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2年，拓跋珪正在阴山打猎，那天出发的时候，天气本来很不好，阴云低垂，似乎要起大风的样子，但等到他们到了打猎的围场之后，阴云却渐渐地消散了。大家非常高兴，觉得今天这场打猎一定会收获很大，可是他们刚刚射倒了几十头麋鹿，拓跋珪就停下来，有一个人跑到了他的马前，对他说着什么。拓跋珪扭头看着他，距离比较近的人都发现，他们这位大魏国的国王突然睁大了眼睛，他向那人弯腰过去，又问了一句什么，听到了回答之后，他高兴的在马上坐直了，大声说：“你提高声音，让大家都能够听见！再说一次！”那是从王宫中赶来的使者，他满面笑容，回过头来，向着大家大声喊道：“咱们国王大喜了，王子出生了，是一个大胖小子！”立刻，拓跋珪的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这声音随即扩散开去，蔓延了整个围场，一阵阵的发自内心的兴高采烈的欢呼声，随风飘向了整个草原。
拓跋珪高兴极了，他扔掉了手中的弓箭，高高的伸起两条臂膀，抬头向着苍天，大喊一声：“我有儿子了！”随后，他又收回手掌，放在胸前，感谢上天的恩赐。接着，打猎终止了。拓跋珪心急火燎的向着都城盛乐的方向狂奔而去，他不停的扬起鞭子，在空中击出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虚鞭。众人都紧跟在他的后面，高高兴兴的回去参加那些铺天盖地的庆贺宴席。
这一年，拓跋珪已经22岁，对于一个草原上的贵族来讲，在这个年龄才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已经是有一点晚了。所以这个喜讯简直让他高兴坏了，先是王宫之中欢天喜地，拓跋珪宣布，王宫中所有的人都会得到重重的赏赐；接着是整个都城喜气洋洋，因为全部都城的欢庆活动开始了；然后是全国范围之内，魏国的各个部族都进行了庆祝，而且因为拓跋珪下令免除了一些杂役，老百姓们的心情就更加喜悦；最后是普天同庆，拓跋珪宣布大赦，只要不是大奸大恶，犯了十恶不赦罪行的囚犯，都予以赦免。按说大赦往往会产生副作用，****的话涉及面小，如果法有可恕、情有可原，****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大赦则容易让坏人沾光，也就同时让善良的人受到压抑和打击。不过魏国整体民风相对淳朴，这种赦免的做法还是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的。于是全国上下都一起狂欢起来。
拓跋嗣一天天的长大，出落成了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他具有天赋的美德，同时又乐于学习，形成了出众的才能，他文武双全，既擅长骑射战斗，又对事情有比较正确的判断力。尤其是他的品格，他的聪明显示为一种不肯随便外露的大智慧，不是到了必须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从来不愿意随随便便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认为聪明只是为了用于实用的目的，为了创造，为了解决难题，而绝不是为了夸耀。当有实际事务需要他来进行判断处理时，他也是不动声色的就处理了，举重若轻，显得对世间的事情有着合适的理解力，能够通达而又妥当的面对那些事情，并不借着这样的机会赶紧充分展示自己所有可以展示的才能。拓跋嗣让那些有长者之风的长辈们都不敢小看，阅历不凡、饱经沧桑的老人们跟他一接触，就感到心旷神怡、心悦诚服，他性格很是宽厚，待人接物总是非常厚道，对于别人偶尔犯下的小错误总是乐于原谅，对于那些需要惩处的错误，他也在适当惩处的前提下给以宽容的安慰，处分完了，事情就结束了，不再记老账，该怎么相处还是怎么相处，使得大家都非常乐意跟他合作。他对自己的要求好像挺严格的，一旦他认定了一个原则需要坚守，他就不惜认真的约束自己，让自己学会适应那种相关的游戏规则。他很有朝气，更很有志气，对于那些可以让他体验到成长乐趣的事情，那些可以让他的品德、智慧和才能增长的事情，他总是乐于投入大量的精力，而且很明显，他既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也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当作一种负担去干，他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并且从中享受到了纯粹的快乐。他也并不无休无止的全身心投入具体一件事情中，没有一件具体的小爱好能够支配他的全部身心，他爱好广泛，又不受任何一种爱好束缚，显然，他的心中想着的大目标，绝不是这些小小的具体技艺，他想让自己成长为一个自己想成为的和自己的心灵与志向相匹配的人。他好像也从来没有故意多么费劲，就自自然然的这么做了。不符合他的价值判断标准的事情，他不喜欢去干。
