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部文集是刘岳申的《申斋集》。刘岳申，吉水人，他在《广福寺舍田记》说，该寺创于唐，宋代曾氏、王氏曾经舍田于寺，元代至元年间李氏、旷氏相继舍田入寺。旷氏之子“于寺西偏经阁后作室，以祠其父，又为屋以居所渡僧供洒扫，又买田以给晨夕香灯、忌日饭僧等费”。这是向已有的佛寺施田，附设祠堂。旷氏在此祭祀父亲。
以上六例，除了两例在寺观立祠祭祀父亲外，其余四例所祭祖先超过了近祖四亲，宗族祠堂的性质明显，其中有三例是始祖祠，安福刘氏属于祭祀先祖的专祠。元代吉安宗族建祠祭祖已经比较成熟。
二明代吉安宗族设祠祭祖的发展
关于宗族祠堂最详细的记载无疑是祠堂记，我们在本章第一部分就利用明人文集中的祠堂记论述了明代吉安宗族祠堂的概况。此外，明人传记文中也有记载传主通过设祠祭祖等活动进行宗族建设的内容。传记文对祠堂的记载虽不及祠堂记全面、详细，但是概括性强，还往往兼及祠堂以外的宗族事业，而且是把宗族建设放在传主的人生过程中介绍，因此自有其特色。下面我们将从明人文集传记文中收集到的吉安宗族设祠祭祖的事例，按照文集作者以及建祠的时间先后排列于下，然后加以分析。
（1）泰和王氏。明初泰和人梁潜《竹亭王先生行状》记载，王沂，字子与，竹亭为居处之号。王氏“所居颇隘，别为一室，仿朱子《家礼》，作主以祀先，其制极备，岁时祭祀拜跽升降，动合礼仪。先世坟茔，子弟祭扫，率有定期，虽风雨不避”。王氏既在居室旁仿《家礼》建祠堂，也进行墓祭。
（2）泰和月池彭氏。泰和人王直《彭先生墓表》记载：“泰和月池彭氏自宋以来为名家，仕之显者虽未至公卿，而诗书德义蔚然为望于乡邑。先生讳启，字彦晦。其先徙自长沙，曾祖顺轩、祖德馨皆不仕，父叔介香山县丞先生及香山公再考绩，乞致仕，卒于旅舍。先生奉柩归，治丧悉依朱子《家礼》，不用浮屠。更立祠堂以祀先，岁时行事，必诚必敬。”（3）万安赖氏。王直《赖处士墓志铭》介绍赖氏：“族中初建祠堂以奉祭祀，既作而复废，处士相其有力者图兴复，独捐赀作前庑。高祖旅殡泰和灌溪，展省久旷，处士既率群从兄弟往拜墓下修祀事，岁以为常。初徙田西，名正堂曰终慕，东作家庙，西辟塾馆。又建启进庄，议积谷，子孙有志于学者，资给之。其识度卓伟，规模宏远矣。”？赖氏家庙的所在地是田西，文中还说“以事亲作别业芙蓉山下田西之上”，芙蓉山位于万安，所以该家庙地属万安。赖氏除了建家庙外，还设义塾，置义塾庄田，资助子孙学业。
（4）泰和罗氏。王直《罗先生妻张孺人合葬墓志铭》记载传主：“辛勤自营置产业，作居室必先建祠堂奉祖考，一依朱子《家礼》。”
（5）泰和周氏。居于东舍举子岗，萧鎡《秀水教谕周君墓表》介绍传主：“创祠堂以祀其先，买田二十亩以供祀事。”（6）庐陵周氏。杨嗣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畏斋周先生墓表》说周畏斋（1437—1498年，成化五年进士）在成化、弘治时期“俸禄所入，举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靳贵也说周畏斋：“建祠堂，增祭田，修谱牒，惠族属，皆汲汲为之。”（7）泰和张氏。张氏居于泰和之沙里，泰和人欧阳铎《张处士得月墓志铭》说：“乡俗溺佛老师巫，致以施于婚葬，翁准《家礼》裁之。修族祠，续修谱系，增置祭田，皆先众倡义。”（8）安福刘氏。安福人邹守益《蒙庵刘君应占墓志铭》指出：“吾友蒙庵刘君应占望出丛桂，以宋水部南昌郡男德言为始祖。疾亟犹属其族捐所佃官地构祠，以祀始祖，族人皆掩涕。”虽然我们并不知该祠是否建成，但是刘氏对建设始祖祠的追求则是无疑的。
（9）庐陵萧氏。萧良宣，字敷化，卒于正德九年（1514年）。永新尹襄《龙游知县萧公墓志铭》介绍萧良宣：“晚作一族祠堂，扁曰著存。与族人行礼其间。又置义田以供祭费，作文会堂，月召子姓习文者就试而激劝之。作宗范二十八事，示与此轩。”萧氏祠堂、宗范兼具，义田、族学咸备，宗族制度比较完整。
