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子滩、砂梁、金鸾沟
“文革”中，先是成千上万的知青下乡，接着是动员城镇居民去农村落户。
《人民日报》介绍了一个典型，并发了社论。当事人是会宁县的王秀兰老大娘。她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时间，成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城镇居民下乡的带头人物了。
多少年后，我曾听人讲，街道上干部去动员王大娘下乡，大娘思想不太通，带一点气地对干部说：“我们也有两只手呢，又不在城里吃闲饭！”却让记者反话正用，结果做了正面典型。
到底是报纸上发表的可信呢，还是后来听到的是实情？现在说起来，早已是无所谓的事了。但不管咋样，大规模的居民下乡高潮自此而掀起了。
说动员，是对城市平民而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多少有些所谓历史或现实问题的家庭，那是通通要下的，属于强制性的。
三嫂和我妻属于这种情况。
三哥在城里的师范学校工作，便把三嫂及几个侄儿、侄女落在了老家糜子滩。
我在陶瓷厂当临时工，妻和女儿随我住在厂里。当时妻子正有病，有个阶段腿疼得下不了炕。
我去县工交科找领导，见到靳生书记，向他陈述妻子患病孩子小，下乡有困难的情况。他说：“你的困难是明摆着的，但你这么个家庭出身，没法给你说话啊！”他又说：“至于你的工作问题，你尽可放心，迟早会有机会转正的。你的能力和表现厂里和科里都很满意。”
靳生没有拿官腔，向我说了实话。
我家是无房户，却只批了四立方寸木料，据盖过房的人讲只够三间房子的门窗料，下乡落户，是必须要盖房的。我去找安置办公室的人，希望能增加一点木材指标。他们说要办公室主任朱科长批。
姐夫说朱是他们山西老乡，早就认识，愿去替我说说。回来后，告诉我朱同意增加二立方寸木料，并让我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朱是工交科长，和靳生一样，都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虽然兼着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但平常还是在工交科办公。
当时是晚上，他办公室里再没有别人。我一进屋，朱便板起面孔说：“你的家属怎么到现在还拖着不下，赶快抓紧办理！不然人家要按黑五类遣送到北滩去！”
我不明白“人家”是指谁？只感到朱的表情和语气阴沉冰冷的让人战栗。
我明白了，像我这样的家庭，有多大的困难也是非下不可的，而且还得赶快走。于是，我开始联系落脚的地方。
先去了老庄子苏家滩。
住在宝积山搞副业打石头的，有几位是苏家滩的本家兄弟和亲戚，因买二样子缸跟我认识了，他们大都是贪下中农。我通过他们见了生产队长苏孝，他听我说想回老庄子落户，表示欢迎。还说起小时候跟二哥一起光着屁股玩耍的往事。
接着又找到和我同一个太爷的亲房兄长苏宰满，他是队里的会计。他父亲我叫六爸，是和我最亲的本家里唯一的下中农。一九六二年我去糜子滩时，曾给六爸画了一幅老像，他硬是坚持付了我五元钱笔润。他对我的父母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对我的落魄回乡很表同情。
虽然会计没决定大权，但六爸一家对我很热情，也表示尽力帮助我落户的事。
到了晚上，我悄悄来到七哥宰文家。跟亲堂兄嫂的一席交谈，才知道了比宰南兄还要小的宰文哥，在九爸九妈去世后，竟然顶了父母的地主名分，一直做着地主分子。
他们的苦难处境让我突然明白：老家是绝对不能回来的。
由苏家滩上来，我又到了金家庄子。