这让他的父亲拓跋珪感到惊奇，感到欢喜，感到惭愧。
公元403年十月，拓跋珪分封几个儿子为王，首先就封他的长子拓跋嗣为齐王，拜为相国，又授给他车骑大将军一职。这一年，他十一岁。
在他十七岁这一年，他同时得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他要被立为太子了，一个是他的母亲因此而被赐死了。第一个消息让他忧虑，第二个消息则让他悲伤。他悲痛欲绝，哭了一场又一场，他无法理解和接受他父亲的这个做法，本来他就对他父亲一段时间以来的性情大变感到害怕，现在就更加觉得这个人不再是自己以前熟悉的那个人了。当他接到皇帝派人召唤他进去的命令时，他起初打算前去见父亲，可是别人都认为这么做是不明智的，换个角度看，如果自己配合着让亲人做出了坏事情，那简直可以说成是不孝。大家都建议他最好先逃跑，躲避一下，等到形势好些了，他父亲的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再来会见，现在，虽然皇帝明确说了要立他为太子，可是这一段时间他出尔反尔的时候多了，说话不算数，完全让人摸不着脾气——一个高级领导人让下级完全摸不着脾气，虽然可以令人望而生畏，产生压力，好好去干工作，但是也能够让人产生疏远感和不信任感，成为消极者、逃离者与对抗者——不能冒险，应该为国家大局负责，为列祖列宗负责，尽可能规避可能性极大的生命危险。于是拓跋嗣就逃跑出城了。
跟着拓跋嗣逃出去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车路头，一个是王洛儿。
十月的天气已经开始冷了。但是逃亡路上主要对付的难题还不是天冷，也不是衣食住行这些生活上的种种不方便，而是内心的恐惧，既有对皇帝的不可知的命令的恐惧，也有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各种危险的恐惧。到了十月十四日，一个让他们感到彻骨寒冷的恐惧追上了他们，那是一个像风一样迅速传播开的消息，皇帝死了！这个消息可靠吗？可靠，显然这是头一天晚上刚刚发生的事情，今天中午才让大家知道了，现在，天还没有黑，人们已经惊魂未定的奔走相告了，各个部落的人都正在悄悄的聚集，准备着应付可能到来的厄运。那么，皇帝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现在都城之中情况怎么样了？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
拓跋嗣悄悄地痛哭了一场，可是这个时刻不是任由他悲伤的时候，他作为皇帝的长子，而且是皇帝已经决定要册立的太子，他必须立刻赶回都城去，他不知道那里有着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他，但是时间在一点一点的流逝，他必须尽可能快些赶回去，不然形势可能会变得很糟糕，糟糕的无法收拾，那可就大势已去了。
于是他们连夜就悄悄地回到了平城附近，他们到了王洛儿家里，在那里稍作休息，王洛儿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就去向邻居李道求助。李道马上送给了他好多吃的，他带着回来之后，李道又准备了一些，亲自拿了过来。天亮了，拓跋嗣决定还是得小心谨慎，男人，懂得负责任的男人，是不可以粗心大意的，理智告诉他，关键时刻不小心，一次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他们又到附近的山林里边去躲藏了起来。李道一家人都高兴极了，这个消息又悄悄地向八方扩散，很快，这就不再是一个秘密传播的消息了，人们在街头巷尾公开的开始谈论起来。这也正是拓跋嗣的需要，眼下他也愿意放出风去，好探一探风头。这个消息当然也就传到了皇宫之中，拓跋绍知道了，他气急败坏，首先就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他派人把那个李道给抓起来，杀了。他又派出去自己的亲信，到那附近一带去搜查，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威胁的人给找出来，哪怕挖地三尺。他的亲信很快回来向他汇报说，已经找到了拓跋嗣的下落。
拓跋绍大喜，他夸奖自己的亲信很能干，并问拓跋嗣的准确位置。
亲信说，他说不清楚，但是有人能够说清楚，他已经把这两个人带来了。他们就在外面，一个是当地的猎户叔孙俊，一个是拓跋家族一个很疏远的一支的后代，名叫拓跋磨浑。
拓跋绍马上让他们两人进来，问他们，拓跋嗣在哪里。
他们说，具体位置不能确定，因为那几个人怕被人发现，会不停的转移地方。但是他们一定能够找到，他们可以假装去报信，并且送吃的。而且他俩对那一带地形情况很熟。