（10）永新刘氏。尹襄《长宁训导刘君墓志铭》记载传主：“族建祠奉先，首率二弟割田以供祭费。曰：此吾父之志也，曷敢忘诸。”传主卒于正德七年。
（11）泰和曾氏。泰和人欧阳德《东峰曾公墓志铭》说传主：“独祠祭、墓祭必亲，虽疾必扶以从。往岁割腴田赡小宗祠，又范金为镛，设立大宗祠，至是益加意。”曾氏先前有小宗祠，又增置大宗祠。
（12）泰和郭氏。欧阳德《郭培斋翁墓志铭》介绍郭培斋：“翁尝割其腴田赡小宗祠，为亩者四，先是大宗之祀未有所赡，翁裒之族人，得金如干，与众行萑，其息入岁久大赢，则议则置赡田，而众固主贷，与翁异议，卒荡其金。故翁每自悼其志，惩道舍之谋，不复藉众力，以身先之。”也是在小宗祠之外，筹建大宗祠。
（13）泰和王氏。欧阳德《杭平王公墓志铭》记载：“杭平公王氏，泰和南台举林人。公既脱，尚少。自以为天续余生，日杜门远嚣，置诸子不问，惟修宗谱、创初祖祠，则躬率族督劝之。”王杭平卒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其晚年创设初祖祠。
（14）泰和张氏。泰和人胡直《水部尚书郎张玉屏先生寿藏铭》介绍张玉屏：“丙辰公既解水部归，割己业均诸从子，卷卷睦宗辑谱，改建宗祠。改厝先京兆及其长兄，上逮曾祖、显祖，凡四垄。其为贫族举火者几，为侄孙、从孙举聘者几期而后倡行乡约，近耋尤力，盖公力艰拯危，维风变俗。”胡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故文中的丙辰，当是指嘉靖丙辰年即嘉靖三十五年。是年至万历初，张玉屏改建宗祠外，还修谱治墓、倡行乡约，热心于乡族建设。
（15）泰和郭氏。胡直《云塘郭公墓志铭》说：“郭为予邑南故族。公弱冠补诸生，又易名彦，即能辑郭氏谱。又议新祠屋，祠址故隘，佥欲得公旁便地拓之。青乌氏曰：‘是地有吉气，筑居必大。’若后公曰：‘大吾一家孰与大一族。’乃力请西坡公指地，计若干丈。祠成，又以义起推祀始祖中丞公，因定祀仪，作《孝思录》。”郭氏的新祠也是始祖祠。
（16）安福刘氏。安福人刘元卿《伯父时斋公圹志》谈其伯父：“于奉先合族则不遗余力，始新族祠，既乃辑谱牒，动费金以两计者数百，率措置有方。先是谱牒散毁，诸远祖兆域半入荆莽，靡不可推，按世父俱修复之。晚岁益积蓄，广增祭田，祠制祀仪，焕然大修。下挽世自营而不念其先人者，所在而是。有如世父之殚竭其力以奉先合族者，盖亦甚少觏睹已。”时斋公于奉先合族殚精竭力，新修族祠只是辑谱牒、复祖墓、增祭田等宗族建设中的一项。
（17）泰和萧氏。泰和人郭子章《外曾王父萧黄州先生传》记载：“公归而隐南溪武姥间逾二十年，友爱弟侄，睦恤宗光，建祠碑于庙，明祭田碑于觉海寺桥、武陵碑于涂，明先垄志诸圹，修宗谱，序于家乘。”萧黄州的晚年是在致力于宗族建设中度过的。
以上十七个事例中，地域分布为泰和十一例最多，庐陵、安福各二例次之，万安、永新各一例又次之，分布的数量比例基本与本文第一部分表中的统计一致，还弥补了本文第一部分表中无万安事例之不足。关于时间分布，与本文第一部分表中对照，大致上说第1—4例属于成化以前的第一时段，第5—13例属于成化至隆庆的第二时段，第16—17例属于万历的第三时段。而第14—15例则介于第二时段末与第三时段初的交叉时段。从建祠数量的各时段分布可以看出，成化以后建祠数量明显增加，宗族祠堂得到了发展。这与第一部分表中的统计是一致的，而且各个时段建祠祭祖的特点也是一致的。如在第一时段的五例中，第1、4例都讲到了依朱子《家礼》建祠祭祖，第3例说依朱子《家礼》治丧，第二时段只有第7例提到《家礼》对婚葬的影响，而且是在第二时段初期。显然明初依朱子《家礼》建祠祭祖比较普遍，祠堂的规模不是太大。至于建大宗祠、始祖祠则是明代中后期祠堂的特点，因为在第一时段只有第2例是创始祖祠，而第二时段的第8、13、15是建始祖祠，第11、12例为建大宗祠，数量增加。
