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府祁门县事例。祁门奇峰郑氏在正德末年有重建祠堂、制定堂规、推举族老等一系列宗族活动，加强了宗族的制度化建设。宗祠一本堂重建于正德八年（1513年），嘉靖时刊本祁门《奇峰郑氏本宗谱》卷四《祁门奇峰郑氏祠堂记》记载，郑氏旧有家庙，元季毁于兵燹。正德十二年（1517年）建成新祠一本堂，祭祀始祖唐司徒公。而且“堂有规，大率视义门郑氏之旧而损益焉”。这个堂规，在我们所见的四卷本《奇峰郑氏本宗谱》里没有收录，据后面的资料说，另有单行本。奇峰郑氏建宗祠、定堂规、设族老后，为了有效管理族人，向地方政府申请堂规批文。该谱卷四还载有《一本祠府县帖文》这一珍贵资料，为我们提供有关情况，其全文如下：
直隶徽州府为乞给帖文以敦风俗事。据祁门县十五都一、二、三图军、官、民籍郑卷、郑良址、郑晢新、郑福等连名状告前事：本族始祖传系李唐保障勋臣，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国，没后特赐庙祀，事载郡志。元季庙毁于兵，正德八年是侄郑建会同族众郑良瑞等，合谋创祠于本里祖居地名奇峰河西。又立堂规数十条，约束合族人心，推举耆德三人名为族老，公理一族巨细事情。然非仗官法，莫知畏从。族众郑全等告县给帖，并印钤堂规一本。中间遵依者固有，不悛者尚多，为此赴府主案下，乞严给帖附照行。令恪遵条约，庶使俗不浇漓，民皆归化。等因。据此，参照所告营复宗祠以奉祀显祖、定立堂规、以联属族人等事，皆有裨于民风，且无背于国法，诚可嘉尚，拟合准行。为此，除外帖仰本告各执前去查照帖备告，祠内事理一体遵守施行，毋得违悖不便，须至帖者。
右给帖付告人郑某等准此正德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典吏吴环承府帖押直隶徽州府县为给帖文以敦风俗事。据本县十五都（与上引文相同，略去）莫知畏从。先年秩下郑全等备情告明府县，俱蒙给帖附照并印钤堂规遵外行。今幸县主大人下车之初，理合告乞下帖，务令合族遵守，实为便宜。等因。据此看得所告既营家庙，以祀百世不迁之始祖，复定堂规，以联百世无穷之本支，不惟自近乎仁孝，实且有裨于风俗，拟合准行给帖。为此，除合给帖付族老郑卷等收执，永为遵守。如有故违，许令族老、该管人等呈来，以凭究问施行，须至呈者。
右给帖付告人郑某等准此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司吏谢松承县帖押据徽州府所给帖文，奇峰郑氏修祠堂、立堂规、选族老后，鉴于“非仗官法，莫知畏从”，所以告县，得到县里的帖文，而且祁门县还为堂规钤印。但是族人对此“遵依者固有，不悛者尚多”。于是该族又寻求徽州府的支持，府中本着“有裨于民风，且无背于国法”的精神，也给帖支持。翌年，知县易人，奇峰郑氏再一次向新知县申请给帖，并如愿以偿，这就是后一篇帖文的由来。这一事例说明，奇峰郑氏建祠后参照义门郑氏规范，“又立堂规数十条，约束合族人心，推举耆德三人名为族老，公理一族巨细事情。”其堂规参考了义门郑氏规范，除了钦佩义门之外，也有相同姓氏的原因，不能过分夸大义门的影响，实际上奇峰郑氏是借助设立里老负责社区秩序的做法管理宗族，具有乡约制度的性质。该族在正德末年为了约束族人所进行的宗族制度建设，一开始便请求且得到官府的支持。官府之所以支持，乃是出于移风易俗的考虑，其基础则是符合洪武里老教化的精神，“无背于国法”。
徽州歙县朱氏宗族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申请批准祠规的事例，直接反映出乡约与宗族的结合。我们先看歙县的给示：
直隶徽州府歙县，为恳申祠规，赐示遵守事。据二十一都五图约正朱文谟同族长朱明景连名具呈前事，呈称：本家子侄丁多不一，恐有不务生理、横暴乡曲、不孝不悌、忤尊长、违禁、赌博、酗饮、嫖荡、斗打、争讼等情，祠立家规，犯者必戒。恐有刁顽违约，不服家规诫罚，仍肆强暴，不行改正，虑恐成风，后同族长粘连祠规呈叩天台，伏乞垂恩准申祠规赐印、赐示、刻扁张挂，以儆效尤，概族遵守等情，据此，拟合给示严禁。为此示仰朱姓通族人知悉。务宜遵守家规，敢有违约不遵者，许约正、族长等指名呈来，以凭究处，以不孝罪论，决不轻恕，特谕。
右仰知悉。