拓跋绍听了很高兴，他当场许愿，如果能够顺利抓住拓跋嗣，重重有赏。当然，如果敢玩儿花的，那就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他派了两个亲信护卫跟着他们俩前去抓捕，最好是当场格杀勿论，主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拓跋嗣，只要他这位大哥死了，别人死活无所谓。两个报信的人坚持不要人太多，多了动静太大，就会打草惊蛇，行动失败，因此只派了两个人。然后拓跋绍就放心的坐在皇宫里，一边吃喝玩乐，一边等着好消息。
他的两个护卫跟着两个报信人出发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今天晚上将会发生重大改变，自己一定会因为立了大功而平步青云。他们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讲得到了实现。他们果然没有那两个人对地形路线熟悉，七弯八绕之后他们就晕了头，掉进了猎户的陷阱之中，随后被捆了起来，带到了拓跋嗣的面前。这是十月十五日月圆之夜的事情，天黑下来，天上的月亮把太阳光反射到整个天空的时候，两个平时跟着恶贯满盈的拓跋绍干尽坏事的护卫的脑袋搬了家。
夜深了，月亮很好，天地之间好像有无数的神明在窃窃私语。王洛儿自告奋勇前去平城，他乔装打扮，冒着危险进了那个此刻不亚于龙潭虎穴的都城。剩下其他人保护拓跋嗣。按照拓跋嗣的交代，他首先去了安远将军安同那里，安同一向忠心耿耿，忠于先皇，忠于社稷，听完王洛儿的话，安同举起手来放在额头上感谢上天，他喜形于色，从昨天中午知道了皇帝驾崩的消息到现在，他的心里就像冬天的山坡烧起来荒火一样，心急火燎，现在是乌云散去见到青天。好消息随即被擅长快跑的家人们带到了各个大臣那里，所有的大臣听到了这个消息都喜不自禁，他们都连夜跑了来见这个信使，亲耳再听一次他带来的消息。大家都众口一词，快去，快去迎接。
他们随即出了家门，往城门方向走，更多的人听说了之后加入了进来。天渐渐地亮了。
见面时大家都痛哭流涕，大家都请太子赶快回到都城里去，没关系，没有任何危险，因为所有的有权力调兵遣将的官员们全都来了。事情已经没有了悬念，拓跋嗣在文武大臣们的拥护下前往都城，当他走到平城西门的时候。皇宫里的卫士已经主动把拓跋绍抓住送到了他的面前，他们把他捆绑的像一只中州人爱吃的粽子一样。
拓跋嗣进入了皇宫。谋杀案很快就审问清楚了，实在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拓跋嗣的惩处让人们都体验到了这位未来皇帝的仁慈大度。拓跋绍和他的母亲贺氏自然难逃一死。拓跋绍的手下和皇宫内作内应的宦官宫女有十几个人，也必须处死。仅仅杀掉这么一些直接参与谋反大罪的人，当然很宽大，如果再联系一下这两年拓跋珪的杀人如麻的情景，这样的处理真的让人感受到太子的宽厚。对于那些直接动手刺杀皇帝的王府卫士，群臣每人都愤怒的拿刀割了他们一小块肉，说是要吃了它。肃反工作当天进行，当天结束。首恶尽除，其他不问。不但整个皇宫之内立即恢复了人心的安定，整个都城也当天就基本结束了一段时间以来的混乱状态，秩序得到了恢复。这是管理中遇到危机时刻能够快刀斩乱麻的效果。这个过程中必须把握的原则是当机立断，适可而止，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就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果不能适可而止，就会激起变乱、适得其反。
十月十七日，在群臣的请求与拥戴下，拓跋嗣登上了皇帝之位。他宣布了大赦，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是恰如其分的，既是新皇帝登基这件大喜事需要遵循的惯例，又可以更好地结束前边乱糟糟的局面，安定人心，稳住大局。他改元叫作永兴，新的王朝开始了。他追尊他的生身母亲刘贵人为宣穆皇后，这个谥号崇高而又得体，恰如其分。拓跋珪在极度烦躁状态中罢免官职的那些并没有犯罪的公卿大臣们，都又重新得到了上岗的机会。这是很得人心的举措，是对公平与公理的平反，算是拨乱反正。他又重新恢复了八公议事的制度，正式下诏让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山阳侯奚斤、白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个人共同处理朝政。这就使得朝廷的日常事务摆脱了一人独断、随意性大的状态，重新纳入了有章可循的轨道。安同是个可靠的大功臣，崔宏是个德才兼备、可以依赖的有法度的大臣，拓跋屈是那个立下了大功的拓跋磨浑的父亲。在他逃亡的路上跟随他、忠诚于他的那四个人，全都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功劳，分别任以官职，赏给爵位。这同样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公平，以及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知恩图报的美德，并且还知人善任，用人用的挺恰当。