以上十七个事例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了明代吉安宗族制度已相当发展、相当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宗族在建祠祭祖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修族谱、行墓祭、置祭田、设义塾等举措，有意识地采取制度“创新”来合族，维持乡族社会秩序。这些事例说明倡行建祠祭祖等宗族建设的主要是士大夫，传记文的作者多是吉安出生的名宦宿学，前者的作为受到后者的赞扬和支持，形成了当地的舆论崇尚。
三吉安宗族设祠祭祖过程的个案分析
以上我们综合分析了吉安宗族设祠祭祖过程和特点，下面再从个案的角度考察和验证，深化我们的认识。吉安宗族设祠祭祖在明代中后期的一个特点，是总祠的出现，我们将以拥有总祠的杨、尹、萧三大姓氏为例探讨。
（1）杨氏。吉安杨氏始迁祖是南唐虞部侍郎杨辂，辂有二子：锐，徙吉水杨家庄；鋋，徙吉水湴塘。吉水杨氏在宋代出了不少名宦大儒，例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杨丕擢甲科，仕至屯田员外郎，知康州以清谨著，与乡人萧侍御、彭大博齐名，真宗于殿柱书“江西三瑞”。仁宗皇祐初，著作郎杨纯师以文章显。蔡京用柄，洪州通判杨存与之抗争，其行卓然。杨邦乂（1086—1129年），字希稷。政和进士，历蕲、庐、建康教授，后知溧阳县。金军入建康，因拒降被杀。宋谥忠襄，官其四子，入《宋史·忠义传》。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绍兴进士，工诗，性刚直。绍熙中以宝谟阁学士致仕，闻韩侂胄专权误国，草谏书毕，又书赠言于妻子而逝。赐谥文节，入《宋史·儒林传》。杨万里子长儒，仕至安抚使（或作经略使），曾捐俸入七十万余代输民租，谥文惠。
吉水杨氏的后人修建了杨氏祠堂。杨学文在元代以湴塘杨万里故居为祠，有六楹之广。故居有宋光宗所书“诚斋”二字和元代揭傒斯、欧阳玄所写记文。由于岁久弗治，田芜宇倾。大约明初永乐至正统年间，南海令杨季琛倡率族人重修该祠，安福人进士李时勉所作祠记介绍说：“增设始祖吉州公及屯田、清谨二龛，诸小宗、显宦叙昭穆从祀。废像设用木主，刻世系、祀田、祭器、牲币、酒仪、设科条于碑阴，祭用冬至、立春，子孙缘岁专直祠祀，祠宇坏漏，辄饬无怠，怠者罚如科条，所以尊祖而垂后，可谓远也已，可谓详也已。於乎！此可以世劝，岂特杨氏而已哉！”此次重修，杨氏祠堂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元代修祠旨在表彰节行，属于纪念名人的专祠。而明初则增设始祖杨辂和先祖杨丕二龛，以各支派始祖和显宦从祀，成为宗族祖先的祠堂；祭祖日用冬至和立春，显然是采取程颐的主张祭祀始祖和先祖；神位也由画像改为木主，从影堂向家庙转移。重修祠堂表达的是尊祖的主旨，名人专祠已变为宗祠。
湴塘杨氏祠堂岁久圮敝，嘉靖九年（1530年）湴塘杨氏裔孙广西宪副杨必进另觅吉安府城西南白马废祠建立新祠。先是杨必进写信给江西省地方官鍾芳请求废祠之地建祠，并说是“屏淫（按：从白马祠名称看，该祠当是佛寺）显正，风教美事”。于是鍾芳给吉安知府杨彝檄文要其主持此事。杨必进乃率吉水、庐陵、泰和、永丰、安福、万安、信丰七邑子姓，醵金购地，建成杨氏忠节总祠。鍾芳为该祠写记，解释说：杨氏显者八，得谥者五，即前文所说的杨辂、杨丕、杨存、杨邦乂（谥忠襄）、杨万里（谥文节）、杨长儒（谥文惠）外，另有吉水湴塘杨万里的从弟杨复，“为太常丞，历尉浏阳、零陵，皆以清苦称，谥贞静”。