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初江西泰和及吉安为中心
杨士奇（1366—1444年），名寓，以字行，号东里，江西泰和人。早孤力学，授徒自给。建文初因荐入朝，历仕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官至内阁大学士，进少师，卒谥文贞。《明史》本传赞语说“：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士奇为“三杨”之首。笔者在阅读士奇所作《东里文集》《、东里续集》时，见其喜作族谱序跋，数量竟达七十多篇，感到惊讶。明初人叶盛也注意到杨士奇叙谱之多：“文贞平生所叙谱几五十余家，自昔文人叙谱，盖莫盛于斯。”？事实上杨士奇所续谱超过了“五十余家”。杨士奇叙谱还有一个特点，即集中于家乡泰和县以及所属吉安府宗族之谱。一个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为家乡宗族写下众多族谱序跋，便于我们深入分析他的宗族思想和认识当地的宗族状况，具有个案研究的价值。而且，士奇所处的时代正值明朝初建的历史转换期，探讨这一时期士大夫与宗族的观念及其状态具有特殊意义。
泰和的宗族与修谱
为了对明初泰和的宗族与修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首先依据杨士奇文集中为泰和宗族所作的族谱序跋制成下表（见第363—366页）。
通过下表可知，杨士奇所序泰和三十三个宗族分属郭、王、蔡、康、陈、郑、欧阳、梁、刘、乐、徐、罗、廖、尹、胡、萧、杨、余、严、袁、张、彭、曾二十三姓，其中郭氏二族、康氏二族、刘氏三族、罗氏二族、萧氏五族、袁氏二族。不过从谱序看，这些同一姓氏下的若干族，出自不同的始祖。
从谱名看，续谱二例、族谱二十六例、宗谱一例、家谱三例、家录一例，家录的名称不普遍，续谱主要表明“谱”的连续修撰，族谱、宗谱、家谱是宋以来比较常见的谱名，在三十三篇谱中，“族谱”多达二十六例，可知明初泰和的谱牒以“族谱”最为流行。在杨士奇笔下的泰和及吉安宗族，谱名不同，其谱之体例和内容也或有所不同（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一般来说，“族谱”记载的包括出了五服的族人。
杨士奇的族谱序跋多说到始祖迁居情形。关于始迁的时间，有十八例比较明确指出了始迁的时代，其中唐代的有第4（贞观）、10（唐季）、24、26计四例，五代的有第8（南唐）、11、13（梁）、25、33计五例，宋代的有第1（宋末）、5（宋末）、6（南渡）、16（真宗）、17（孝宗）、20、21、23（南渡）、31计九例。没有明确记载始迁时代的，除第3、27根本未涉及始迁外，有一些事例可以根据谱序内容作出大致的推断。杨士奇《泰和王氏族谱序》指出：“吾泰和故家，唐宋来文献有传、谱牒有录者，不翅（当作“啻”）数十姓，其自金陵来者七姓。”？其中王氏即属于由金陵来的七姓唐宋故家之一，而第10例的刘氏唐季由金陵徙泰和、第22例的严姓是南唐北宋之际由金陵徙泰和，则王氏亦当在唐季或南唐北宋之际徙来。据此，由金陵徙泰和的第14例廖姓与王氏来泰时间大约类似。因此推断唐宋之际来泰的有2、14、22计三例。再如7、9、12三例，始迁以来世代分别是8、10和9世，参照宋末的第1（6世）、5（8世）例，南宋初第17（10世）、23（11世）例，可以断定第7、9、12诸例宗族大致上始迁于南宋时期。又如第19例士奇本族始迁以来十八世，始迁时代当在北宋。第29例合族而居十数世、第30和32例宋代出过进士，因此这三例至少在宋代迁居泰和。第15、18、28例因记载简略目前尚难判断始迁时代。在上述泰和的三十三个宗族事例中，除去五个宗族未说明始迁时代外，把明确记载始迁时代的18例和根据谱序内容作出大致推断的十例相加，计二十八例。可知其中唐代迁居有四例，五代迁居有五例，唐宋之际迁居有四例，宋代迁居有十六例。换言之，明初泰和的大族不少是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始迁该地的。上述泰和宗族始迁时间的考述以及泰和宗族谱牒记载，与前引士奇的论述是一致的。
