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具象涉及诗性式的操作智慧，其运作过程必定受制于源远流长的尚象精神。但与尚象形成对比的是，去累至后世已然杳无形迹，多作为“以少总多”的致思前提而存在，而崇简却“彰往察来”，在后世文论中屡见不鲜，是“以少总多”说最具体的体现。只不过文论家受制于实践理性，短于玄思，多以“言旨”、“语意”和“辞义”等的对立来说明“以少总多”式的创作规律，将崇简精神简而言之，做到了真正的“知行合一”。比如大概就在“以少总多”说在《易经》里得以成熟的时期，孟子就已指出：“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11】直接说到了“以少总多”说的指涉观问题，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提出了“守约施博”论，颇与近世“所指延伸”说近似。以后西汉司马迁承其衣钵，并以此评说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12】类似的说法在南朝宋宗炳的笔下一洗玄妙，变得明晰通灵：“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13】刘勰集“以少总多”说之大成，一部《文心雕龙》处处都可见到该命题的踪迹，如“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简言达旨，变通会适”（《征圣》）、“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物色》），与《易经》一脉相承。有唐一代，诗风大盛，刘知几深诣艺术创作规律，明确指出：“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他认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所以“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14】。宋代欧阳修得此风润泽，在《六一诗话》里说到：“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样，尚简之风至宋朝已是大肆张扬，将“以少总多”推向了极致。如叶梦得“博观而约取”（《石林诗话》），姜夔倡“语贵含蓄”（《白石道人诗说》），陈马癸为此下注，称“蓄意为工”，认为“且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文则》）魏庆之“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诗人玉屑》），何溪汶“用语十分，下语三分”（《竹庄诗话》），也都能得“以少总多”之要旨。元人承宋人之说，所见皆是，如“辞简意味长……含糊则有馀味”（范德机《木天禁语》），“语贵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扬载《诗法家数》）。明清两代，无出左右，其对艺术创作本质的理解竟和历代文论大体一致，李东阳《麓堂诗话》称：“辞贵简远……语短而意益长”。袁中道也与先贤唱和：“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淡成集序》）清代许昂霄评词，认为“言短意长，所以为佳”（《词馀偶评》），刘熙载则说“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艺概·诗概》）。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去累”之说几近绝响，却在冯金伯的笔下泛起了些许涟漪：“以无累之神，含有道之器”（《词苑萃编·旨趣》）。最值得一提的是，尚简精神延及数代，却在清人刘大木魁的《论文偶记》里得到了最详尽的说明：“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真可谓无所不简，着一“简”字，则“以少总多”臻至尽境矣。
至此可以看出“以少总多”说对中国文论的影响极其深远，无论理论层面还是批评实践都因循这种传统，当然也都是该命题的多维呈示抑或表象凸现，本身并没有质的改变。由于这个基元命题的深刻影响，中国文论浸淫于诗性智慧，长于具象式的抽象运动，尝将“以少总多”说纳于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推衍而出诗性式的操作智慧，短于玄思，却致力于批评实践。因此中国文论的理论维度犹如“大象无形”，常以隐性的生命形态游走于诸般“象语”，并不做显性展示，换句话讲，毋宁说中国诗学所遣用的诸般象语本身就是理论形态（道）与批评实践（器）的有机统一体。比之于西方诗学，这正好凸现了中国诗学的特质，而唯有“双峰对峙”才可能对话，才有双向熔铸和综摄的必要前提。
3“以少总多”说与中西诗学的熔铸
简而言之，在中国诗学的本位话语体系里，“以少总多”说植根于诗性智慧，表现为具象思维，受制于实践理性。其前提是一多对立和所指的具象延伸；其含义为“以象总象”或“以共象总殊象”。作为中国诗学的基元命题主要以尚象、崇简、去累为理论枢纽而深契于批评实践，举凡比兴、隐喻、象征、隐秀、白描、用典等批评手法都是这个命题的物化形态，都是“以少总多”说的具象延伸。在这里“殊象”分指物象和世象，共象则常以“象语”出之。
而西方诗学就时间而言也走过了与中国诗学大致相同的历程，与此相伴相随，关于一多对立的讨论寄寓于对“存在”的探索，始自古希腊米利都自然哲学家，遂一以贯之，直至当世海德格尔。这种探索发轫于知性智慧，通过纯思的抽象运动诉诸于工具理性，多以哲学语句表述共相，终而凝聚为“相语”。其话语体系全由概念、术语、命题等构成，在理性的支配之下观察一多对立同时驱动所指的抽象延伸。这种致思方式冥契于西方诗学遂衍生而出独具纯思特色的理论肌质：尚相、崇简、去累。文论家耽于体系建构，期冀从异态纷呈的文学作品之中“出类拔萃”，再以“共名”（术语、概念）凸现“共相”，进而由各类共相构成“理念世界”，以反映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律，终而达到“以少总多”的目的。受制于这类“万取一收”的共相，西方诗学遣用概念如同工具，批评实践便在建构严密的理论体系鉴照之下醉心于结构的析解。
然而游走于中西诗学之间洞幽察微，我们发现上述具象与抽象、诗性与知性、尚象与尚相、崇简与去累等所形成的二元对立正好凸现出中西诗学各自的特质，无异于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质点”，是异质文化相互区别的最小单位，“称名取类”，小中见大，当可延伸至中西诗学的精髓。这些质点的对立不啻是中西诗学的相互烛照，相濡以沫催生出诗学涵化，遂使熔铸和综摄成为可能。不过熔铸的前提是要有内在于中西诗学的文化通约，这种通约性的成立或存在表明中西诗学业已存在为双方所共享的预设价值，以有利于从中提炼出会通中西、“洪范九畴”的基元命题，达到综摄的目的。其实，上述两两对立的文化质点个性殊异，比如具象与抽象关乎运思过程和致思方式，诗性与知性涉及思维的本质，尚象与尚相关心运思的结果或思维成果的凝结方式，而崇简与去累则着意于操作智慧。很显然，能够涵盖并通约上述质点的就是“以少总多”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命题由于揭示了中西诗学的文化通约，便成了这种通约关系的现实载体，辖域所及无分中西，均可援以为说，其间所透溢而出的正是中西诗学双向熔铸综摄的理论意绪。
