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畏但不狂妄，因为敢于拼争不想默默无闻；他智慧但不奸猾，因为本性正直不愿勾心斗角；他坚持但不固执，因为追求梦想也注重现实；他，就是从北大走出来的才子，兼具书卷气息和经商头脑的李国庆。
1.敢想敢说的实践家
美国东部时间2010年12月8日（北京时间12月9日凌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上了一块白底横幅，除了几排英文字母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面印着的三个绿色汉字——当当网。不要小看这块布幅，它标志着中国最领先的B2C电子商务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了！
就在当当网上市的第一天，它的开盘价就达到了24.5美元，较16美元的发行价大涨了53%，截至收盘，涨幅竟然达到了86.94%，收报29.91美元，市值达23.3亿美元！
这个受投资者热捧的网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图书零售商，拥有中国网上出版物零售市场50%左右的份额。早在2007年，当当网在就将产品线扩充至百货领域，并于2008年底推出了百货招商平台，准许第三方卖家在当当网上销售他们的商品。
当当网的创始人之一、联合总裁李国庆以发行价每股16美元出售手中部分股票，套现高达2080万美元。终于，在万千人的注视之下，在百十台摄像机和照相机的拍摄之下，李国庆豪情万丈、信心满怀地敲响了闭市钟！
这个李国庆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完全基于线上业务的、盈利的B2C网上商城呢？
时间回到1964年，当时的中国派繁忙和和劳碌，因为正值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全国各地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寻找适合中国人民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新道路。
这一年的10月1日，是建国15周年的国庆盛典。就在同一天，很多孩子降生在了这个充满着朝气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不少初为人父、人母的家长，便给孩子取了“建国”、“国庆”等诸如此类的名字。
出生在北京的李国庆，就是和新中国有着同样生日的孩子之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学名是李增双，“国庆”本是当做小名来叫的，但由于那个时代太流行这种叫法了，所以叫着叫着就喧宾夺主成了大名。开始时，李国庆对自己的名字并不满意，因为好多同龄人都叫这个名字，而他又是一个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所以心中一直觉得有几分别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成熟的李国庆发现：名字并不是区分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关键，能力、抱负、个性……这些才是决定着人生别样的重要因素。
也许李国庆在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着一种独特的个性，但是他的成长轨迹，却在越来越清晰地证明着他卓尔不群的人生之路。
李国庆在少年时代就才华横溢，聪明、机敏、伶俐、无畏……他身上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个人优秀特质。这些闪光点，为李国庆日后获得成就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他后天的努力，使这些闪光点显出了更加缤纷夺目的色彩。
走过了小学时代的天真烂漫，李国庆带着少年的梦想进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在这所重点学校念书期间，他的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从小就酷爱参加社会活动。
中学生的思维是异常活跃的，而且很少受到消极因素的干扰。生性喜欢交流的李国庆，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的职务，策划组织了很多活动，得到了同学们的信任和尊重。他甚至还走出了校门，给《中国青年报》当少年记者，这在无形之中又提升了他的沟通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李国庆的思想更成熟了，他不再是单纯地参加社交活动，而是更注重在和别人交往的过程中积攒人脉。那时候的李国庆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就读的是重点高中，考上清华北大不是问题，所以除了升学之外还需要锻炼其他方面的技能——他不想当一个书呆子。
事实的确如此，凡事都喜欢未雨绸缪的李国庆，在中学时代的各项活动中，积累了经验，锻炼了能力，结交了朋友，开阔了眼界……他的故事说明，一个人即便是在学生时代，依然可以提前预习到“社会大学”中的课程。所以人一定要走在时间的前面，因为时间是永远不会休息的。
1983年，李国庆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
社会学，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比较坎坷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社会学一度被认为是代表着唯心主义的虚假学科，因而在大学中遭到废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1979年，邓小平高瞻远瞩地作出了“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重要指示，这才给沉寂了多年的社会学昭雪平反。很快，在社会学权威费孝通的带领下，一大批学者重建中国社会学。1980年，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开始筹备，并首先依附在国际政治系之下。到了第二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便于培养必要的师资力量。1982年4月，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正式恢复重建，并于次年起招收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如此算来，李国庆是北京大学第一届的社会学本科生，也是改革开放之后较早的大学生，他和他的那一代人，成为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英分子。
李国庆是以社会学系的“状元”身份考入北大的，这是他在中学时代刻苦读书的结果，而这个好习惯直到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也被他继续保持和发扬——李国庆在北大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作为一个文科生，李国庆钟爱舞文弄墨，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发表过一篇名为《论勤工俭学》的文章，刊登在《北京日报》上，占据了小半个版面。这篇文章中讲述的都是李国庆在勤工俭学中得到的感想和体会，显示出了他独特的个性。
有了第一篇文章打头阵，李国庆便接二连三地发表自己的作品。1987年在《当代青年研究》上发表了《为着沟通的社会实践》、在《青年研究》上发表了《社会实践与青年学生社会化》。在这两篇论文当中，李国庆把自己的思考和认识系统化地表达了出来。
李国庆认为，青年学生的社会实践是不可缺少的必修课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让年轻人早点接触社会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习方式，有助于他们快速、健康地成长。
虽然这两篇论文是十多年前发表的，但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目前，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几百万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严峻形势。仔细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切的呢？显然，不能简单地认定是“人才过剩”的问题——中国永远不会嫌“人才”多。恰恰相反，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大学毕业生们除了掌握一些书本知识之外，很少有人真正具备社会实践的能力如果年轻人都按照李国庆的建议，在课余时间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的话，那么他们在择业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四处碰壁了。