泰和宗族迁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躲避战乱，五代避乱有第33例、北宋南渡有第23例、避宋末之乱的有第1例，大致上说，唐宋之际、两宋之际、宋元之际的战乱年代是明初泰和宗族由省外迁入的几个时期；二是仕宦留居，有第4、6、20、24、26诸例，仕宦留居者多是外省人；三是宗族分衍，第17、30是典型事例，谱序中多记载宗族是由府内或省内徙入，如第5、6、12、19诸例，一般来说，这是宗族分衍的结果；四是从妻而居，如第18、20两例，第18例不讳赘居，似可注意。还有的属于综合原因，如第25例实际上是兼有一和二两类原因。
“族况”一栏反映出泰和多望族。不少宗族诗书传家，文献不绝，仕宦显著，第1、2、3、4、5、7、8、9、10、11、12、13、14、17、19、20、21、24、25、27、30、31、32、33计二十四例均是，其中第3、24、30、32、33等例在宋代已有进士，而第2、5、10、14、19、21、24、25等例在明代科宦甚盛。有的宗族虽然不以科宦出名，但婚媾交往多显者，如第9、23例；还有一些宗族，谱序说他们前代曾经兴盛，如第2、22例；而第18例“世富”。这些宗族在泰和享有文化、经济或社会方面较高的地位。
泰和的修谱者中，有的是进士或中高级官员，如第1、2、7、10、22、30、31各例，有的是低级官吏，如第5、6、8、17、26各例，这两项合计十二例。有七例未记载修谱人，塾师、粮长、儒医各一例，其余十一例未记载身份，照情理说应当是族中地位较高有一定文化的人。修谱者多为士大夫。
修谱者或其宗族与杨士奇的关系自然是同乡，其中第2、7、8、9、10、15、22例有婚姻关系，第1、3、4、6、12、13、20、21、29例是世交或朋友关系，第24、25、26、28例是同学或师生关系，泰和一些宗族有在中央任官者，与士奇又有同朝的关系，第7、26例最为明显。没有反映关系的有五例，只占少数。可见通过乡里、婚姻、教育、仕宦、交往等关系，士奇同泰和大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撰写族谱序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这一关系的反映。
关于修谱情况，十七例未记载，十六例有所反映，其中说旧谱不传的有第2、3、11、16、19、22、28诸例，指出属于续谱和重修的有第1、2、3、4、5、7、8、10、11、14、15、16、19、21、26计十五例，属于创修的有第18例。就是说，明初泰和众多的宗族曾经修过谱，这些谱或存或残或亡，他们在过去修谱经验的基础上续修或重修了族谱，也有一些宗族创修了族谱。泰和宗族有较好的修谱基础，同他们望族的历史和人文传统是相一致的。
泰和以外的宗族与修谱
杨士奇还为泰和以外的三十二个宗族作有族谱序跋，数量几与他为泰和宗族所作族谱序跋相等。泰和以外的宗族与修谱状况请看下表（见第369页）。
泰和以外的三十二个宗族族谱序跋有刘、熊、蒋、王、史、李、颜、胡、丘、徐、陈、杨、傅、潘、吴、邹、况、郑、甄、袁、艾二十一姓。其中刘姓二族、王姓三族、史姓二族、李姓四族、杨姓三族、吴姓二族、袁姓二族，这七姓多属于大姓，故重复率较高，不过杨姓三族中有二族与士奇是同远祖或同宗关系。
