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此抑郁悔恨而终。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时候，苏轼、苏辙兄弟为苏洵丁完忧，已经回到了汴京。
王安石比苏东坡大了十六岁，根据“三岁一代沟”的理论分析，王安石和苏东坡没有共同语言，两个地位悬殊的天才，早晚会因为彼此的不同见解而干仗。
苏东坡与王安石，在诗词上的风格很像李白和杜甫，一个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另一个精工韵律，雅丽奇绝；在散文上的风格很像柳宗元和韩愈，一个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另一个气势雄伟，说理透彻。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想必大家不会陌生。这是一首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全诗紧紧围绕游山谈论自己独特的感受，借助庐山的形象，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深奥的哲理，故而亲切自然，耐人寻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大家上学的时候都背过。这是一首七言绝句，也是一首言志诗，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也寓含着自己重返政坛、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容斋随笔》上说，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王安石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字，最后才选定这个“绿”字。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记承天寺夜游》是苏东坡最为著名的散文之一，写于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任职期间。文章对月夜景色作了美妙描绘，真实的记录了苏东坡当时的生活片段，表达了苏东坡壮志难酬的苦闷，自解、**、自遣，表现了苏东坡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读〈孟尝君传〉》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驳论文。王安石别出新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通过对“士”的标准的鉴别，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观点，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使人耳目一新。
从历史记载来看，苏东坡之所以被卷进朝政的漩涡，和老爸苏洵有着本质的区别。苏东坡上书反新法，属于标准的对事不对人，并不是像苏洵那样，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安石。
抛开个人感情不谈，苏东坡和王安石那时不在一个重量级，没资格与其一较短长。王安石不屑朝廷征召时，苏东坡正在寒窗苦读；王安石名满天下时，苏东坡锋芒还未初露；王安石在私人日记里轻视韩琦时，苏东坡正在接受韩琦的耳提面命。
王安石接受参知政事时，正好赶上韩琦罢相，也就在这一年，苏轼、苏辙兄弟丁完了忧，正在返回汴京的路上。换句话说，苏东坡是升官发财，还是回家种地，完全取决于王安石的心情。宋神宗虽然欣赏苏东坡的才华，但是否重用苏东坡，就要看他本人的政治态度了。
苏东坡刚刚回到汴京，就被委任“殿中丞”的职位，依然在国史馆上班。对于正在推行的新法，苏轼、苏辙兄弟想要打哈哈，避过朝廷的政治漩涡，那是不可能的。就当前形势来说，支持还是反对，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
当时的朝政大权基本掌握在王安石手里，“自有主见”的富弼虽然混成了“郑国公”，却不过是在替王安石顶名过渡。苏轼、苏辙算是“二次进厂”，只要兄弟俩安分守己，稳稳当当做个小官应该不成问题。
王安石对苏东坡还是比较欣赏的，如果苏东坡官瘾够大，直接表示支持新法就是了。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眼里揉不进半点沙子，太平日子过了不到两年，就直接给宋神宗递了一封奏折，中心思想四个字：反对变法。
王安石是个很有追求的人，不管到哪儿，他都不愿甘居人下。从偏远地区的小县令做起，老王耐着性子蛰伏了二十多年，能混上执政的位置，确实吃了不少苦。为了完成变法大计，王安石和宋神宗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凡是反对变法的大臣，一概黜而不用。
依照王安石的建议，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后，苏辙被安排进来校对文稿。谁知仅仅过了数月，新法的种种弊端便暴露出来，朝中大臣对王安石的态度也由期待变成了反对。苏辙是苏东坡的亲弟弟，老哥到哪儿他到哪儿，很自觉地站到了反对变法的阵营。
为了达到杀鸡骇猴的目的，王安石就职不久，便把清除异己的大刀砍向了御史台。对朝廷政策提出批评本是御史的职责，但当此特殊时期，王安石先封住了御史的嘴，先后将十四人撵出了御史台。
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新人来补充，一群唯领导马首是瞻的高材生就这样被纳进了执政队伍。经过这么一闹腾，北宋朝堂彻底炸了窝，一些深孚众望的大臣自觉联合起来，公开反对新法，并对王安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宋神宗很纳闷，问：“这群人平时挺温顺的，为啥这会儿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
王安石说：“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大臣。”
宋神宗顿时不悦，说：“法不责众，把他们全部拿下，谁替朕干活？”
王安石说：“反对新法与支持新法的夺权之争，不会因为陛下的仁慈而得以避免。这件事关于国运，领导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就看陛下如何决断了。”
宋神宗毕竟年轻，富国强兵的心又太急切，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终于采纳了王安石的说法。
北宋朝堂迅速分化成两派，这就好比下象棋：改革派由王安石主将，挥兵直进；保守派由司马光挂帅，节节抗击；皇帝宋神宗居中游离，哪一方的胜算大，就暂时倒向哪一方。
王安石刚刚接掌政权，便颁布了一条节俭政策。司马光觉得不妥，便在宋神宗面前与王安石吵了起来。
司马光说：“你所谓的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只有善于理财的人，才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一派胡言，国家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百姓手里，就在政府手里。”
面对的司马光的诘难，王安石不甘示弱，说：“就是因为财富都在百姓手里，才造成了如今积贫积弱的局面，只有把财富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司马光气得怒不可遏，说：“不管你说得多么好听，也只不过是把百姓的财富，拿出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宋神宗仔细想了想，王安石说得很对，建议也很好，司马光说得也不错，建议也很正确。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政治风波，也为了安抚老臣们的赤胆忠心，宋神宗只好将新法暂时搁置。
自此之后，王安石和司马光又掐了几回，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谁也说不过谁。
两个月后，宋神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知道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了些什么，宋神宗竟然不顾朝臣的集体反对，一屁股坐到了王安石那边。
朝中重臣嗅出了火药味，被贬的被贬，请辞的请辞。在第一轮的变法浪潮中，苏辙先于苏东坡翻船，被撸掉了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