显而易见，“以少总多”说是从中国诗学体系中挪用而出的一份文化资源，但是它与西方诗学互为因缘，又基于某些共同的客观或人类经验，因此又与西方诗学通约，成为从这种通约关系之中提炼而出的具有相当涵括与辐射力的元命题，这就使中西诗学双向熔铸的理论意绪得以流泄，上至理论层面，下至批评实践，都可以得到涵化，使熔铸与综摄成为可能。
元命题自然具有原创性和能产性，“以少总多”说之于中西诗学也是如此。于中国诗学，它生成的次命题是“以共象总殊象”，辐射范围包括比兴、意象、象征、隐秀、用典等；于西方诗学，它生成了“以共相总殊相”这个次命题，凡象征、原型、用晦、用典等皆悉数囊括，具有很强的通约性。换句话讲，无论“共象总殊象”还是“共相总殊相”都是“以少总多”的衍生物，览游于二者之中的就是这个基元命题，也可以说中西诗学通过这两个次命题殊途同归，会通于“以少总多”说，这便超越熔铸，达到了综摄的目的。
应该说上述文化或诗学质点之间的对立正好构成了中西诗学体系各自的理论肌质，然后再由象征、比兴、原型等构成“以少总多”说的尚象与尚相维度，由隐秀、用晦、用典等构成“以少总多”说的崇简与去累维度，理论评说与批评实践两个层面就在这里找到了最佳汇合点，论者既可以对诸命题本身作本体探讨，又可将其移之于实际批评，揭示出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和生成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尚象与尚相汇通于“以少总多”说，形成该命题的理论层面，同时又促成中西诗学的分野，因为二者都是殊象的规律性呈示，都要经过取象、抽象、立象这些过程，其运思过程都受制于“以少总多”，只是取向不同、思维成果的凝结方式各异。尚象趋于立象，以象语凝聚思维成果，对众象的本质规律作具象呈示；而尚相则趋于立相，以相语作为殊象本质规律的抽象呈示。因此在中国诗学里经常映入眼帘的是“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沧浪诗话》）或者“秀拔、壮丽、古雅、老健、清逸、明净、高远、芳润、奇绝”（《四溟诗话》）等字眼，尚象精神溢于“言表”，每一个象语都经过丰约之裁，都是“万取一收”的结果和结晶；而在西方诗学里则满是“理念”
（柏拉图）、“秩序、匀称、摹仿”（亚里士多德）、“快感”（伊壁鸠鲁）、“审美判断”（康德）、“绝对理念”（黑格尔）、“移情”（里普斯）、“直觉”（克罗齐）等抽象字眼，虽然出之以相语，但同样经过丰约之裁，也都是“万取一收”的结果和结晶，可见中西诗学在理论层面都经过“万取一收”的致思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以少总多”予以驱动的结果。
其实，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以少总多”说的特点就在“陶冶万物”，径取万象直入翰墨，而用以总多的“少”则“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是“从同一种类的多数形象的契合获得一个平均率标准”，“它超出了经验类型的普遍性，上升到本质必然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又与个性的特殊结合着，不再是一种类型化的代表者，而是活生生的形象。”【15】中国诗学着一“少”字而与西方诗学的“典型”说殊途同归，但上述讨论昭示着我们，比之以“典型论”，“以少总多”说显然更具销熔性，更有涵括力，而尤其重要的正是它所具有的文化通约性，唯其如此才有中西诗学涵化，才有建立在以“以少总多”说为代表的诸多基元命题基础之上的双向熔铸和综摄。
中国诗学或中西比较诗学的现状在叶嘉莹教授看来存有三弊：“引用新理论之心太切，对旧诗传统太生疏，及思想模式过份欧化。”【16】要改变这种情况，既须杜绝“方枘圆凿”“食洋不化”又需屏弃井蛙之见“食古不化”，叶嘉莹教授认为：“如果不能从原理原则上着眼来对中国说诗的传统加以扩展和补充，而只想借一件别人现成的衣服来勉强穿在自己的身上，则一方面既不免把自己原有的美好的体型全部毁丧，更不免把借来的衣服扭曲。”凿壁借来的光只可烛照一隅不能普照全局，只有潜至中西诗学的深处从“原理原则上着眼”去寻觅具有很强通约性的诗学话语才可能“知一毕万”，以求“视野的融汇”，终而达至中西诗学的双向熔铸和综摄。这是文化与哲学通观之下诗学涵化的结果，而作为中国诗学本位话语之基元命题的“以少总多”说正是叶教授所谓的“原理原则”，或许正可用其通约中西诗学，以求熔铸和综摄。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131-136页）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十《物色第四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4页。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六《神思第二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4页。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六《神思第二十六》注〔1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00页。
【4】D.Bolinger &D.A.Sears：Aspects of Language，3rd e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81：p110.
【5】许慎：《说文解字叙》，中华书局影印本。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八《比兴第三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01页。
【7】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第81页。
【8】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第1742页。
【9】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八《比兴第三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7页。
【1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八《比兴第三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7页。
【11】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533页。.
【12】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82页。
【13】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8页。
【14】刘知几：《史通》卷六，叙事第二十六，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
【15】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7节（及该书英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16】《中外文学》卷二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