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原名庐陵，隋代改为吉州，元代为吉安路，明代称吉安府。唐宋以来多世家大族，文风特盛，科举成就在全国名列前茅。特别是宋代出了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倡导纂修族谱，对吉安府的人文、风气与修谱影响很大。明万历修《吉安府志》说：“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文章节义遂甲天下。故家世胄族有谱家有祠，岁时祭祀必以礼，长幼之节疏不间亲，贵必下贱苍头、臧获长子孙，数十世名义相续属不绝。家范肃于刑律，乡评严于斧钺。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流风遗俗盖庶几西京成周之间焉。”反映出宋明时期吉安府人文气象和世家大族的盛况。这里有深厚的儒学传统，世家大族修谱建祠具有普遍性，官宦与贱民等级森严，士农分野清楚，剖析吉安的宗族制度是有意义的。而且有关吉安宗族问题的文献记载非常丰富，足以使我们依据资料把吉安宗族作为个案研究。笔者尚未发现对明代吉安宗族的研究，兹就其祠庙祭祖问题试作探讨。
明代吉安宗族祠庙祭祖的概况
明代吉安世家大族建祠祭祖具有普遍性，明代中后期士大夫的议论清楚地反映出此点。如毛伯温说：“邑之名族率有祠，乃自始祖以下，世之远、服之暂，皆得入祀。”万历时期刘元卿指出：“吾吉故尚礼义，诸旧家名族所在创祠。”？刘氏所说的“旧家名族”、毛氏所说的“名族”，是建祠祭祖的宗族。罗洪先更强调：“吉安多巨族，各以阀阅相侈竞，又能严祠祀，以萃睽离，缉谱牒以明昭穆，其意皆本儒者所论，将以补宗法之不及，而维持非不勤也。”？认为建祠与修谱是吉安巨族常见的合族措施。吉安宗族众多而且重视睦族在全国是引人注目的，大约隆庆万历之际，泰和人胡直说：“余行天下多矣，燕代不假言，即邹鲁亦未有尊祖睦亲加吾乡邑者。然吾乡邑非右族蕃硕，则力不赡，非夙娴于礼义，则亦不可与。”把有财力和知礼义作为尊祖睦亲进行宗族建设的必备条件，指出只有“右族”才能做到。明代吉安府辖有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九县，关于当地宗族祠庙祭祖的情形，我们根据明人的祠堂记文等记载列出下表，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考察。
下面我们对上表加以说明：吉安宗族祠堂的地区数量分布。总计六十四例，其中府治二例，庐陵五例，泰和二十一例，吉水十三例，永丰一例，安福九例，万安三例，永新九例，永宁一例。万安未发现有关事例。吉安府九县中，祠堂事例主要集中在泰和、吉水、安福、永新、庐陵等中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永丰和西南地区的永宁、龙泉祠堂事例较少。宗族祠堂的分布与科举人才的分布是一致的，明初吉水人解缙指出：“吉之属邑有九，而庐陵、吉水、永丰、泰和、安福、永新之出尤盛”。吉泰盆地开发较早，经济与文化均较强盛，多有世家大族，祠堂集中在这一地区。
吉安宗族祠堂的各县姓氏分布。府治有杨、尹两姓。庐陵有于、刘、彭、黄、尹五姓，其中序号25、26的彭姓，系一族同时设立两所祠堂。泰和有吴、萧、杨、尹、曾、胡、王、罗、周、郭十姓，其中序号3、60、61的都系南溪萧姓；序号12和45的杨姓系一族，先后修有家祠和总祠两所祠堂；序号17、47、49都是尹姓事例，出自宋代共同的始祖；序号18、34、37都出自曾姓，三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序号35和36的是罗姓一族前后脚所建的两所大、小宗祠；序号62—64是郭姓一族先后所建的三所祠堂。吉水有杨、李、周、尹、王、罗、邹七姓，其中序号9、40两例出自李姓，前一例系小宗祠，后一例为大宗祠；序号15、16、59系拥有共同始祖的尹姓。永丰有郭姓一例。安福有潘、王、刘、赵、伍、姚、李、谭八姓。万安有曾、黎、萧三姓。永新有尹、刘、戴、江四姓，其中序号13、48、50、56、57诸例均系尹氏诸族祠堂。永宁有尹姓一例。归纳起来，各县祠堂姓氏数量多寡如下：泰和十姓、安福八姓、吉水七姓、永新四姓、庐陵三姓、万安三姓、永丰一姓、永宁一姓。