这里是大哥一家生活了多年的地方。我七岁时也曾待过一年。现在三哥的家也落到了庄里。小时的同伴石中兴是大队主任，侄子彦正请他来到家里。他表示欢迎我的家属回队上落户。
老庄子七哥顶了九爸地主分子的事，让我不光不敢回苏家滩，即使金家庄子也有些胆怯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尽量联系其他地方落户。实在找不到合适社队时，再考虑回糜子滩。
同事高继诚家在砂梁村。他是高继岳的本家堂弟，同在一个生产队。在厂里继诚跟我关系不错，他愿意帮助我去砂梁村落户。
他们生产队长是个老复员军人，他的本家兄长是位性格开朗、直爽大气的汉子。“听继成讲了你的情况，欢迎你的家属来我们队落户！”一见面他便满口承诺。并告诉我，等队里上一次会，决定后让继诚通知我，即可办理落户手续。
也是命里不该去砂梁，一周后，回家返厂的高继诚告诉我：生产队班子会上，基本上没意见，只有一位贫农代表不同意。主要是他跟队长早有过节，借此发泄一下而已。
继诚说：“队长让你放心，事情成着呢。只是稍等一等，他把工作做通了，马上就办。”
话虽这么说，我却有了思想负担：我是队长接纳落户的，将来势必既应感激又要依靠他。而贫农代表和队长不睦，我又得罪不起，这中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县上又催得紧，要等到啥时候才能定下来呢？
这样一想，我不敢等待了。
然而又能去哪里呢？一时间我有了一种孤独无助的渺茫感。想到“按黑五类遣送北滩”的警告，更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紧迫感。
情急之中，突然想到了高明。
高明是我在仁义小学代课时认识的。他是仁义人，当时在县城里工作。他们家有好几个上小学的娃子，一个侄子在我带班的三年级。
高明比我大几岁，那时都是年轻人，每次回家总爱到学校跟我们聊天或打乒乓球。
我到瓷窑后，他在宝积镇当镇长。瓷窑有个居委会，是他的辖区。一次来检査工作时，我们碰在了石板街上。他依旧呼我苏老师，态度很热情。
后来，听说他成了宝积公社的副主任。
我决定去宝积公社找找他，看能否帮我一把。
当我在公社副主任办公室见到高明时，他依然很热情。我坦诚地向他讲了自己面临的困境，请他帮助我在宝积公社找个落脚地。
“你想去哪个队？”听了我的陈述，他二话没说便问道。
“你们公社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你帮我选一个地方吧！”我说。
“那就去鸾沟吧！金鸾沟银大湾。鸾沟是宝积公社最好的地方。”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向我推荐了鸾沟。
就这样，我便很顺利地将妻和女儿落户到宝积公社的鸾沟生产队，一去就是十三年。
就在我办理迁移落户手续的中间，砂梁队也通过了我的落户指标。正巧李妈（李胡子夫人）和进禄母子二人还没找好下去的地方，高继诚便帮她们落到了砂梁村。
妻子和大女儿是一九六九年春节后去鸾沟落户的。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每每回想起来，高明如同对待老朋友似的真诚帮忙态度，以及他那热情洒脱干脆利落的办事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象。同时我的心里总也保留着对于他的一份感激和怀念之情。
几年前，和朋友去平川书画交流，终于打听到高明的下落和住处。他早已退休在家，老两口住在一个很朴素的院子里。
我去看望他，天气还冷，他在生了炉子的西耳房里接待了我。言谈还是那样洒落开朗。
2006年1月初
冯家院里
刚到鸾沟，生产队安排我家住在进村不远的冯家院里。是上房东边的耳房子，房门的一大半和窗户都被厨房遮掩着，与厨房侧墙之间有个厌道道。