（朱印）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十八给告示县押
朱氏宗族除了族长还有约正，说明该族实行了乡约制度。朱文谟作为二十一都五图约正，反映出当地基层社会普遍推行乡约，很可能乡约以里为单位设立。约正与族长在向地方政府的呈文中说“恐有刁顽违约，不服家规诫罚”，说明《家规》是作为乡约制度的一部分设立的。呈文中约正名字列于族长名字前面，说明约正比族长更具有同政府交涉的责任。而地方官对朱氏的支持，不仅是支持族权，更是在维护乡约制度。
二广东
佛山冼桂奇是南京刑部主事，在籍养病。与子生员冼梦松、冼梦竹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兴建大宗祠冼氏家庙，立冼宗信为宗子，拨地十五亩为祭田，定家训。为免日后之争，向广州知府申请照由：“伏乞俯念风化，批行本府给帖付冼宗信执照。前项祠宇田地，具付宗子掌管，永为公同奉祀之物。其税亩粮役，俱于祭祀余租办纳，毋致独累。若族人贤者能自量其力，增修田祠，及有躬行孝弟忠信，为宗族乡党承重者，许具呈奖劝；若故违圣谕，阻宗法，坏家训者，除记过外，不改，亦许具呈究问如律。”广州知府照依所请，于嘉靖三十一年“给帖付宗子宗信执照，以祀其祖，以统其宗。故违者，许宗子及梦松、梦竹秀才，具呈于官，以凭重治其罪，梦松、梦竹学成行立，即许为族正，以辅宗子，庶无负主政创始之初心，本道激扬之意也。仍备大书告示，悬其祠壁，使冼氏其世守之，毋得视为泛常，取咎不便，此缴拟合就行，为帖”。此处理意见由广东布政司分守岭南道左参政批准执行。对于这一事例，应当放在嘉靖朝的时代背景中理解。申请照由中所说的“若故违圣谕”，是指当时被强调的《圣谕六言》，而官府为冼氏立族正、准族正依宗法家训管理族人，对故违者可具呈于官，实为当时普遍推行的乡约制度在宗族中的实践，族正类似约正。
三湖南
长沙檀山陈氏在万历时期定《家训》，设立宗子主大宗祠祭祀。《家训》最后说：“已上条目，约正副修己以主约，务协于公论，否则易之，族之人同心以践约，毋挠私意，否则罚之，若事情重大者，即鸣之官，毋得徇私纵恶，扶同隐匿，以致后悔。”陈氏《家训》是作为“约”制定的，所以由约正副主持，要求族人“践约”。同时该族还有《族约订议》，其中规定：“宗子主祭大宗，在诚心以凝一家之福；族正主盟族约，在正心以端一家之本；户首主司户役，在秉公心以急公家之务；族众则当遵其教令，毋违背以取罪戾。倘事不尽善，则必婉言几谏，不使陷于有过之地。立宗子一条前言已详，族众当加隆重，务使不失统众之礼，以为一家具瞻。族正户首如招物议，必自力求退而更之，亦无难者。若宗子将奈之何，必行长年长，或德或爵，酌取以代主祭，俟其改过而复之可也。”陈氏《族约》的名称更接近乡约，由族正主持，即所谓“族正主盟族约”，宗子、族正、户首构成陈氏宗族内部的管理体系，与约正副同时并存。族正即族长，结合陈氏设有约正副这一情况，可以认为族正的设立和族约的订议，是受当时普遍推行乡约的影响而进行宗族建设的。接续上述《族约订议》的内容，有以下记载：“万历拾陆年叁月十六日呈验，蒙长沙知县骆批详，观族约宜家化俗之心，再阅奏疏，崇本重源之念，此乡先生之贤者也。仰户首照依条款，一一举行，如有户丁抗违，许指名具呈，以凭惩究，付照。”万历十六年（1588年）陈氏呈验族约得到通过，说明当时长沙县宗族制定族约需要县政府检验，因此宗族定立族约很有可能是当时推行乡约过程中长沙县的普遍做法。
四河北
宁晋王氏万历十九年（1591年）定有《族约》，经宁晋地方官府“批行”，规定对违犯族规不服处决者，“族长同族辅执本县批行族约手本，送本县以法治之”。《族约》这一名称反映出族规的制定受到乡约制度的影响。
五江西
赣州龙南桃川赖氏是当地望族，崇祯十一年（1638年）针对“败检逾闲者所在皆是”，而“子弟淳良者鲜”的现实，整肃族规。该族在河南、广西、湖广任县令的赖琼、继亨、魁耀、登庸回乡议决十四条《家约》，报请龙南县主“给印信、下贴令”，批准在全族施行。
《家约》规定：“完钱粮以重国赋”、“务勤俭以阜家业”、“严教学以端品行”、“守分法以息争讼”、“禁窝盗贻害乡坊”、“恤贫寡以存厚道”等，旌表遵守规约的成员，重惩触犯族规家约的顽梗族人，保护风水林。依靠政府支持，族绅移风易俗，赖氏族内秩序得以维护。