祠堂名称。以某氏祠堂命名者最多。此外有在堂或祠前冠以祭祀和怀念祖先词汇的，如祀先堂、奉先祠、明禋堂、朝宗堂，尤以祀先堂为多，计有三例。有在堂或祠前冠以表达一些人伦道德和文化追求的，如承庆堂、世显堂、敦本堂、复古堂、孝义堂、乐伦堂、敦典堂、孝友堂、敬爱堂、承德堂、著存堂、忠孝堂、五实堂，尤以表达忠孝、尊祖、尚德观念的为多。有表示祠堂祭祖和收族范围的，如始祖祠、总祠、通祠、小宗祠。有表示属于祖先祠堂的，如先祠、祖祠。还有以祖先名字命名的，如崇珂公祠、西坡府君祠堂，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崇珂公祠是以始祖命名的总祠，而西坡府君祠堂只是近祖的特祠。一些祠堂也往往在祠堂名称中加上所在地名的说明。
吉安宗族祠堂设置的时间分布。关于宗族祠堂的记文中，有的详细记载设置时间，有的则不记载设置时间，我们只好依据下列原则——一般情况下祠堂设置不久请人作记，且祠记作者属于年纪较长的仕宦名人——再根据祠记作者的中进士、出仕和致仕与卒年时间，参考祠记的记事，来推断建祠的时间跨度。考虑到这种情况，加上建祠数量在不同朝代的分布以及明代社会的历时性变化。我们把明代吉安宗族祠堂设置的时间分布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从洪武到天顺，计九十七年。建祠共十六例，平均大约6.1年有一例。建祠的朝代分布比较均匀，惟洪武时期长达三十一年，有可能是这一时期建祠的事例不过二例，太少。估计是因为元末明初的战乱和朱元璋打击江南大族造成的。第二时段，从成化到隆庆，计一百二十八年。共建祠三十例，平均大约四年有一例，较第一时段加快了建祠速度。这一时段，成化二十三年有四例、弘治十八年有三例、正德十六年有五例、嘉靖四十五年有十一例、隆庆六年有一例，另外，正德—嘉靖有二例、嘉靖—隆庆有二例，正德以后建祠数量增多是引人注目的。如果把成化和弘治两朝加在一起，计四十一年共有七例，平均约5.9年有一例，比第一时段的平均6.1年有一例稍快；而正德—隆庆三朝计六十七年共有二十一例，平均3.2年有一例，比第一时段快了近一倍，可见第二时段建祠速度加快主要是在正德以后。第三时段，为万历朝，计四十八年。共建祠十八例，平均约2.7年有一例。建祠速度比正德—隆庆又有所加快。天启—崇祯的二十四年中没有发现建祠事例，推测主要原因在于明末的社会混乱局面，建祠者不多。总之，明代吉安宗族祠堂设置兴起于永乐以后，正德以后加快了建祠速度，至明末建祠速度减慢。
明代吉安宗族祠堂的一些制度，也以成化为界呈现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不同。表中“祠制”和“所祭祖先”显示，记文明确指出祠堂依《家礼》设立的有序号6、7、8、10、11、12、14诸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祠制显然出自《家礼》的则有序号1、3、16各例，这些事例均在明前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祠堂建于居旁，规模较小，祭祀近世四代祖先。这一时期我们只发现第4、6两例明确指出祭祀年代较远的始祖。说明明初人们比较遵守《家礼》祭祖。进入明代中后期，记文中不再强调依据《家礼》建祠祭祖了，只有序号22例明确指出参酌《家礼》建祠。所建祠堂多有离开居室另建或扩大的情形，扩建、拓建、扩地、拓地、辟地、卜地、购地、新建等词汇正是这一时期祠堂建设的写照。祭祀始祖大宗祠堂的增加也反映了该时期祠堂的特点，表中序号17、19、20、25、27、29、32、33、35、38、40、42、44、45、50、53、56、60计18诸例祠堂即属于此类。而且一族多祠的事例也主要出现在明代中后期。总而言之，明代建祠祭祖有一个从前期家祠向中后期宗祠，或曰从前期小宗祠向中后期大宗祠演变的过程。