陶瓷厂职工家属下放农村的不少，厂里给每户送两吨红土I；的块煤。装车时总是超吨位的。红土芷是陶瓷厂的一个车间，对下放户大家都很同情。
家具多的，或有拆房旧木料的人家一般都要大卡车搬家，装得高高的，不少人家还得拉两趟。我没有几件家具，县车队给我派了个三吨位的道奇车，几乎装了一车煤，又拉了好几个二样子大缸、小条缸子、大罐子、两摞二细碗、两个粗陶姜窝子。再把铺盖卷、破席卷、灶具和几件旧家具全部装齐了，捆扎好也不显得高。松松活活一车便拉到了鸾沟。
冯家没有院门，南边院墙有个大豁口。汽车停在豁口前，东西卸下来往屋里搬时，我随手送给房东家一个大缸，一个条缸子，一摞二细碗和一个姜窝子。被我叫冯妈的女房东略略客气一下，便让孩子们搬进了他家厨房。
耳房前的道道太窄，天热了还要支炉子做饭。煤卸下便堆在南院墙下，大块码在四周，看上去高高的一堆。我对冯妈说：“红土冚的煤烟大，有点臭味儿，但火力强。拉来不少，咱们俩家一起烧吧。”
“哟！红土的炭，臭得还能烧吗！我们不要。”听口气，冯妈显然不缺烧的。
后来，雅芬生下二女儿彦竹，岳母由糜子滩来鸾沟伺候女儿。晚上出去上厕，好像看见有个黑影子把南墙下的大块煤往厨房里搬。
回屋跟雅芬一说，母女俩多了个心眼，她们白天取煤时，将周边大块煤看下个样子，第二天再注意，果然有了变化。周末回到家，妻子便给我说这个事。我对冯妈这种明里说“臭得不能烧”，暗地里悄悄搬的做法不高兴。但也不让妻和岳母制止。我说，咱们原本就是准备让他们一起用的，就装着没看见吧。
二女儿出生时我正巧去城里买木头，来去三天。
第三天上午，搭了一辆到宝积山拉煤的顺车把木头带到周家地。卸在路边，托请旁边的人家帮我照看，便赶回村里要牲口车来拉。快进村时，碰见一个叫满银的邻居青年，他对我说：“你女人生了，我女人也生了。都是女子。”我家到鸾沟时，他媳妇也是个大肚子。
我急忙赶回家。一进院子，房东冯爸就大声收拾我：“你这个苏宰北，把个临生月的媳妇子扔到家里，一连几天不见面，可把人害苦了。”
我一边说明情况，一边连连向冯爸、冯妈道歉并感谢。
耳房门帘上挂了个红布条条，门虚掩着，我一进屋，睡在炕上的妻眼里便溢满泪水，她怨艾地瞅了我一眼，泪珠儿顺着脸颊落到了枕上。看了看安静地睡在一旁的婴儿，我的心放下了。
我又到上房里再一次感谢冯妈一家的关照。听说木头还扔在周家地，冯爸对我说：“快到队里要牲口拉木头去！家里有你冯妈呢。”
饲养员帮我套好了驴车。从没有吆过牲口的我，小心翼翼地左手牵着驴缰绳，右手握着一根短鞭杆子，赶着驴车从周家地拉了木头往回走。驴车过了红沙浪一段最难走的路，翻过前边一个小土墚是一片大沙地，到那里就能看见村庄了。
我心里一松劲，放开了一直牵着的缰绳，跟着车子边走边吆喝。那牲口突然去啃路边的一棵柴篷，车子稍一倾斜，没等我反应过来，捆绑着几根圆木的架子车连同驴子一起翻了个底朝天，倒搁在路上。
木头很沉，看着四蹄朝天蹬着腿的毛驴，我心里干着急，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幸这时过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大湾人，急忙停下车子来帮忙。先帮我松了驴子的套绳，把它连抬带拉地弄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时间长会把驴仰死的。这让我有些后怕，刚到鸾沟，真要把队里的牲口仰死了如何交代！
好在有惊无险。后面的路自然是格外小心，那驴子是饲养员专为我挑的乖牲口，下坡时我几乎是紧挨辕条和那牲畜一同驾着车子往下磨。谢天谢地，晌午过些总算平安到了家。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了冯爸埋怨的原因。听妻说，头天下午他还站在院里骂过我呢。
