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听说坛子是空的，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制造紧张的。那一段，路过的行人总是向外边靠，尽量离那坛子远一点。
武装部的“支左”倾向越来越明朗。不久，在箭道广场召开了支持“红三司”的公开表态大会。
那天，一大早靖远地域凡“红三司”所属的各群众组织从四面八方聚集县城广场。靖远煤矿的“红矿司”也来了好多人，一色的解放牌卡车，一律的钢盔长矛，队伍整饬，威风凛凛。给会场大增气势，也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
大会正在进行时，西南角上的红矿司队伍突然一阵骚动。时间不久，主席台上广播说是有少数坏人来冲击会场，已经被击退。会议继续进行。
会后，才听说是东关“红兵团”的。对武装部的表态气愤不过，来到会场扰乱。其中一位手拿刀子的青年冲击“红矿司”的队伍，被长矛从大腿上刺了一下，竟刺破了动脉血管，“红兵团”的人抬着伤者在街上示威，耽误了时间，送到医院时，因失血过多而抢救无效。
这件流血事件震动全城。虽然武装部表了态，“红兵团”却更加不服，小县城里形成了武装对峙局面，一时间硝烟弥漫，随时都可能再一次出现流血惨剧。
我们厂早已靠边的李书记住在机械厂。李胡子、王存领着“武卫队”担负着保卫机械厂的任务。我和张成仁也被留下来参加了后门的夜间守卫。
正值隆冬，虽然穿着棉衣皮袄，夜深时房顶上依然寒气袭人。然而既然大家都在一起，便决心坚守下去。据说“红兵团”正在策划要来进攻机械厂。
李胡子、王存他们“武卫队”，每天夜里带着大刀和自制的“跌地响”去街上巡逻。那些日子，李胡子神采焕发，威风不减当年，确实有股子英雄气概。
有一天，我正巧在场，李书记也在。李胡子跟几个“武卫队”的讲，说上街巡逻若碰上“红兵团”的坏尿就往死里砍！
我听了便笑着说：“李爸，那可不行，把人真砍下了迟早都是麻烦。”
没想到李胡子突然转过来对我说：“你说啥呢？我看着你就不保险！”
这话让我心里一震，先是吃惊，随即感到一阵委屈。
双方都是群众组织，谁都不是反革命，这我心里很清楚。虽然不赞成武斗，但既然是一派，对厂里的事观点一致。大家早已滚在一块儿了，我也是讲义气的。夜里在屋顶上守后门，冻得又出了风湿，吃着药和大家一起坚持，从没说啥。
真没想到，在这儿和大家一样豁着命，原本也就是为了一个义字，却并不被自己人信任。
听了李胡子的一句话，我决定不再干守夜的事了。
我跟李书记讲了出风湿疙瘩，要求回家里去住。
“恐怕不光是出风湿的原因吧？”李书记那天也在场，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却也没再劝阻。
所幸者，小县城两派的仗始终没有打起来。那一段也就死了机械厂的一名工人和东关“红兵团”的一个青年。
随着毛主席“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高指示的发布，笼罩我们县城的武斗硝烟终于消散了。
“文革”过去快三十年了，那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运动早被彻底否定。人们称之为十年浩劫。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的普通百姓，我也常常想，十年里前前后后死了不少人，除去处在权力漩涡中的大人物外，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普通人。遭遇那样强大的政治飓风，死人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可悲的是，许多无辜的小人物始终还自以为在为着一个伟大的信念而献身呢！
我认为，这其中的根源，或许是我们这个已经觉醒了的伟大民族，最应该反思和记取的。
2005年9月28日
吴守礼
“文革”的混乱阶段终于过去了。厂革委会成立不久，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县上派来了工作组，组长便是吴守礼。
我和吴守礼原来就认识。他曾在县法院担任审判庭庭长，我为了一个亲戚的冤案找过他。
他对我很热情，一见面便跟我说起十几岁时曾在靖远中学当过校工，对我们家很了解。
“你们老太爷的卷烟都是我给保管的。”说这话时，他面部的表情生动而愉快。以后见了面他总是呼我宰北，语气很亲和，如同兄长似的。
工作组在厂里办了几个不同性质的学习班。我参加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班，清一色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
那时候，我抽烟很厉害，有一个黑色的弯脖子木质大烟斗。学习班上，我总是坐在最偏僻的角落里吧吧地抽烟斗。