表中“祠制”和“备注”还有关于祠堂新旧情况的记载。表中序号1、4、5、12、14、15、19、22、25、26、32、42、62计13各例祠堂，都因元代所建祠堂或遇元季兵燹而在明代重建。序号16、18、20、28、29、30、33、39、40、46、52、53、55、56、59计15例均记载原有旧祠，后来重新修建。以上两项相加共计二十八例，占总数六十四例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四十四，数量不小。换言之，明代吉安宗族祠堂事例大约将近一半是在旧祠的基础上重新修建，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的宗族在元代已经设置祠堂。吉安宗族建祠祭祖有比较深厚的基础。
明代吉安宗族祠堂的设置与士大夫关系密切。我们虽然没对建祠者身份详细统计分析，但祠记内容表明祠堂的设立不是士大夫亲自主持，就是指导族人完成。有一些祠堂的设置出自著名学者和高级官僚之手，如杨士奇、罗钦顺、罗洪先、郭子章等人就是显例。
元明时期吉安宗族祠堂的发展
一元代吉安宗族设祠祭祖的兴起
我们在本书上一部分指出，元代已经有不少宗族设立祠堂祭祖，那么宋代吉安的情形如何呢？王善军专门研究宋代宗族，著有《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一书，我阅读该书，未发现宋代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的事例，我也没有在其他资料中发现宋代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的事例，因此推测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大致是从元代开始的。我还从元人的三部文集中，发现了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的一些事例。
一部文集是欧阳玄的《圭斋文集》。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至正十七年（1357年）卒。文集中有元代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的三个事例。
其一，安福刘氏。据《保靓祠堂记》记载：“保靓祠堂者，安成刘君尚节祠其七世祖考保靓先生者也。先生讳作，字贤砺，保靓其号，居袁吉间地曰秀源。在宋乾淳，一时声光烨然。起于郡邑，初用州商，授将仕郎，辟赣之安远尉，母老不赴。中岁韫德保才，不屑州用，友当时缙绅。百余年来，世代变迁，遗韵日远。诸孙尚节幼负志气，读其遗书，慨然慕其生平，惧其亲尽既久后人无所瞻仰，谋即故居建祠堂以致专祠。至元后庚辰春祠成，置龛奉保靓主，列碑其前，议割上腴田若干，以给常祀，择日率族属子姓祭以告成，竣事而饮。”可知刘尚节在至元六年（1340年）于宋人保靓公的故居建成祠堂，祭祀这个七世祖，同时置有祭田。该祠虽是保靓公的专祠，但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族祠堂的性质。文中有“安成刘君”之语，安成既指安福也指吉安，根据文中语句“居袁吉间”，而安福与袁州毗邻，推断此处安成当指安福。
