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图莫契科利用勒菲弗尔这种模式及其话语系统成功地揭示了法国文化借助于翻译而使自身肌理日益丰满的历史事实。在1986年发表的《翻译之为文学的革命力量：12世纪从史诗到传奇小说的转移》【9】一文中，图莫契科不仅研究了法国文化借助于翻译所引进的各种新颖的文学创作手法，同时也利用“以权谋文/以势压文”和“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些社会/经济力量可以对文化实施影响”这些概念来解释法国文化的系统演进。同时，基于分层系统的理论假说她还考察了由于翻译的引进法国文学系统所发生的各类分层转移，其中包括文类、格律、与韵律策略等。但她也认识到完全依靠形式主义模式还无法解释文学系统的某些变化，比如20世纪的文学创新囊括了一些全新的价值结构、妇女角色的转换以及传奇式爱情模式的移植等，这些都是原有的描写模式所难以应对的，因此图莫契科借用勒菲弗尔所创立的话语和一言说方式，并据此对上述“权力结构系统”进行了一次全景扫描，结果显示，到12世纪末史诗行吟者的地位已渐趋没落，当时的权贵所青睐的对象也已转向舞文弄墨的译者、改编者或作者。图莫契科解释了个中情由，所采用的方法是将文学系统置于当时的社会/经济体系框架，并在这种语境之中实施研究考察，而这种社会/经济系统其中又包含了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构要素，比如僧侣阶层日益膨胀的权力、大学的滥觞以及法语、英文、斯堪的纳维亚语、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和法国文化圈其它地区之间为便于相互交流而使翻译的地位大幅度提高等。这样一来，无论是从形式角度考虑还是在观念体系上，翻译都在当时书面语言方兴未艾的发展过程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流社会因此而更加从容，而翻译及其译本则既为下层平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又满足了贵族阶层追求新潮观念的实际需要，至于译者也不是毫无所获，他们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优势，同时也尽力适应并实际参与了当时观念体系的变革历程。可以说，正是由于图莫契科在研究中兼采归纳与演绎两种推理方式，这才充分地揭示出了当时书面文学回应并反映观念以及诗学权力及其影响的内在原因。
至此，似乎可以将80年代译学研究的有关理论要点总结如下：（1）译本作为一种实证（亦即一种由宿语文化所界定的文本）其地位正日益降低，反之却更多地以复杂的翻译关系网络出现，这种关系网络当然必须存在于某种特定的语境之中；（2）翻译文本在将自身“写入”其它的“家族相似”网络的同时，也负荷着原有的“家族相似”特征；（3）译学的描写模式既可揭示译本织入“文本互证”网络的言说方式，又可解释翻译“事实”的建构手段。
但是，必须注意到，迄今为止整个西方译学研究几乎完全以某种形式的“等值观”为理论出发点，其中比较典型的观点有“等效审美体验”、“语言结构/动态等值”、“文学功能对等”和“由宿语文化社会可接受性所决定的形式近似切合关系”等。另外，虽说有时也“各执己见”，但各派却都在其观念框架上达成了下述两点共识：（1）研究的起点是事先必须设定源文本的存在；（2）翻译即是源文本在宿语文化社会中的“再现”。佐哈尔与图瑞曾经想摈弃译文必须“求信”于原文的理想追求，试图从实际的翻译产品入手重新审视翻译问题，希望能够借此摆脱原文之“权势”强加到翻译身上的所谓认识论“紧箍咒”，可是最后却发现很难摆脱自身形式主义根基、唯科学的研究模式以及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假说为他们自己所设定的各种局限。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能否还有别的什么理论范式可以借以思考或者探索各种翻译现象，而不是只囿于某种传统的话语或言说体系？迄今为止，所有的翻译理论都对原文及其译本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而正是这种区分为以后确定翻译的性质提供了理论基点，但是传统翻译理论所赖以成立的许多问题现在却又被摆上了桌面，从事这种思考与探索的是一些解构主义学者，他们思想激进，自称自己所致力的目标并不是“解构”，而是所谓的“积极建构”。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假如从理论上采取逆向思维，反而抱定“原文全靠译文生存”这样一种理论假说，那又会怎么样？假如认为没有译文原文就会死亡，假如认为原文的生存并不取决于自己所包含的任何特质，却取决于其译本所包涵的某些特质，那又会如何？假如文本意义的界定并不取决于原文，却反而取决于译文，那又怎么样？假如“原文”并没有自己的确切身份，无论美学和科学理论都无法予以确定，而且每译一次其身份就变化一次，那又如何？到底是译本“写”我们，还是我们“写”译本？另外，“原文”之前还存在什么？是观念？形式？事物？还是什么都没有？我们的思维是否能超越原文、超越本体？这些问题颠覆了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信念，对于译学界无疑是一种挑战，并且，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其本身就很有启发意义。福柯（Michel Foucault）即对所谓“提问者”提出质疑，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人们可以“提问”的时代，反之倒是“问题”自己可以从语言本身所固有的某种“东西”中“应运而生”。因此，某些解构主义者甚至声称也许是译本“写”我们，而不是我们“写”译本。