简而言之，李国庆是一个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他把知识和能力分得很清楚：知识从书本中得来，能力从实践中得来，唯有两者统一，才能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人才。
虽然自己的文章被发表了，但是李国庆并不满足于这些比“豆腐块”大不了多少的论文——他开始策划写一部更加关注现实的专著。经过一年的“点灯熬油”，李国庆终于完成了一部长达2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之我见》。
在这本书里，李国庆触及到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问题，并将当时国内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清晰地进行了梳理。当然，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在探讨这种“大视角”的问题时难免会出现些许疏漏，但是李国庆的学术天赋却通过这本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更为关键的是，他能够从自己所学的专业角度出发，带着青年人的激情、才情和爱国之情为社会主义建设建言献策，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随着《中国社会改造之我见》这本书的问世，更多人知道了李国庆这个颇有雄心壮志的青年人。有些人甚至建议他专心搞学术研究，说不定将来能够成名成家。但是李国庆对这条道路，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
李国庆升入大学三年级之后，被选为北大学生会的副主席。不要小看学生会副主席这个职务，当时很多人为了得到这个职位而费尽心机。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副主席对上能接触到学校领导，对下可以广泛联络学生，是一个接触面广、社交含金量大的“官儿”。因此，很多学生都把这个职位当做助推自己日后发展的跳板，所以一个个都拿出了看家本领去争抢。
李国庆同样看重副主席这个职务，但是他并没有搞旁门左道的东西，比如请吃饭、拉赞助等等，而是凭着自己敢想敢说的个性成功当选。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改革开放伊始的年代，北京的学生运动是比较活跃的，因此学生们在选择自己的“领袖”的时候当然会挑那些敢于仗义执言的人，而李国庆恰恰是最佳人选。
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之后，李国庆不忘自己的誓言，尽心尽力地为同学们办事：挥毫泼墨地写大字报，轰轰烈烈地组织演讲，认真细致地创办刊物……甚至，他还为那些热恋中的情侣发放过安全套。这些琐事，无一不反映出李国庆率直的个性和果敢的作风。而正是这些被磨练得越来越突出的特质，为他以后雷厉风行地开创事业奠定了基础。
这位社会学系的才子不仅在学术上小有成就，在社会实践当中更是超越了中学时代的“小打小闹”，甚至开始了“淘第一桶金”的生涯。
社会学系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为了能够获得最新最准确的一手资料，李国庆常常跑到社会上做问卷调查。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百态，他的视野也随之拓宽了。
在大三的时候，李国庆把社会实践的范围扩大了。他开始跟着一些比较有名气的策划人实习，学习如何将产品进行定位和推广。有时，他会去那些刚开办的公司工作，体验给别人打工的人生五味……李国庆参加这类实践活动往往赚不到钱，却从中学到了在北大学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学会了跟客户谈判、沟通的技巧，学会了怎么对杂志进行包装……最重要的是，李国庆见识到了许多不同的商业模式，对它们也逐渐有了自己的思考。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李国庆也由开始的单纯实习转入了“利益创收”——他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万元户”。当他的同学们还在为生活费四处奔波的时候，李国庆居然花钱雇佣了秘书，而且秘书的月薪是30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由此可见，崇尚身体力行的李国庆，已经由白面书生转变为一个“小老板”了。
在大学就叱咤风云的李国庆，毕业之后将会选择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2.图书界的拼命三郎
1987年，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的李国庆，由于表现突出被分配到了当时最热门的政府机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这个部门可以称得上是政府的“智囊团”了，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发之后的发展战略问题。对于曾经写过《中国社会改造之我见》的李国庆来说，这里的确是能够展示才华的一方宝地。虽然在大学期间，李国庆在不少公司干过，但当时的他更关注的还是国家的命运，很想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这场宏伟壮观的变革提供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恰恰就是给改革开放事业出谋划策的单位，李国庆对这个分配感到很满意。
然而在进入到这个部门之后，李国庆才发现理想和现实有着差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政府机关，和李国庆曾经待过的那些公司完全不一样。在机关单位里，新来的大学生经常要从“基层”做起——端茶、倒水、扫地之类的杂务统统要由他们完成。
李国庆所在的办公室，基本上都是局长一级的人物，所以那套“基础培训业务”更是非他莫属。
李国庆不是吃不了苦的人，也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人，面对新的工作环境，他只好暂时忘掉大学生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做好各种“基础工作”，埋头劳动了几个星期后，一位领导开玩笑说，李国庆每天打车来单位给大家打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对于领导的揶揄，李国庆自然是付之一笑。所谓“智囊团”的这些领导，大多是一些带有几分学者气质的官僚，基本上没什么架子，为人处事也不那么“老奸巨猾”。所以李国庆和这些领导们在一起，倒也不用天天揣着心眼，偶尔也能开个小玩笑。
虽然机关单位讲究论资排辈，但李国庆毕竟是个出色的毕业生，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表现得很突出。鉴于李国庆出色的个人能力，单位领导对他也采取了“另眼相看”的态度——可以不坐班。当然，每年的两个研究课题以及几十万字的课题文章李国庆必须参加。只要把这些任务完成了，其余的时间就归他自由支配。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国庆整整工作了3年，并在这3年里写出了50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称得上是硕果累累了。
但是在李国庆的内心深处，对这种坐板凳搞研究的生活还是很排斥的。一个原因是，这种生活单调乏味且周而复始，从头到尾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和转折，不能充分调动潜藏在李国庆身上的激情；另一个原因是，想要在这种机关部门得到升迁，必须要严格遵守“先来后到、长幼有序”的潜规则，所以即便是才华斐然的大学毕业生，也要在年复一年的煎熬中等待重用。
如果换了别的人，也许会适应这种生活，不管怎么说，这个部门是铁杆吃皇粮的机关单位，稳定且体面。但是对李国庆而言，在这样前途飘渺的地方混下去，简直是在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于是，他决定为自己谋求另外一条出路——从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