以上六例所在的地域为安徽、广东、湖南、河北、江西计南北方五省，分布广泛；这些事例出现的时间分布在正德十五年（祁门郑氏）、嘉靖二十九年（佛山冼氏）、万历十六年（长沙陈氏）、万历十九年（宁晋王氏）、万历二十六年（歙县朱氏）、崇祯十一年（龙南赖氏），始于正德，终于崇祯，以万历时期为多。从族规的名称考察，祁门郑氏是堂规，佛山冼氏是家训，长沙陈氏是族约，宁晋王氏是族约，歙县朱氏是祠规，龙南赖氏是家约，三例有接近“乡约”名称的“约”，两例“族约”出现在万历时期，可以理解为这是乡约与宗族的结合频繁，或者说在乡约的影响下宗族制度化的产物。地方政府批准族规的形式也有两类：一类是宗族为了确立族规的权威性，申请地方政府支持而获准，如祁门郑氏、佛山冼氏、歙县朱氏；另一类则是将族规送呈地方政府检验、批准，以获得合法性，如长沙陈氏、宁晋王氏。而后一类恰好都是万历时期制定的“族约”，说明政府既利用宗族制度化建设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又对宗族的制度化实行监控。
小结
中国族规家训的形成和完善伴随着宗族制度的发展。大致来说，训、诫（戒）源远流长，在宋代以前已相当发展，主要的形式为家训；宋元时期家族制定规训者增多，除个别义门宗族制定族规外，一般的形式是家法；族规的大量出现则在明代。
明代族规的兴起是宋儒修齐治平和重建宗族制度主张的继续实践。明代士大夫将朱熹《家礼》冠婚丧祭四礼付诸实践，通过宗族移风易俗，特别是强调祠祭聚族实行教化，设立族规强化宗子、族长的作用也受到宋儒小宗法主张的影响，族规的兴起一定程度上还是宋儒乡约普及化的产物。休宁陪郭程氏的事例比较典型，该族《重定拜扫规约》规定“小宗法”，以完善清明墓祭为契机设立宗子，并与族长结合主持墓祭，要求族人对他们尊重，宗子与族长对会众拥有“以不孝闻官，削名于谱”的重大权力；对丢失族谱者要“闻官追究”。程氏祭仪依《家礼》，要求当首时常请族中子弟演习祭仪。再如江南徐氏有旧规，在“风移俗换，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面前，万历时重新制定族规。宋儒复兴宗法的主张是江南徐氏宗族建设的理论资源，如立宗子之法参考了北宋张载的主张，并把制定族规作为朱熹《家礼》的实践。
明代族规的兴起更是明代宗族组织化的产物。明代嘉靖以后宗族修谱及制定族规盛行，这与当时宗族建立祠堂的兴盛一致，是宗族组织化以宗族法控制族人的反映。族规的兴起成为一时风尚，如休宁范氏《统宗祠规》的内容与古林黄氏的十六条《祠规》、宣仁王氏《宗规》条目完全相同，具体内容有一致性，说明它们有共同的来源。推测上述三种族规的母本大约产生于嘉靖万历之际，有可能是休宁县地方官或著名士大夫制定的，然后由当地宗族各自在具体内容上斟酌损益，加以推行。由于范氏《统宗祠规》内容最为详备，制定时间较早，加上范氏在休宁的地位正处于盛期，也不排除王氏和黄氏的族规模仿范氏的可能性。再如泽富王氏《宗规》开篇的一至五条，同鄱阳洪氏《世训》的前四条以及第十六条文字大同小异。上述现象说明族规的兴起像是一场人为的运动。明代的宗族规范除了宋元时代已有的家训名称外，出现了“祠规”、“宗规”、“宗仪”、“宗范”等有关宗族的用语，凸显了宗族制度的性质。宗族组织化与明朝宣讲圣谕和乡约制度有密切关系，《林塘宗规》新正入祠规定形式类似乡约宣讲圣谕。圣谕教化、乡约制度也是江南徐氏重整族规的政治保障。明代宗族规范中宗约、家约、族约的较多出现是宗族乡约化的又一证明。
明代族规的内容显示出时代的特点：伴随宗祠建设，族规偏重祭祖的规定；普及朱熹《家礼》对于冠婚丧祭四礼的仪节，以移风易俗；赋予族长管理族人的权力，使宗族组织化。此外，强化伦理道德和睦族方面的内容也比较多。从明代族规形成的特点来看，可以分为《统宗祠规》、按照《圣谕六言》制定的、结合乡约制度所定的几种类型。
宗族申请地方政府批准族规的事例主要出现在嘉靖、万历时期。这是宗族强化对族人管理的年代，宗族首领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族人，请求政府支持。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把族规视为政权的补充，也是为了便于监控宗族。这一时期，政权与族权的互动关系加强，政府和宗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