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人民民主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共同的政治基础，但两者发扬民主的方式有所差异。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具有强制性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针，以选举民主的方式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以形成统一的意志。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包容性决定了以“政治协商”作为活动的基本规则，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商谈议事。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制度相互补充，从而形成我国独特的选举与协商共存的民主模式。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的曲折发展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主要因袭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成就巨大，失误并存。经济和社会建设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式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也在曲折中缓慢发展。苏联模式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逐渐突显，不断膨胀的“左”的思想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继续存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没有放弃，但“左”倾错误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产生负面影响并逐步加大，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
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改造和消灭，各民主党派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存废问题再次被提及。毛泽东劝阻了民主党派“光荣解散”的主张，他于1956年4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再次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也就在长时期内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
中共八大于1956年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对民主党派的地位进行阐述，“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关系。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刘少奇还分析了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其次是以党派共存促进相互监督，“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
中共八大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决议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且提出了处理党派关系的原则措施，党派监督作为人民政协的重要工作内容开始从政治协商职能中分离出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八字方针的提出，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继续发展的重要体现，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对于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强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起到推动作用，为继续发展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坚实基础。
党派监督是指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详细指出：“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显然，党派之间相互监督是有侧重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党派监督侧重于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对人民政府工作的监督。党派监督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其他监督机制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筑了民主政治的监督体系，成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某些错误思想和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共中央决定于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邀请党外人士以各种形式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顿作风，为保证民主党派人士能够大胆提出批评和建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的文件，文件肯定“自从开展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确定错误，大有利益”。整风运动后期，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的不当言论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中共中央研究和分析整风形势，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运动转向开展全社会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针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57年6月发动反右派斗争，斗争程度在运动过程中逐渐呈现扩大化态势，对党外人士进行了重点批判，尤其是政协委员、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蒙受打击，人民政协基本不能正常发挥协商职能，政党协商的存在和维持变得异常艰难。毛泽东在同年5月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民主党派作出判断，“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院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强最猖獗”，并在党内指示中要求机关、工厂和学校“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在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将民盟和农工两个民主党派错误地定性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在9月至10月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而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民主党派分别召开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一律将自己定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为主要任务。
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虽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互相监督开始变成单向监督，即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实施监督，各民主党派却难以对共产党进行监督。作为民主党派协商参政平台的政协会议活动减少，民主党派被过多强调学习与改造的方面，其参政与监督功能受到极大削弱和限制。60年代初期的政党政策调整，使得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民主党派的参政与监督功能得到部分恢复，不久之后，在愈益“左”倾的指导方针影响下，民主党派的政治作用与功能重新退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受挫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作为组织载体的人民政协也基本停止活动。1966年7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不定期延迟举行，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召开政协四届二次会议，政协全国委员会也于8月30日停止办公。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组织均先于全国其他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其后的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政治报告都未提及统一战线与政治协商方面的内容。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谋求政治私利，对民主党派肆意贬斥，污蔑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反动党团”、“反革命组织”，民革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民盟是“右派团体”，民建和工商联是“反动资本家组织”，台盟是“特务组织”、“里通外国”等。在红卫兵运动冲击下，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超过三分之一遭到批斗或抄家。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了《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将全国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60人和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里通外国”等。民盟领导人史良、梁思成，民革领导人张治中、唐生智、民建领导人胡子昂等都包含在内。民主党派的规模在这一时期也大幅减少，到1979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时仅有成员6.5万，比1956年下降了约3.5万人。
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政党政治和协商民主制度遭到破坏，但并未被完全废止，人民政协仍是多党合作制度的合法机构，各民主党派仍是合法政党。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向在京部分全国政协常委中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传达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并组织座谈会进行讨论。1972年10月，民盟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主任委员周世钊进京，联合民盟其他领导人和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向毛泽东当面递交了近四千字的长信，反映了对当时形势看法的八个方面。毛泽东指定汪东兴听取了几位民主党派高层领导的意见，胡愈之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即使是恢复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十月晋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革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民主党派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是自反右派运动以来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了首都军民的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民主党派的地位并未得到及时恢复，直到1977年12月全国政协四届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举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民主党派的参政与监督的角色才开始逐渐恢复。
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实际上演变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度过了建国以来最艰难的岁月。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此过程中遭到错误批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政党协商遭遇曲折进程，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并未取消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艰难地得以保留下来。各民主党派也并没有动摇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与广大的共产党员患难与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再一次证明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在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合作共事、政治协商过程中，也探索和总结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须遵循的若干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集中体现了平等、自由、尊重、包容、共识等协商民主精神。
三、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的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制度经历了多年的曲折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召开多次中央会议、颁布诸多重要文件重建协商政治的机制和平台，人民政协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政党协商的性质和功能渐次得到恢复和合理界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政党协商的政治文化建设、实体规范建设、运行机构建设和运作机制建设取得全面进步，协商民主制度及政党协商机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得到重建、改革和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