对于拓跋珪时代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他也果断的给与了冤案的昭雪，这是需要魄力和勇气的，因为每逢这个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反对，理由是，不能公开改变先王的政策，凡是先王定了的事情，我们都要执行，凡是先王定了性的案子，我们都不能反对，不然就会显得先王做错了，还会显得这个以后代身份继承皇位的人不孝顺。可是公道自在人心，想掩饰又岂能掩饰的了，不但错上加错，而且欲盖弥彰，给以后的管理带来更大的后患。拓跋嗣以十七岁的年龄能够有这样的主心骨儿，实在令人佩服。也对稳定政局作用很大。
拓跋嗣又问亲信大臣们，那些老臣们中间，最为先帝所亲近信任的人是谁。刚刚被他任命为散骑常侍的王洛儿马上提出了一个人选，就是李先。拓跋嗣让人把李先叫来，问了李先一个问题：“听说以前你特别受到先帝的信任，那么我想知道，你是凭着什么才能、什么功劳，得到了先帝信任的呢？”这个问题让旁边的众人都感到不好回答，但是李先从容不迫的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也没有什么才能，我只是凭着对国家的忠心和个性的耿直，得到了先帝的信任。”青年拓跋嗣听了之后肃然起敬，他颁发诏书，任命李先为安东将军，并且让他在皇宫值勤，作为自己遇到疑难问题时的讨论顾问。这个任命鲜明的表示了他对父亲的崇拜，和对父亲大政方针的认可。
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坐在皇帝宝座上的青年抱着忠诚。同样有人想让他死，因为水不浑了就没有办法浑水摸鱼了。喜欢浑水摸鱼的人觉得眼下再不动手可能以后就只有等着被清理了。这种形势下的保安工作就非常重要了。以前是个猎户、现在刚刚被提拔成为卫将军的叔孙俊负责这个工作，他对得住青年皇帝给予他的高度信任。到了农历闰十一月的一天，叔孙俊发现有一个人有点儿不大对劲，好像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这个人是到皇宫里来值班的，他是朱提王拓跋悦，他的神情跟平时不太一样，东张西望，好像在防备着什么，又好像在强自镇定，他的眼光躲躲闪闪的，不肯与别人的目光对视。叔孙俊观察了他一阵，一种直觉告诉他，不能让他靠近皇帝。叔孙俊故意从拓跋悦身边走过，拓跋悦扭头不看他，叔孙俊突然伸手，一只手抓住他的右手，一只手伸进他的怀中，掏出了一把匕首。这把匕首锋利异常，寒气逼人，一看就是一把利器。拓跋悦反抗已经来不及了，他被几个卫士迅速控制住。审讯进行得很快，原来他犯了罪，害怕被发现后受到处分，因此抱着侥幸心理来行刺。他当然被立即处死了。这件事情给年轻的皇帝以警示，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产生过激的情绪，也没有因此采取任何报复性行动，他似乎认为这只是偶发事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的镇定如恒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新的一年的春天，十八岁的拓跋嗣经受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有人反映，地方上的那些豪强们在当地发展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关系就会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他们的势力就会因为跟黑红势力勾结到一块儿而成为国家管理的硬钉子，其中有一些人就会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经过执政大臣们讨论之后，决定学习以前有些朝代的成功做法，把他们迁移到都城来，这样可以让他们离开经营时间长了的老窝，到了这里也比较便于控制。于是朝廷就下了一道诏书，用称赞褒奖的语气、优待提拔的说法，发出了请他们到京城来的请帖，他们可以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来过更好的日子，都城也会因为这些德高望重的人物的到来而增添荣耀。话说的很客气，但是让那些依恋故土的人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却让他们不好接受。地方官们缺乏妥当运作的政治手腕，又急于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结果呢？不少地方竟然因此出现了祸乱局面。