从谱名看，庆源编一例、族谱十九例、家乘一例、宗谱一例、世谱二例、谱七例、家谱一例。同泰和一样，“族谱”仍是使用最多的名称，而以某氏“谱”的名称出现多达七例，也是可留意的谱名。
各族所在地以士奇同府为多。士奇的族谱序跋中，吉安府安福有第6例、庐陵有第7、13、14、29四例，吉水有第9、10、30三例，计吉安府八例。其次是同省的，首府南昌最多有七例，其中奉新有第2、8例，丰城有第19、20、23、28例，靖安有第25例。广信府上饶有第11例。毗邻的抚州府乐安有第18例，临江府新淦有第22例，新喻有第32例。同省的事例集中于中北部地区。同省除吉安府外计十一例，如加上吉安的八例，总共十九例。丰城谱较多，引人注目，是因为此地人文兴盛。杨士奇曾说：“丰城多前辈君子，吾少而学也，盖景仰焉。仕于朝四十年，丰城之仕京城者又多才且良，不忝其乡之前闻人，吾皆得与之游。”可为注脚。省外北直隶保定府雄县有第1例，河间府庆云有第27例；南直隶扬州府仪真有第3例，应天府溧阳有第5例，苏州府长洲有第24例，池州府建德有第26例；浙江绍兴府诸暨有第4例，台州府仙居有第16、17例，温州府瑞安有第21例，宁波府有第31例；福建福州府长乐有第12例；湖广荆州府石首有第15例。省外的十三例中，江浙地区占九例，居绝对多数，与该地区文化发达、望族兴盛相一致。
关于始迁时间和迁居原因，吉安的事例与泰和的事例基本一致，江西的事例也与泰和事例基本一致。说明江西中北部地区（吉安、临江、抚州、南昌等府）宗族的来源与形成有着共同的背景和过程。省外的事例中，迁居时间跨度较大，汉至明几乎历朝都有，而迁徙原因与泰和事例类似。
“族况”栏有二十一例有记载，其中第18、30例宋元已有科宦之人，第4、9、11例元代出过官员，第1、2、3、5、6、7、8、11、12、17、21、28、29、31、32计十五例在明初均出过官员。“族况”栏未有记载的十一例中，如参照修谱人栏，可知第15、19、22、23、24、25、26、27计八例为明朝中高级官员。总之，修谱的宗族一般在明代出过比较有名的科宦人物，而族况栏未有记载、修谱人栏为明朝中高级官员的事例，表明出仕者以修族谱为己任，他们视出仕为祖先所荫，通过修谱报答祖恩。
修谱人与杨士奇的关系，同朝和同官有八例，朋友八例，不过朋友中的第23、24两例实际上也是同朝关系，同朝与朋友关系有相当大的重叠。经介绍而作序的有四例。同祖先的有二例，祖上有交的一例。未记载的九例，但这些宗族均有出仕者，其中同省的七例，其关系除了地缘外，一般来说也应当是介绍、朋友或同朝的关系。
修谱情况一栏中，有十四例没有相关记载，在有记载的十八例中，可知有八例明确说是在旧谱基础上的续修或重修，一例可以断定是创修。所记谱系有的是支谱，如第8、9例，谱系长者有十一、十二世，谱南宋以来世系，如第11、24例；短者有五、七世，谱作高、曾以来世系，其世系当是始于宋元之际。
以故家为中心的谱论与族论
杨士奇对宗族的论述，每每谈到故家问题，这是他最重要的宗族观。他指出：“人之先尝有贵富，则不复计其功行，世率谓之故家，此自流俗之见耳。夫所谓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诸躬，功利及于人，声誉有闻于时，子孙克嗣于后，而岂徒富贵之云哉。自流俗异见，于是闾阎畎亩猝起旦暮间，或贵或富，而饕詖忮害为豪者沿袭一再世，蚩蚩之氓遂相与目为故家，而君子不与焉。果若其故家，而后人有不能心其先之心，蹈其先之行，徒呺然自矜吾所从出异也，君子犹不与也。君子所尚者，前有道以肇之，后有道以绍之，而非徒以其贵且富也。”士奇批评了世俗以贵富为故家的看法，认为君子所尚在于道，实际上就是他“必其先文行有诸躬，功利及于人，声誉有闻于时，子孙克嗣于后”的观点，即宗族既要有以文行、善行名世的祖先，又要有此种祖业的继承者，这样才可以称作故家。他又对“文行”和“克嗣”有进一步阐述：“夫所号故家者，必其仁义之行、诗书之业有肇于前，有成于后，愈远而愈不替。苟非是二者，而徒恃其贵富，贵富不足恃，如子孙不能自修以善继，又或有忝焉者，此得号故家乎？”可见文行就是诗书之业和仁义之行。贵富不足恃，但文行可以“善继”，善继文行之家是为故家。