其二，秀川罗氏。《秀川罗氏祠堂记》记载：“先尚书公游乡校时，善校官罗子远。子远，庐陵秀川世族，笃学力行，有诗文传于世，后为朝请大夫，主榷货物，言贾丞相专权误国，弃官去。予家藏其遗墨，思欲见其子孙，令其族孙仁达过予。为人英敏有为，为文雄畅有气，予于是喜前友文献之有传焉。仁达征予记其秀川祠堂，其言曰：‘吾祖大时府君，著籍秀川，四传至南塘府君，家日以大。府君之子若孙，始割乌石陂腴田若干亩为祀田，时宋嘉祐二年（1057年）也。其后乃贡于舍、贡于乡、登第于礼部，凡百数十人。于是蓬山先生、溪园先生与其子苍崖公、磵谷公推广祀田遗意，追远则有拜墓有合祭，合族则有族谱有聚拜，迄今三百余年祀田世守如初。族虽散居，昭穆秩然，必不可乱，邈在万里，相见相问外，有骨肉爱不相视途人，是皆吾祖贻谋之德与前闻人善述之功也。惟祠堂未立，合祭聚拜无定所，议者咸病焉。按《家礼》祠堂在正寝之东，贞之居，厅事之东有堂，曰：逊绵。凡十有八楹，其深二丈有奇，其袤称之。堂之前有轩，轩之外有亭，高明深靓，宜祠。乃请掌记务本翁以为祠堂，祠大时府君而下八世至十二世各图分派之祖，止其有行谊、有文学、有爵位者特祠焉。于是禹圭与翁之子绳祖、第一图孙瑛、第十图孙兰复买田为洒扫修治薰燎之费。自是合祭于斯，聚拜于斯，与祠田相为永久，以卒前人之志，先生幸一言以诏来者。’予既嘉仁达之能世其学，又嘉其宗之能念其祖，窃喜载名姓其间，自附通家之后，有荣耀焉。乃谂与众曰：惟大姓，其祖必有隐德，非德无以蕃，无以著，无以久，久则我后人念之宜也。念之念之，奉其蒸尝云乎哉。时予宗方作祠堂于故乡，以书来告成，秀川去予故乡百里而近，而祠堂之成适相先后，于是喜德之不孤也。”罗氏，文中谓“庐陵秀川世族”，此庐陵是指吉安，实际上该族在吉水，即本章第一部分表中序号37的罗洪先宗族，在嘉靖年间重建始祖祠堂。我们看到该族在宋代就重视收族，置祭田进行墓祭，修族谱合族。不过建立祠堂则是在元代至正年间〔从宋嘉祐二年（1057年）下推三百年为至正十七年（1357年）〕。该祠依《家礼》建于居室之东，但祭祀始祖大时府君，设主有所变通。无独有偶，当时湖南浏阳人欧阳玄也刚好设立祠堂，于是非常高兴地为罗氏祠堂写下祠记。
其三，吉水刘氏。《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志铭》记载：“庐陵刘桂隐先生讳诜，字桂翁，号桂隐，其先清江之翟斜族也。翟斜之族，自宋公是、公非弟兄叔侄以文学闻天下，号江右三镏。先生之先世有讳滔字禹绩者，由翟斜徙吉水之南岭。传六世至彦升、彦名两弟昆。升字鹏举，五子竞爽。第四子曰僴，字端臣，生子少奇，字思贤，是为先生之高祖考。（先生）生二岁失母，七岁失父，九岁宋亡。晚即南岭，创始祖祠，率族子岁时祭祀，以正昭穆之叙。先生生以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元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又三。”刘桂隐晚年大约是在至正年间，于祖先始迁地建始祖祠。
另一部文集为王礼的《麟原文集》。王礼，字子尚，后更字子让，庐陵人，元末为官，明兴不仕。文集中有元末建祠祭祖的两个事例。
第一例是曾氏。《曾氏祠堂记》记载：“祠堂建于郡玄妙观，何居？曾氏子本中为老子徒，悯其先人无主，祭者作也。曾氏世居邑之膏泽，本中幼失恃，遇忌日悲不自胜。迨长，归父骨烟涛千里之外，世难而家丧，时平而身老。于是建祠于观，以祀其先；捐田于祠，以永其祀。予观王侯将相，施田宅于老佛之宫，以祈悠永者，往往而有一再传之后，小失其祭典，大忘其像设，祠之建改为收储之场，田之入悉供鲜之具，于斯时也，其将若之何。”这是一个在道观建祠堂祭父的事例，立祠者本人系道士，并捐田于祠。
第二例是欧阳氏。《欧阳氏永思堂记》记载：“天下之人犹思之（指欧阳修），况吾庐陵乡国之人哉！乡国之人犹思之，况夫欧阳同族之子孙哉！同族之子孙而不公思，则不惟有愧于乡国之人，且有愧于天下之人矣！吉文，建寅公之族子也，盛年锐气，谓功业指可取有。留京师十余年一命未足偿，其志而崎岖，兵乱以老，比年还乡。作堂以奉先中祠文忠，而诸主列祀其次。字之曰：永思。”欧阳修后人所建的这一祠堂，实际上是始祖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