3.解构主义理论与译学范式变革
解构主义的理论挑战直接针对“语言、写作和阅读”这三个术语的内在局限，认为在将这三个术语用于讨论各种概念的时候，其定义本身就为他们所欲描写的各种具体的理论设置了种种障碍。虽说解构主义本身并没有提出任何一种具体的译学理论，但他们却“利用”翻译来讨论诸如语言和“内在于语言”（being-in-language）的本质之类的问题。他们甚至声称，在文本翻译的过程之中，译者可以尽可能地向“差延”（difference， differing/deferring）这种经验靠拢，而所谓“差延”又正是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石，因而可以说解构主义对翻译及语言本质的这种思考对于翻译理论家们尤其重要，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借此对什么译学范式作出了新的界定，而是因为这种理论反思深化或者拓展了我们对译学研究这个领域进行界定时所全力依赖的那种概念框架。基于这种哲学定位，翻译的整个理论体系得以重新审视，这于译学理论极为有利，同时，直面这套哲学理路，也将使迄今影响译学理论健康发展的研究范式产生变革，让更具洞察力、更为新颖的跨学科模式植根于译学研究，为其注人新的理论活力。比如福柯曾经“解构”“原文”概念，认为原文永远处于当下的“重写”状态之中，每一次阅读或翻译都是对“原文”的一次新的重构。他对原文的身份界定并不感兴趣，却推崇各文本之间的关系，将注意力集中于某种特定文本的特定的历史语境。在福柯看来，任何一类作品都不是作者天纵英才的产物，反之却与作者本人无能为力或毫无察觉的某个时代、某个地点所形成的那些“体制”和文化权力有关，因此，所谓“创作活动”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只是“作者”头顶这个虚衔将其简化了而已。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指出，解构主义与翻译之间绝对是藕断丝连，在翻译的过程中，“差延”隐而不宣、含而不露，似不可能却又无处不在。而德里达的所有作品，如果不考虑其主题或内容的话，可以说均与“翻译可能与否”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哲学就其理论中心而言都牵涉到了翻译这个概念（比如金岳霖著《知识论》即在第15章专门探讨了翻译问题，他如冯友兰、陈荣捷、牟宗三等也是如此），因此说：“哲学源于翻译或者翻译性这个命题。”【10】德里达对读者（尤其是译者）提出挑战，促使他们在解决任何一个翻译问题时三思而后行，无论是立名、定物还是遣词造句，都需反复思量，不可有轻妄之举。他认为翻译时常有义生文外或义溢文外的情况，因此，为有效地追索行文之中所失掉的那些微言大义、以行互文见义、语义丰满之效，就必须适时加添脚注、笺注、旁注抑或引言之类的东西，而不可率由说之。这样一来，哲学研究的焦点经过一番调整，由“致一”（identity）到“求异”（difference）、由“出场”（presence）到“辅弼”（supplement）、由“正文”（text）到“引言”（preface），翻译便在其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而正是基于这一点，德里达才得以使张力（tension）凸显、疑惑（doubts）永恒、抉择（alternatives）无限。因之，翻译也就日益逼近了这个目标，即，翻译作为一个过程可以提供某种“差延”模式，既可“求异”（differing）亦可“迁延归化”（deferring），这样便颠覆了长期制约着翻译抑或哲学理论假说的那些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考模式。
与其它的解构主义理论相比，德里达的思想根基在坚持这样一种信念：没有核心或深层结构（转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术语），没有我们或可观照的任何东西，故而就更谈不上我们或可再现、翻译抑或依赖的任何理论。因此，他的解构主义理论便转而植根于“非一/差异”（non-identity），“退场/不在场”（non-presence）或“不可再现”（unrepresentability）之类的概念。在他看来，唯一存在的只有不同的指涉链（different chains ofsignification），这包括“原文”及其处于某种共生关系之中的各种译本。这些指涉链互涉互补，界定并反复界定那虚无缥缈的“同一性”（sameness），因为它过去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所以也就无法“持守”（借黑格尔语，德里达原文英译作“fixed and graspable”），无法认知与理解。