我的烟丝里和了一半旱烟渣子，加上大头烟斗的脖子短，抽起来味道冲而且烟屎也容易塞满。所以，抽一会儿我便拆开捅一番烟斗，既好玩儿又不失为消磨时间的良法。
“宰北，给大家提个歌唱唱！”主持会议的吴组长用目光从角落里找到了我。
我站起身嗫嚅着说：“我不会提歌。”说心里话，我当时真没有那份心情。
同是一样的人，却天生地成了另类。我们这个班的人都自知低人一等，心里很灰。
当初我也曾被“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说教所鼓励，积极靠拢团组织，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试图改变另类的处境。人了团，却发现依然低人一等。几番折腾，也就打消了和别人平起平坐的奢望，决心夹着尾巴做人。
因我推辞，吴组长便自己起了一句歌词，让大家唱。歌唱得没精打采的。
见大家拿不起精神，吴守礼让我们停下，他明白大家的心理，也没批评，却鼓励道：“我们这个班没问题，也没啥不如人的，希望同志们挺起胸膛，打起精神来。最起码，我们也是人民嘛！”
虽然他这句话并没能改变我“夹着尾巴做人”的活法，但“我们也是人民”的提法却说到了大家的心上，便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工作组结束后，县上把红土15煤窑从陶瓷厂分离出去，独立为靖远县瓷窑煤矿，和陶瓷厂平级。吴守礼被派去当了书记。
红土原本是陶瓷厂的煤炭车间，挖的煤除了供应本厂烧窑使用，也外销一部分。那里离厂部远，加上“文革”时的造反，管理混乱，赌博成风。
吴守礼出任书记不到一年，便彻底扭转了矿上的不正之风。两三年里竟然把个深山沟里的小煤矿搞得生龙活虎，远近闻名。
记得有一天，煤矿的包师傅来厂里办完事，特意找到我说：“苏师傅，我们矿上的大礼堂快竣工了，到时候要请你去给我们的舞台上装饰一下。”他那一派主人公的口气，让我有些吃惊。
包师傅有一条腿瘸着，人称包瘸子。在陶瓷厂是个并不起眼的人，没多少人看得起他。现在居然以主人的语气，一口一个“我们矿”如何如何，真有点让人刮目相看了。
后来虽然没有叫我去给他们装饰礼堂，只是让我上去书写了几条标语，但瓷窑煤矿的新风貌仍然让我大开了眼界。
国庆节前夕，我去红土2帮他们写些节庆标语。
我是九月二十九日去红土庄的。下午写了些大字，任务基本完成。吴书记留我住了一晚。
第二天，正赶上矿部招待老工人国庆宴会的场面。那些从前一脸煤黑、衣帽不齐的老井下工，个个服装整齐，脸上绽放光彩。和我打招呼时，竟全是主人翁的口气。
宴席摆在矿部的院子里，用办公桌并起来的长长一个大餐桌，上边铺着桌布，四周放着椅、発，一种大家庭式的团圆饭。屋檐下挂着我写的横幅，给并不大的矿院里增添了节日气氛。
这院子和陶瓷厂的厂部结构相仿，只是小一些。都是三面房屋，临沟一面是敞开的。沟对面山坡有矿井，井口前的煤场上有正在装煤的汽车。高一些的平台上有几栋建筑物，大部分都很新，是吴守礼近一两年里建起来的。
他用手指着矿部后面更高的半山坡上新竣工的一栋大房子，开玩笑地对我说：“那是我的庐山会议室。”口气里充满了自豪感。还特别指着沟对面的锅炉房和洗澡堂，略带遗憾地说：
“那房子要再高出一米就更有气势了。你是艺术家，对我们矿上的整体布局多提意见！”
他的这种事业心和审美意识深深感动了我。
我是在老工人座谈会开始前离开红土2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吴书记每年国庆前都要设宴招待矿上的老职工。
自那以后，我又陆续去过红土冚几次，大都是去给他们写大幅标语的。有用红漆写上墙的，更多的是节庆或会议时的横幅之类。
吴书记既讲究他一手建起来的小煤矿的外观美’也很注重节庆和会议时的气氛营造。
一次他对我说：“帮我物色一个搞宣传的美工吧，我太需要这方面的人了。”还跟我开着玩笑说：“不一定你这么水平高的，只要会美术字，能给我写个标语也就行了
“把我调上来吧！”我说。
“那可不行，对你来说我这个庙太小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想，他或许以为要我离开陶瓷厂而来这个更偏远的小煤矿，是一般人所不取的。
其实，我并非跟他开玩笑，是他这个领导人的魅力吸引了我。
好几次我来红土2，吴守礼都不在矿部，办公室值班的人说：吴书记下巷去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吴守礼几乎天天下巷，他的这种做法赢得了矿工们的心，而他也更深地了解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的实际状况。
那是一群几乎家家都有困难的职工队伍，尤其是家属下放到农村，孩子多、缺劳力的职工更是承受着不堪其苦的生活压力。
经过认真摸底排查，依照困难大小，吴守礼让矿上拿出一部分资金，给所有下放农村的职工家属都评了困难补助金。他没有把钱直接发给职工本人，而是派了一个以矿办公室主任为组长、一名会计和一名工人代表组成的慰问小组，专程去山后公社生产队走访慰问落户在各个村落的职工家属。
