谱。於乎，即谱而观，繇庐陵府君迄今凡廿有三世，繇允素府君始迁泰和以来十有八世矣。”该族谱保存并详记始迁泰和以来的世系。据《题杨氏族谱后》说，此谱作成于永乐六年（1408年），系历时六年乃成之作，有刻本。此外，士奇又于永乐七年作族谱图，“而欲广其传”。又据《重修族谱图序》：“此图上自府君辂始迁庐陵，以再迁泰和于今廿有三世，其间或书字、或书名、或书行、或书号者，凡四百九人，失其字名行号但书某以识之者，十有五人，总四百二十四人。夫谱泰和之族必自庐陵府君始者，尊吾所从出，且旧图之录也。”可见图与谱所记世系是一致的，其主要区别诚如该序说：“图以揭世系，而谱兼载事略。”士奇还纂修了家谱，他在《杨氏清溪家谱序》指出：“吾尝作泰和杨氏族谱，又作谱图，谱泰和之族。而吾高曾以下生卒岁月葬某地、娶某氏、女适某人，皆吾所当志而例不得独详，此家谱所以作也。家谱之作，以详吾高曾以下，而必始于允素府君者，府君繇吉水徙泰和，为泰和初祖，清溪之源也。高曾以下诸父兄弟今多散徙他处，而悉书之者，清溪之派也。”所谓杨氏家谱，是详记高曾以下世系的派谱。《清溪杨氏先德录》是杨氏谱牒的又一形式。士奇在序中称：“杨世有文献，为乡邑之望。”经元季兵乱，“杨氏故老已尽，而家之断简残帙悉无一存，虽乡之遗老时能道其先德于人，然文字之所记者无传焉。余幼孤，幸内承先夫人之训，外承二三世父及外家耆耄之教，稍长历咨遍求，初得陈心吾先生所著墓铭，次得先公著家传，又次得刘尚书墓表、墓铭二文，最后得欧阳楚公墓碑手笔于赣农家，濒毁之际，真若有神物护之者。又后得史传，遂稡为卷，而益以先父兄事状、墓志、碑传并先夫人慈训录皆在焉。名曰：《清溪杨氏先德录》。首冠于谱，谱必自始祖者，重所本也。今清溪之出多已他徙，而悉录之者详所亲也，清溪杨氏二百年来仕者概具于此”。《清溪杨氏先德录》主要记载了先人或外人有关杨氏先世的碑传、家训等文字及反映杨氏出仕情况的谱系，文献是先德录的基本内容。
关于谱名反映出族谱类型不同，从杨士奇的其他族谱序跋也可以看出。比如家乘以包括文献为特点。《王氏家乘序》介绍该家乘“：首谱牒，其次当时名公所作碑记、哀祭之文及往复赠寄之诗，而其先世所著文章终焉。”家谱为五世左右的支派谱，如泰和严氏在宋庆历年间有名震者，其三子分派，后人于明初“各为家谱，述其本派”。可见“家谱”属于支派谱。泰和袁氏在宋登第凡七人，但袁曾修《西昌袁氏家谱》不具载，“特著其本派耳”。袁氏家谱亦属本派谱。泰和的另一袁氏——宏冈袁氏，存有宗族谱牒，袁本谦“又取自高祖以下至余之子，凡六世，别为家谱”。还有“太仆寺少卿甄德辉作《甄氏家谱》，断自其祖，至其孙凡五世曾祖以上盖不可知”。世系只有五世，故谱名“家谱”。
谱名也有混同使用的情形。如宗谱与世谱无区别，浙江仙居吴氏著有“世谱”，士奇为之作序，序中说看到该谱是“见其宗谱”，将这两个谱名混用。又如族谱与世谱亦相通，《吴氏族谱后》说今世谱始于《世本》，“世谱非有贤子孙则不知作之，吴氏其代有贤者，故记载详明，继继不绝欤”。显然文中世谱即指族谱。《泰和杨氏重修族谱图序》在讲了本族的族谱图后说：“盖世谱凡子孙皆所当务士奇所为此，固有望后世之贤子孙也。”？族谱图可以用世谱表示。总之，世谱既可以包括宗谱，也可以包括族谱，指宗族世系之谱。另外宗谱也有和族谱混用的情形。如杨士奇修有本族族谱，但是他在《瑞安杨氏谱序》中则说“士奇尝续本宗谱”，可见脑海里本宗谱就是族谱。
杨士奇的谱序也记载了一些明初族谱的内容和体例，不过这在杨序中并不多见。《溧阳史氏族谱序》介绍该谱：“其族故有谱及庆传录，今谱因而续之。前为谱图以著代序，后为谱录，以详仕宦葬娶。”？该谱有谱图、谱录。《吴氏世谱序》载该谱：“凡名讳字行生卒葬娶详其所知，阙其所不知，灿然有条而不紊，名曰：世谱。所得历代封赠诰敕及碑志行述之文别辑为卷，名曰：世录挽，附谱之后。”世谱后附有文献。江西新淦邹氏少四者始徙淦之晋溪，六世孙立文又徙韩溪，“孟爵（立文子）所著谱及图凡三：自少四至孟爵之孙为新淦谱，盖重其所出，且以明源流也。自高祖至其孙以下为五服图，又自其父以下为韩溪谱，则厚其所亲，且以辨等杀也”。该谱世系及亲疏关系的二谱一图设计少见，属于创新。
泰和及吉安的人文环境与杨士奇的故家论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泰和多唐宋以来的世家大族，具有人文传统，这些宗族在元末受到重创。但是，诚如杨士奇所论，故家以文学、仁德传家。明初众多泰和家族纂修族谱，与这些宗族的复兴是一致的，而宗族的复兴与族人科举的成功分不开。泰和人状元陈循在宣德九年（1434年）说：“吾邑之士，岁以明经应乡选者，恒数十人，而克捷者亦往往十数人焉。自永乐甲午以迄于癸卯四科，凡六十人有奇，可谓盛矣！其未就礼部试者，尚三十有一人。梁叔、蒙叔、车袁叔、景肃、仰善、罗崇本、某某又皆有志于厚积薄发者，咸冀有以造其极。其于孔子所谓以文会友之意，盖庶几焉。岂独进身之计而已哉！”泰和在明初的上述科举成就令人吃惊，这里科举不仅是进身之计，也是人文传统。在这一传统作用下，故家通过科举在新的王朝重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