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成团体”成立一年多了，新津各码头的兄弟们互相照应，心都拴在了一起。尽管朝廷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洋货充斥市场，穷人还是照样穷，但是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气氛，吵嘴打架的事情比以前少多了。不管是士绅大户还是小商小贩，大家都显得心气平和，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相互礼让，共渡难关。
侯宝斋发出了大红请帖，把九个码头的数十位大小当家、管事请到一起，他想让大家聚一聚，商谈一些码头上的具体事务。
三声炮响之后，侯总舵把子作为召集人，隆重地举行了开香堂仪式。在关公圣像前，他把许多繁文缛节省去了，只是对关公的忠义精神倍加弘扬。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他想用关二爷的忠义来对抗日渐没落的世道人心。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码头上许多哥弟从小与书本无缘，“一”字认棒槌，侯宝斋一般也不去过问，但要求他们必须对关二爷有足够的了解，不管是看戏、听书，都要把关二爷说过的话背下来，这些经典语录不能只是在嘴巴上说，更是要牢牢记在心里的。
侯宝斋开香堂这天是1905年7月19日。当他把三炷信香插在关二爷面前的时候，在遥远的日本横滨，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到达了这座美丽的港口城市，孙中山先生乘坐的轮船刚刚靠岸，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手挥小旗，对他表示出热烈欢迎。
留学生队伍中，有一位名叫邓子完的新津青年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孙逸仙”这个名字让他心仪已久，他大声喊叫，跟随着缓缓靠岸的轮船跑。他只是远远望了一眼孙中山先生的身影，已经足以让他热血沸腾了。
邓子完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世代书香，家住新津县城西仓街，与侯宝斋的大院相距不足一里。邓子完年轻时正逢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科学、革除弊政的思潮深深影响了他。戊戌新政曾经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激动和憧憬，但是短短一百天后，康梁一党被清廷残酷镇压，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热血把邓子完的美梦浇灭了。
1905年初，邓子完快三十岁了，毅然告别了娇妻稚子、白发双亲，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路。西方先进的文化给这位巴山蜀水的青年打开了一扇看到世界的窗口。他就读于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潜心攻读体操、柔术、教育学等，并结识了大量志同道合的友人。在日本期间，邓子完与同样来自四川的王俊明、胡洪熙等人结为至交。他们在樱花树下，面对白雪皑皑的富士山，感慨万千。
邓子完一身学生打扮，盘膝坐在地上，樱花瓣如同雪花般飘落在身上，在美丽的风景中，他心中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五十年前，日本也同中国一样，是一个封建的、保守的、受人欺侮的国家。当美国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日本人一夜之间就醒过来了。他们拼命向西方学习，把一切现代化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就有了今天的国富民强。”
对日本，邓子完与王俊明等同学是又爱又恨。他们在这里学到了许多在中国学不到的东西，面前出现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结识了许多爱国志士。另外，中国留学生的苦，也只有他们自己体会最深。国力贫弱，是让人瞧不起的地方，中国留学生受尽了别人的冷眼和冷遇。
孙中山先生到来，让中国的留日学生有了信心和希望，他们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世界东方崛起。邓子完、王俊明等十多个同学豪情满怀，往日的愤懑一扫而空。他们席地而坐，喝酒、舞剑，大谈世界形势，把拳拳爱国之心寄托在了异国的山水之间。
“清政府早就没救了，快点完蛋，我们中国才有希望。”
“对，推翻清政府，正是孙先生的夙愿。”
“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体质弱，富国富民先要强身健体，洗刷掉东亚病夫的耻辱。”
“是啊，清鞑子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只有脑袋后面的一根猪尾巴。”
“要是把满清鞑子驱逐出关，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伟大民国，我们中国是不会比日本差的，也不会比欧美列强差。”
……
通过日本浪人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与另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黄兴会面，并与陈天华、宋教仁等人畅谈中国民主革命，孙中山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得到了大家的赞同。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聚集一堂，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与会七十余人分别来自国内的十多个省。其中，有兴中会、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等团体参加。孙中山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他被推为会议主席，最后会议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宗旨。