妻下乡时就是个大肚子。听村里人讲，女房东冯妈会接生，冯妈自己也卖派（方言：自我宣传）说给庄子上接生了不少娃娃。这让我放心多了。虽然妻已临近预产期，但具体日子尚难说。加上买木头是个没法推的急事，买了木料又要找顺车，前一天下午没能赶回来。谁能想到妻子恰恰就生了。
听妻讲，冯妈的接生全是老一套。妻感觉不对，冯妈就给坑上倒了一摊沙土子，临产时，只是喊：“用劲挣！用劲挣！”孩子一时生不下来，她先慌了手脚。那一刻，妻说自己浑身没有了一点劲。
“多亏了罗秀英，要不是她和任兰香正巧进来，冯妈……”妻说着无声地流着泪。
罗秀英和任兰香都是陶瓷厂下放到鸾沟的家属。在瓷窑时她们住在厂区，和我们家不熟。那天，她俩是结伴到冯家，正赶上妻生小孩。罗秀英胆子大有主见，她见雅芬身体很虚弱，忙对冯妈说：“大人太僂（方言：弱）了，先让她缓缓气，再说。”她阻止了即将动手往出掏孩子的冯妈。安慰雅芬说：“你不要怕，也不要急，先缓口气，等有力气了再使劲。”
就这样，孩子终于平安出生了。由于中间拖得时间长，冯爸怕发生意外，担不起责任，便在院子里骂起我来。
从这以后，罗秀英和雅芬有了来往，而且关系越来越好。
房东冯妈热心肠，本来是个不错的老人，但说话往往伤人，让我和妻都不太喜欢。
一次，我去村上的小商店买火柴，管商店的小张对我不错，卖给了一大包，里面装十小匣。火柴是紧俏货，回到家里我给冯妈掏了三四匣送过去。她不但没感谢，反而对我说：“哟！你们工人就是有面子，给我们买个一匣两匣的，你一下就买了一大包！”我听了不知说哈好。
还有一天，她突然对雅芬说：“我听说你们家是地主成分？我咋早不知道，给院里招了个地主呀！”
我回家时，妻悄悄跟我说了这事，她怕我生气，又说：“就那么个老婆子，说话像是真的又像是开玩笑。”
不管冯妈内心是咋想的，我听到这话心里很不舒服。
虽然极其困难，我还是决定当年盖房子，实在不行，哪怕先苫上一间耳房子。有个住处，搬出去再说。
房东冯爸的话不多，平时不苟言笑。虽然二女儿出生时他跳在院子里骂过我，但他是个好人。有两件事也让我一辈子忘不了。
我下到鸾沟的那年夏天，县上给了下乡居民一笔困难补助费。鸾沟也分来些指标。队里开会研究如何分配时，冯爸是贫农代表，他首先发言：“依我看，下放到咱们鸾沟的工人家属，谁家也没有我们院里住的苏家困难。都到这个时节，新菜早就下来了，没见过他们家买吃过一次新韭菜，一直吃着去年的咸菜。那媳妇子带着两个娃娃，病病歪歪的。实在难怅。”
会上我们家的困难没有异议，经过讨论，补助八十五元。那钱要带上介绍信去城里领取，一到手我便还了买椽子时借朋友李耀星的八十元，剩下的给妻子和女儿买了些药。
我盖土搁梁房子时，冯爸全家都帮忙，村上也调了人来帮忙。在宝积山打石头的好几位糜子滩乡亲也专门来帮忙。上梁那天厂里几个关系好的工友也来浇梁（送礼祝贺、
那天，冯爸不但自己干活，还不断吆喝大伙儿加油干。有几位工友站着说话，冯爸便大声喊：“那几个亲戚，麻利些干活，来了就给亲戚实心帮一把嘛！”
我听见觉着不太好意思，工友们大老远地来送情，就非常感谢了，咋能吆喝着下重苦呢！然而冯爸确实是在真诚地帮我们。几十年过去了，回想当时他老人家在土墙上干活时高高瘦瘦的身姿，直着嗓子喊叫的样子，还浮现在眼前，使人无法忘却。
从冯家院里往出搬家，南墙下的煤只烧掉了一小半，我用架子车拉时，打算给冯家留一些的。只和妻子商量过，并没有告诉冯妈。
就在我拉了两三趟时，冯妈沉不住气了，悄悄对我说：“你哥（她是给她家孩子这样呼我的）把你那煤末末给我留下点，冬天烧炕用。”
当然，我给她留下了有两三架子车的不光是末子，还夹杂着不少的砟子炭。
初下农村，落脚在冯家院里。住了近半年，没少给他们添麻烦，送他们些礼物是我的本心。但由于穷，也只能把我们当时有的东西分一点给他们而已。
2006年2月23日
寻粮记
家属下放鸾沟后，孩子小，妻又有病，我得经常往家里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