其实，“同一性”之所以虚无缥缈则完全肇始于人类对某种“始基”抑或“一”的不懈追求（这在世界文明轴心时期原是一种普遍的人文信仰，此于中西方并无两样），而正是由于这种追求，人类关于“万物皆流”、“变动不居”的普遍信仰受到压制，这便使“同一性”归于虚无，在人类对其界定、言说、使其出场的过程中逃逸而去，因此才无法捉摸，不可理解。据此以观译学理论，可以发现它一直纠缠于某种“确定不移的意义”，并且虔诚地认为这种意义可以“传达”至另一个指涉系统。对此，解构主义者予以理论发难，并且利用具体的翻译实践来揭示传统翻译理论框架“摇摇欲坠”的严峻现实。他们拒绝接受传统的“解析体系”，因为这种体系析出“源文本”和“宿文本”，并且将“语言”和“意义”予以剥离；他们否认独立于语言的任何潜形式的存在，同时还对一些理论假说提出质疑，因为它们假定，不管以任何形态或形式总会存在着某些具有“始基”性质的东西。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翻译中的能见物只有语言，这种语言并不外接于物，却内指语言其本身。因此，这种指涉链就成了某种无穷的回指链，相应地，某一种译本也就成了前一种译本的再译或重译本。
解构主义者和从事译学研究的学者们一样，也对每一种文本其有机构成的各种差异、笔误、变化或语音脱落现象等进行分析。的确，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比较观，才可以看出社会或主观因素对翻译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限制。当年，译学研究植根于形式主义，曾集中探讨实际译本，而不是某些虚拟的文本，现在，解构主义则如法炮制，也将自己“捆绑”在所“阅读”的文本之上。目前，无论译学研究还是解构主义，这两个学科的理论趋向都致力于回避某些孤立的预设概念，不想据此去解析、阐释或评价文本，因而，整合解构主义并借此建构后结构主义性质的译学理论，其价值已昭然若揭。虽然坚持“形式/内容”、“所指/能指”两分法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借助于上述两分法已经奠定了传统译学哲学观的形而上学基础，并且至今还在困绕着译学研究，但是这种二分思维模式或层次观（如文学优于非文学、蹈虚甚于实指、唯理思维强于表层结构等）却正是解构主义理论认为差强人意、并着力予以修正弥补的地方，因此也是解构主义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对现代译学进行学术整容可望有所成就的理论出发点。
（原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6期，第3-7页）
【1】Toury，Giden.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Tel Aviv：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1980.
【2】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5.
【3】Lefevere，Andere.a.Beyond the process：literary translation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in Marilyn Gaddis Rose （ed.）Translation Spectrum：Essays in Theory and Practic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1.
【4】Ibid，p56.
【5】Lefevere，Andere.b.Translated literature：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Bulletin：Midwest MLA，14：1（Spring），1981：68-78.
【6】Ibid，p72.
【7】Lefevere，Andere.That structure in the dialect of man interpreted，in E.S.Shaffer（ed.）Comparative Criticism 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8】Ibid，p92.
【9】Tymoczko，Maia.Translation as a force for literary revolution in the 12th century shift from epict romance.New Comparison I （summer）.1986：7-27.
【10】Derrida，Jacques.The Ear of the Other：Texts and Discussions with Jaques Derrida，ed.Christie Mcdonald，trans.Peggy Kamuf.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5：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