当邓子完与许多中国留学生一起，终于如愿以偿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时候，他们激动万分。孙中山对大家说：“各位都是我中华的精英，不远万里来寻求救国的道路，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后继有人，中国革命是大有希望的！”他问大家：“你们大老远来到日本，最想学的是什么呢？”
同学们热血沸腾，心中燃烧着火焰，各自述说自己的理想：
“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寻找革命的道路。”
“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实业救国。”
“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国带兵，革命救国。”
……
孙中山对他们讲道：“青年人立志救国，很好，但是列强瓜分中国迫在眉睫，清政府腐败无能，亡国灭种已经不远了。爱国之士就应该积极准备革命，以救国家危亡，要是等到大家都学成归国，恐怕来不及了。”
在孙中山先生的感召下，邓子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同盟会。那一天，对于邓子完来说，是个特别神圣的日子，他与十多个新入会的战友高举右手，对天发誓：
联盟人四川省成都府新津县邓子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愈此，任众处罚。
“要是学成之后再来救国，时间不待了。”孙中山先生的话时刻响在邓子完耳边，他在日本仅仅呆了一年，就毅然回到成都，在四川通省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科任教，亲授体育课程。他深切感受到中国体育事业令人揪心的现状，在上层社会乃至军营中，“朝酒夜色”者比比皆是。
邓子完痛心的不只是中国人孱弱的身体，更在于道德败坏、品行低下，他在成都非常苦闷，满腔的报国热情化作了满腔的怨气，内心深处的叛逆情绪开始滋生了。他甚至想到，前不久侯大爷托人带信来，请他到码头上做一个管事，共图大业。当时他淡淡一笑，心中暗思：我堂堂同盟会员、留日学生，怎么能够去干跑滩匠的事儿。现在看起来，侯大爷是对的，这个乱糟糟的世道，政府衙门还不如码头上的袍哥呢！
正当邓子完犹豫不决的时候，同盟会员、成都法政学校学生陈文清前来拜访他。陈文清年纪不大，却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力，他受组织的派遣前来联络各地盟员，共举大业。邓子完与陈文清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两颗心也紧紧贴在了一起。
“邓先生多年致力于体育教育，为国家民族大计着想，令人非常佩服。”
陈文清称邓子完为“先生”，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可是当政的人对此很冷淡，我干的事都是白费功夫啊！”邓子完长叹了一口气，他从日本归国，很想为国家做点事。他在日本深切感受到日本国民身体强健、精力充沛。而在中国，教育卫生事业之差，简直令人痛心，举目所见，遍地的烟鬼，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卫生意识，怪不得西方列强称我们为“东亚病夫”。邓子完想，自己最钟爱的还是体育事业，不管到了哪朝哪代，让国民强身健体总该没有坏处吧。
“听说邓先生还上书学部，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陈文清对邓子完做的事情十分赞许。
“身体不坚全者，道德不隆；精神不完健者，智识不确。学问源于精神，精神源于身体。……苟非在上者提而倡之，扩而充之，目为重点，肩为急图，则体育其终难矫正，而教育其终难发达也。……”陈文清还把邓子完上书的内容完全背得下来，说完哈哈大笑。
邓子完也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说：“那是我对振兴中华体育的一点粗浅看法，见笑了。如果这件事能够真正施行，对中国人体魄的强健是有很大好处的，可是朝廷也就是说说而已，我的上书就像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啊。”邓子完说罢长叹了一声，“当今的政府就像是一栋快要垮塌的大楼，独木难扶啊。”
此后，两人成了知心朋友，常常秉烛夜谈，最后达成一致共识：这个腐朽的清王朝，早就没救了，我们要响应同盟会的号召进行革命，与这个日落西山的王朝战斗到底。
这一天，邓子完与陈文清一起喝了几杯酒，说话间就谈起了脑后的辫子。
“脑壳后面这根猪尾巴，我早就想把它剪掉了。”邓子完对陈文清说，“只是成都的风气还不很开化，人们会把你当作怪物一样看待。”
陈文清说道：“这件事就说来话长了。满清入关后，多尔衮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就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说法，中国男人摇晃着脑后的猪尾巴生活了二百多年。到了鸦片战争，林则徐在澳门看到洋人的装束打扮时，还鄙视别人说‘真夷俗也。’就算林老英雄这样的人，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最早剪辫子的反倒是太平天国，但他们被镇压之后，剪辫子的事情就搁置起来了。”