每到一个生产队都会住一天，了解家属们的各方面情况及困难，代表矿上慰问并发放困难补助金。
有一个青年矿工，春节回家时，妻子有病，孩子又小，家里十分困难，队上分配的口粮由于交不上钱也没打下来。家里的粮食吃不了几天。
回到矿上，他越想越无法安心上班。本人也多少有点病，便找吴书记请一周病假。
吴书记准了假，还特别嘱咐说：“回去好好养病，一周不行就多住几天，啥时病好了再来上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他回到家里，女人吃惊地问：“你过完年才上了几天班，咋又回来了？”“不是家里快没吃的了吗？我咋能蹲得住呢！回来再想想办法。”
女人便告诉他：矿上派人送来了钱，口粮已经打回来了。
他听后只在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便起程返回矿上。见到吴守礼，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抱住书记的腿，叫了声吴书记，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从此，这个工人下巷挖煤时，常常忘了下班时间。
那一年，大水头煤矿井下瓦斯爆炸，死了不少工人。那一段，附近几十里内的煤矿，井下的瓦斯浓度都有所增高。
吴守礼立即让他的矿停了产。他每天亲自带领安全检查组下巷测检瓦斯浓度。
分管安全的副矿长，几乎给他下话：“书记，您别下去了！有我带队就行了。”“那怎么行？我是书记，关系工人生命安全的大事，我不去谁去！”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副矿长的劝阻。
我明白了瓷窑煤矿的职工何以个个像矿上主人似的说话口气；我也明白了他是如何能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便让这个小矿彻底变了样的。
现在回想起来，吴守礼在瓷窑煤矿的管理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一条最重要：他关心职工的疾苦，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用现在的话讲：他实行了一条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
正是这以人为本的做法，让我向往去他那儿个再也不能偏僻的县办小煤矿工作。因为我当时和他那位家属在山后农村的青年矿工同样困难。
当然，我没能成功。
我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让我把老婆带到矿上做临时工；二是有一天他离开那里时提前帮助我调走。
他说：“两个条件都能办到，但重要的是陶瓷厂需要你，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拆李书记的台。”
后来，我向他推荐了小学老同学冯振国。振国因工作调动中遭遇挫折，当时正赋闲在家，曾去红土做了一段临时工。他们之间合作得十分愉快。
正值吴守礼的小煤矿蒸蒸日上之时，突然有人给他找了麻烦。接下来便是工作组调査，最后不了了之。他被调离了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曾让我向往过的小煤矿。
几年后，我再在县城里见到他时，吴守礼已经是只挂名没啥实际工作干的县工交局排名最末一位的副局长了。
我在他家里做客，他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长长的大照片里他所在的位置。毫不掩饰他的快乐和自豪。
那是一张全国工业先进会议的合影，照片最中间端坐着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说老实话，吴守礼是我最敬佩的领导人之一。虽然他只不过在一个小小的煤矿上发挥了他的管理才能。但我深信：命运若给他更高的管理位置一当然要头把手，他仍然会取得成功的。因为他心里有矿工。
然而，他竟连一个小煤矿的书记也没能愉快地干下来，还差一点成了罪人。而我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曾见过不少高喊为人民服务，并没见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过多少好事的领导者，却官运亨通，一路高升而去。
这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弄懂。
2005年10月7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