紧接着简直就形成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民变，到处都充斥着盗贼，到处都在发生武装械斗事件，有一些地方上年轻人成群的聚集起来，跑到了山区去，准备跟官府对着干，从实际效果来看好像是在造反。各地告急的文书都急急火火的飞到了中央来了。中央政府感到了空前的压力，有时候，领导人的初衷本来是好的，但是目标有了，路子不清楚，可能就会偏离目标，或者背道而驰，或者节外生枝。
拓跋嗣把那八位执政大臣叫来，共同商量对策，他说：“我本来是想给老百姓办好事的，把干扰他们好好过日子的害虫们挪的离他们远一点，可是咱们的地方官办理这事没经验，把那些人逼急了，局面乱起来了。现在犯法的人这么多，虽然情节挺严重，也不能把他们都杀了啊。我仔细考虑，觉得不如进行一次大赦，让整体局面安定下来。大家认为怎么样？“
拓跋屈说：“他们不服从皇帝的命令，还要逃亡去当强盗，真是无法无天。如果朝廷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过，反而还要主动去赦免他们的罪，这就是上下颠倒，皇帝陛下还得去求着这些贱民们，这怎么行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些带头儿闹事的人全都杀掉，其他的人可以赦免不究。“
这个意见好像很有道理。崔宏却另外提出了一个考虑：“圣明的天子管理人民，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安居乐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是要斗争比赛，看谁更厉害。大赦这个做法，其实不是管理的正道，但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为了大局也可以使用。刚才这个建议，打算先杀一部分，再赦免一部分，那就两头儿不得一头儿，还不如干脆直接赦免，大局就会全面安定下来。可能会有不法之徒趁着这个机会还想继续闹下去，皇帝就是赦免了他，他也不想收手，对于这样的真正的叛乱分子，才可以重新治罪。“这条意见提的不错，尤其是论述的过程让人听了心襟开爽，开宗明义提出的那一条大原则高屋建瓴，说服力很强。
大家都表示同意，赦令颁布下去，果然，全国迅速恢复安定了，只剩下一小撮真的想落草为寇的，派出一支军队，顺利把他们都给平定了。
国家管理能够在很短时间之内由乱到治，让人松了一口气。这一年拓跋嗣还要面对国际战争的挑战，仍然是北方的柔然。去年腊月，柔然来骚扰魏国的边境，这是听说拓跋珪的死讯之后想来趁乱占便宜，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就走了，今年正月，拓跋嗣派了长孙嵩带兵去征讨柔然，柔然特别擅长骑马和游击战，看到魏军打来了，他们就跑，长孙嵩就跟在后面追，追击路途中也有一些小的收获。追到了五月，追到了大漠北部，仍然没有追上柔然的主力，于是就返还。撤退的时候往往是很容易出危险的时候，现在，他们掉头往回走时，他们就从猎人变成了猎物，柔然的骑兵从后边追了上来，在牛川这个地方把他们给包围了。长孙嵩依托着当地的地形，安营扎寨，进行顽强的固守。他派出了勇士把这个失利的消息送回魏国。
公元410年，五月二十一日，拓跋嗣表现了他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出身的皇帝并不惧怕上阵打仗的勇气和决心，他亲自率领大军，前去讨伐柔然。这次北伐下决心快，动员的快，出发的快，进军的快，可是仍然没有能够如愿进行预想中的大决战，因为柔然人逃跑的更快，他们懂得派出去探子，听到消息立马就跑，他们逃跑的劲头儿是那样的大，一个劲的跑呀跑，有的把马跑死了，有的把人跑死了，最后，连他们的首领——社仑可汗都死在了半路。部落紧急开会推举社仑可汗的弟弟斛律当了可汗，让他来带领大家接着跑。
拓跋嗣率领魏军返还了魏国。
这个从年龄上讲刚刚长大成人的青年人，稳稳当当的坐在他的皇帝宝座上面，注视着他的整个国家，他正在逐渐的熟悉他的主要业务，他很乐于学习，也随时打算听取别人提出的合理的建议。管理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他的本家人们，那些草原上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鲜卑人，和这些中州土地上的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人们，彼此不了解、不认同，这种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根本性矛盾需要时间来逐步解决。但是，当他骑着千里龙驹，驰骋在广袤草原上的时候，前边是柔然人仓皇逃跑后尘埃落定的万里平沙，身后是悬弓挎箭的万千骑兵，他感觉祖宗们的血液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熊熊燃烧，那种感觉，让他体验到一种久违了的豪情，和充分劳累之后由衷的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