邓子完把头上的辫子捏了捏，说道：“我在日本看到有不少留学生把辫子剪了，当时我也想剪，但是考虑到成都的风气在全国是比较守旧的。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把它剪了不就完了吗？我们都是因为顾忌太多，很多事情没有迈出第一步。”邓子完狠狠喝了一口酒，有些丧气，对自己做事顾虑重重很是不满。接着他又说：“其实在几年前，海外华人在报上公开提议剪辫。1900年的庚子国变后，随着留学生归国，南方各省有大量青年学生和部分新军士兵剪了辫子，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多说什么。”
“邓先生说的真好！干成一件事，最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说完，陈文清进屋去了。当他重新走出来的时候，邓子完感觉怪怪的，随即大笑了起来，只见陈文清右手拿着剪刀，左手拿着一根乌黑发亮的辫子，脑袋上的头发变短了，乱糟糟披散在肩头上。
“哈哈哈，陈兄弟敢作敢为，当哥哥的又有什么顾虑的。”邓子完接过陈文清的剪刀，“咔嚓”一声，脑后那条留了三十多年的辫子不见了。
两人互相瞅着怪模样，相视大笑起来。
二
清政府腐朽也好，垮杆也罢，同盟会的人要不要推翻它，剪不剪辫子，新津码头上的人大多数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多大的兴致，倒是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就像一大堆干柴中丢进一根火把，在人们的心里燃烧起来了。
这些天，城内大大小小的茶馆、烟馆、饭馆都在谈论一件事：保路。
无论是什么场合，只要有人打堆的地方，说起这件事情就收不住口。
杨虎臣和魏青每天都守在武阳茶社，听茶客们说得口沫四溅，他们也不时插上几句，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听说朝廷把铁路卖给外国人了？”
“不是铁路，是铁路的修建权。让外国人来修，修好之后就是外国人的了。为了修铁路，我们每年都捐钱捐米，几年捐的都他妈不上算了。”
“不上算就是不上算，该你龟儿子背时。”
“哪里有这本书卖？朝廷的铁路，他们卖不卖给外国人，你我又管不了，但是集资的钱就应该退还给我们嘛。”
“老子就不信，你说卖就卖了吗？卖了，我们还可以把它抢回来。”
“说得轻巧，捞根灯草。抢回来？你算是哪根葱嘛。”
……
杨虎臣和魏青这里看看、那里听听。他们发现本县的人每天都在谈论这件事，都是心急火燎、义愤填膺的样子，好像胸口上藏着炸药，有些脾气大的人，说起这件事，脸都气歪了。
杨虎臣从许多茶客的话中慢慢了解到，朝廷要把我们四川省集资准备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有一个叫做什么“盛宣怀”的大官，还同外国人签订了借款合同。朝廷大员们说，靠我们四川人，铁路就修不成，只有外国人才修得好，他们还任命了督办修路的铁路大臣，专门来经管这件事。
在杨虎臣和魏青看来，朝廷的大官把我们集资修路的钱给吞了，而且把中国的铁路卖给了外国人，那么铁路上的事就是外国人说了算，这怎么行？铁路也是码头，得由我们拜关二爷的人说了算。
“你把码头都卖了，老子就不认黄了。”杨虎臣恨恨地说道。
“你来修还是他来修，关我们球事。”老百姓想不通的是，前些年，政府明文同意我们自筹资金修铁路。现在把修筑权交给外国，我们这几年用谷米作为铁路股本，政府叫嚷的啥子“国有”，就把这些资金全部吃起来了。
所有的信息都汇集到了侯大爷的八仙桌上，他斜靠着太师椅，紧锁眉头冥思苦想。侯宝斋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这几年又对码头上的事格外操劳，头发已经花白，但他仍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侯宝斋看了看面前的何耀先，他也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一边磕叶子烟灰，一边恨恨地说：
“这个事情从何说起啊，难道朝廷红口白牙说出的话，也作不得数吗？”
他们都是在水面上混了大半辈子的人，心中非常清楚，我们四川省只有水路，没有旱路与外界交通，大家集资修路的热情非常高，上上下下鼓了好几年的劲，计划修一条长长的铁路，由四川通到外省，就把运输线连接起来了，以后的交通四通八达，大家的生意可以做得更大、跑得更远了。
侯宝斋知道，这个世界比不得前些年了，社会越来越复杂，清政府、外国人、维新派、革命党……很多股水掺和在一起，大家都在争利益，争得他妈的头破血流。外国人的枪炮厉害，这几年比当官的还要歪。虽然说外国的枪炮还没有打进四川来，但是他们的爪爪是早就伸进来了的。洋货已经把本地货抵得没有了市场，要是洋人再把铁路控制了，洋货的运输不就更方便了吗？不是把本地人逼到绝路上去了吗？
“洋人想争路权，这是肯定的事，关键是看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脾气真正把它抵回去。”侯宝斋提起外国人就是满肚皮的气。他知道，好几年前，欧美列强采取铁路投资的侵略方式，还拟定了一个纵贯西南、直通海口的计划，英国人明确说：建筑一条由上海经南京、汉口、宜昌、万县而达成都的铁路，要使“条约港重庆”成为“远东的圣路易”，这是因为，四川省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法德美等国也不甘心，争先恐后展开了夺取四川铁路权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向朝廷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公司明确规定：川汉铁路不招外股，不借外债，只集中国人股份；非中国人股份，概不准入股。
自办铁路的政策得到了全川人民的拥护，也给了侯宝斋莫大的希望，他当时对这件事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现在却感到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来，从头发颠凉透到了脚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