明人泰和杨士奇是杨氏最显者，他历辅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帝，官至内阁大学士，进少师，文行卓然，为一代儒宗，卒谥文贞。“而祠独曰忠节，盖举盛以该之，沿旧额也。”下面他又接着讲了一段涉及杨氏忠节总祠性质的话：“古者，庙制王公以下各有差，庶人无庙祭于寝，由祢以上四世而止，私祀也。祭法以死勤事则祀之，国祀也。国祀以义，私祀以恩，亲尽则恩微，故高祖以上士庶不得祀焉，不系乎位之隆杀也。杨氏如忠襄、文节关系名教，非一室之私祀，秩以恒祠固宜，自余阅世不迁，而以爵位附，其亦酌乎恩义之间乎。夫族衍则易蕃，蕃愈远则漠然如途之人不可辨。幸而有贤且显者为子若孙，祠而宗之，犹可因脉络之分，稽昭穆之序，厉偷靡之俗，崇仁孝之风。是故法程系焉，纲维立焉，劝戒昭焉。庶犹愈于涣而忘乎。然易之假庙取义于萃，而尤申以大人之德，盖处萃为难，欲其善之也。是故定期会，均品式，程疏密，崇礼让，行之而允宜，守之而勿堕，则存乎其人焉。”在鍾芳看来，以古礼衡量杨氏总祠，纪念杨邦乂、杨万里当属于国祀，已超出了私祀的限度，总祠所附官宦先祖，兼顾了恩义；若从睦族的角度，宗祠可移风易俗，关乎法程、纲维、劝戒，作用不小。即肯定总祠的宗祠性质。杨氏总祠系七邑杨氏子孙所建，弥补湴塘杨氏祠堂岁久圮敝之憾，而且联宗范围更广，实为杨氏的大宗始祖祠。事实上，总祠的建立只是杨必进联宗合族活动的一部分，他还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与族人修成《庐陵杨氏重修大同谱》。该谱“盖欲以是统诸族，使诸族据以为谱者，皆不失所原”。是吉安杨氏的统族谱。可知在嘉靖前期，吉安杨氏在杨必进等官宦族人的倡导下进行了建总祠合族、修同谱统族的联宗活动。
泰和杨氏是吉安杨氏的另一大分支，重视建祠祭祖。杨辂的儿子杨锐之孙延安又从吉水杨家庄徙上径，延安孙允素始徙泰和，为泰和杨氏始祖。杨氏故有祠堂，建于居室之右，元季毁于战火。至明代，杨士奇致力于宗族建设，他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晋官，禄赐加厚，于是复作祠堂。他说：“吾高祖以前居邑东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学宫之北，居与祠堂作焉。作四十年而毁于兵，又二十年而沦于异姓，又五十有余年，而余始克复之。祠成祀四代，岁时行事，悉尊朱氏礼。”杨士奇晚年实现了复建祠堂的夙愿，根据杨士奇的身份和祠制，我们知道该祠实际上是一所家庙。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杨士奇的来孙杨载鸣倡率族人，择县东城学后构“合祠”，其制堂敞七楹，中祀始祖，左右袝配历代道德和仕宦蔚然表树一时者，“后为寝室，楹如其堂之数，前辟中外二门，神厨、器库胪置咸秩。危栋杰甍，耀观四壤，杨氏之宗之巨，兹祠盖其称哉。”建于县城的这座壮观的大型始祖合祠，充分显示了泰和杨氏的极盛局面，其在当地应有很大影响。
（2）尹氏。1998年尹氏族史研究所出版《中华尹氏通志》度使钤辖吉州兵马尹崇珂，珂卒于吉，敕葬洛阳。而夫人潘氏先卒，葬安福。崇珂三子，伯昭吉、仲昭辑、季昭棻，遗命昭棻奉潘祀，居安福之尼山。而昭吉、昭辑实居洛。不久昭吉之子复来居吉水、泰和，泰和又衍而为汉川。昭辑之后宦于广，徙居。崇珂之父为平阳王尹显，其从曾孙为尹焞（著名学者，赐号和靖）。因遭金人之祸，焞以侄孙镇为其子均后，家于浙。平阳王尹显的八世祖为唐尚书天水公思贞。思贞二子：长集贤学士愔，则尹显所从出；次江南西路安抚使忆，传七世乃居永新竹山。以上是尹氏分衍的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