对“善继”的重视，在他所作的谱序中也有所反映。《傅氏族谱序》记载江西临江新喻傅氏元季因阻兵留家石首，后人欲访新喻不果，引以为恨。傅汝霖临终之际向家人表达了这种遗恨，并说其父就曾经留有重访故里的遗嘱。要求长子：“汝谨志之，汝兄弟异时几成吾志也。”于是长子启良记下遗嘱，其弟启让遂录之于傅氏谱。傅氏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达了继承父志、崇拜祖先的观念，修谱是祖先崇拜的反映。丰城史氏原出真定，元有因仕流居邓州者，明初史文质官丰城，后卒于官，贫不能归，遂葬此地。子伯允因家丰城。《丰城史氏谱序》说：“伯允惓惓于光续先世而卒，赍志以殁，临殁顾其二子纯、安曰：必成吾志。又啮安臂申谕之曰：汝必勿忘。”后来史安“孳孳访求真定及邓之族与谱十数年”，可见寻根访祖、绵延世系的力量之大。
士奇对故家善继的期望，往往在谱序结尾的寄语中表现出来。他在《陈氏族谱序》最后说：“如继，今其族之人，因其所著谱以究夫世德之源，因其所示训以勉于自立之道。将陈氏之贤彬彬而出者奚啻于是欤。此作谱者之所望，遂为书其简首以俟。”在《郑氏族谱序》也指出：“至于今，其后嗣益众，诗书仕宦往往有闻，非由上世功德及人之深者之所遗欤。吾于斯谱，盖敬叹其源本之厚也。传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郑氏必有贤子孙力学蓄德复振于后欤。”在士奇看来，世德是宗族承上启下的力量源泉。
善继祖先文学、德行的故家，必能大其后、亢其宗。他论述勋德的重要性“：余闻有勋德于世者，其后必大，夫心存乎国家，功施于社稷，宏拯斯民，戴安天下，此勋德之盛也。”又说，“世所恃以亢其宗者”在“诗书忠厚之习”。强调文行振族的作用。
士奇的故家思想与泰和多世家望族的社会状况是联系在一起的。唐宋以来，科举制成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士奇谈到泰和的大家族时说：“西昌以科第名家者十数姓。”本文第一部分所引杨士奇《泰和王氏族谱序》也指出：“吾泰和故家，唐宋来文献有传、谱牒有录者，不啻数十姓。”这些故家在元朝末年的因战乱而动荡的社会里，受到沉重打击。士奇在《清溪杨氏先德录》还写到：“更元季数十年，兵戈寇之祸，糜坏之极，凡名家巨宗倾圮消灭，皆不能存什一于千百。”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目睹名家巨宗的倾圮消灭，士奇思考故家盛衰原因，探索故家的复兴之路。《彭氏族谱后》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考：“世之所谓故家者，必其先世有勋业，有德义，有文学，表著乎当时，或传诸国史，或见诸巨公硕儒文章之所记载。后世观其所录，知其人因思识其子孙，则其有存而不致乎绝续者，盖百中得十而已，而十之中求其皆良善不愧其先者，又仅得三二焉。岂其先世所积者不足以贻谋垂裕哉，抑或后之人有不克善乘者乎？其亦必有系得不得于天者然矣！吾邑以勋业德义文学称故家者，亡虑累数十姓，而邑中为盛，屡更时变，邑中故家其子孙不凋丧灭绝，则迁徙离散如风涛烟絮，播荡无极，故虽有良善，不愧其先者，人亦鲜知其为某氏之遗也。是以求其连十数世合族而居，尊卑耄稚朝夕必聚，出入必偕，人皆知其为某氏之遗者，仅见月池彭氏一姓而已。”故家难求长盛，而像月池彭氏十数世合族而居，硕果仅存，更是难上加难，可见社会历史的严酷性。因此士奇提出善继诗书之业、仁义之行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