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代写申诉
一天晚上，杨斌照常上课，大组的人白天劳动很累，晚上不想上课，应到的人不到一半。他叫值班的郑家友喊人，郑家友说：“我又不是文化教员，我为什么喊人？你还管到我的头上来了？”由于话不投机，两个人先是吵起来了，然后郑家友一拳打在杨斌的左脸上，马上他的左脸就肿了，嘴角也流血。张副指导员知道后，狠狠的批评了郑家友，让他戴铐反省至当天晚上12点钟，写出深刻的检查。从此两个人产生了矛盾。第二天，杨斌晒的衣服先是掉到阴沟里，他拿起来洗净再凉，晚上收衣服的时候居然找不到。他的草帽、洗衣粉、香肥皂都不见了。他怀疑是郑家友把这些东西扔了，又没有证据，为了避免矛盾升级，这事他没有报告干部，只好忍气吞声。
没过几天，杨斌上午在菜园劳动，不小心把蒜苗弄断了，就带回监房，被郑家友发现，拿起蒜苗，揪住杨斌到中队干部办公室，两个人又打起来了。郝干事说：“杨斌，断的蒜苗送到干部小食堂才对。这样吧，罚款两元。”杨斌要辩解，郝干事说：“不服是吗？那就再写个检查，好好反思反思。”杨斌无奈，罚了款还写了检查。郝干事又对郑家友说：“本来检举是好事，但是你动不动就打架，一定要改，回去也写个检查。”
天气渐渐转暖，农业中队的生产逐渐忙起来。有时晚上的文化课就不上了。这时刚好大队管教股要来检查上课情况，本来只上了三十几节课，可是郝干事要求杨斌向大队干部汇报时，说上了六十几节课，备课笔记也要求多写点。这是杨斌到劳改队以后，在干部的指导下第一次弄虚作假。张副指导员又要求杨斌在中队文化技术学校的教室里出墙报，他要求学员写稿子，自己也写了一首《犯人上讲台》的诗歌：
宽敞的教室，明亮的电灯。一排排桌櫈，一排排犯人。讲台上，一个戴眼镜的，他是干部？不，他也在服刑。
他要干什么？他要给同犯们上课。错了吧，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事情？这是真的，你看他手里拿着钢笔，已经开始点名。啊，这是奇迹，奇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发生！
教室里一片寂静，他看到几十双火热的眼睛。昔日，你们和我一样——桀骜不驯；今天，你们也和我一样——心潮难平。我们需要知识的泉水，滋润那干枯的心田。
那是谁？头发灰银，桌上放着冒热气的饭盆。为什么你也来学习？噢，也许，你的妻子，等待你的亲笔书信，等待你立功减刑的喜讯。也许，你要写自己犯罪的过程，歌颂党的政策英明，教育别人，不要步自己的后尘。也许，你刑满后，回答孩子书本中的疑问。
他觉得肩上的担子千斤，他感到政府干部的信任，他明确了责任，他坚定了信心，他匆忙打开了课本。
张副指导员看了杨斌出的墙报和他写的诗歌，感到很满意。
有的犯人真想好好学习，其中有个叫刘如海的，说自己在家只念了小学毕业，后来浪迹街头巷尾，因盗窃被判刑。他对杨斌说：“你比我大三岁，你是大哥，现在又是我的老师，说心里话，没有文化多可怜。我在家谈了一个对象，要的彩礼多，没钱就偷，我就为这事坐牢的。现在也不知她对我啥态度，我有许多话想说，又不知怎么说，更写不出来。杨老师，你就多教教我吧。张指导员对我说：‘你跟杨斌只会学好的，他一天到晚文绉绉的。’你可不要嫌弃我呀！”这是杨斌到劳改队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杨老师”，觉得是那么的亲切。杨斌对他说：“你很聪明，只要好好学，就一定会大有进步的。”此后，刘如海给女朋友写信，请杨斌指点，他也教杨斌一点拳脚功夫，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有人为此向干部报告，说杨斌拉帮结伙，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
还有一个叫彭承安的，文盲，因犯抢劫罪判了十五年。有天晚上，中队将要退休的何指导员把杨斌叫到他的宿舍，对杨斌说：“你把彭承安的申诉看一下，再找他谈谈，把他的申诉重新写一下。”说着，给了杨斌两包过滤嘴香烟、几块油炸豆腐干，还有一个钢蒸锅，里面炖的是蛇肉。何指导员叫杨斌趁热把蛇肉吃了，他不敢吃，何指导员说：“你是心理作用，今天吃了今后就想吃。”杨斌勉强吃了几口，就婉言谢绝了。吃过后，老是想吐，又吐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好些。他把彭承安喊到教育室里，对彭承安说：“你把案发时的情形详细的说一下。”彭承安对杨斌说：“1983年7月27日，我骑自行车带着老婆到岳父家去吃饭，途中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对我老婆说流氓话，我下车把他打了一顿，又把他的自行车骑到岳父家。那个小伙子晚上带人到我家要自行车，我不给，要他放鞭炮赔礼道歉，话不投机又打起来了，那小伙子的胳膊被我打折了，后来以抢劫罪判我十五年。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你写的时候我再跟你慢慢说。”杨斌边写边问。
几天以后，杨斌把彭承安的申诉写好，用蜡纸刻出来，然后同何指导员到大队油印室印了几份，何指导员看了杨斌写的申诉很满意。这样，彭承安同杨斌的关系也好起来。
插秧时节到了，杂务组的一些人轮流到大组插早稻秧。杨斌到二组插秧，与刘如海、彭承安在一个小组。刘如海自称刘备，彭承安自称张飞，他们称杨斌诸葛亮。杨斌说：“我哪是诸葛亮，我是‘无用’。”刘如海说：“吴用不是《水浒》中的吗？”杨斌说：“我不是那个吴用，我是无能之辈、无用之人的无用。”杨斌插秧太慢，拖了小组的后腿，心里不高兴，随口说：“要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插秧，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哪里去了？”不知谁把杨斌的话报告了干部，当天晚上，张副指导员找杨斌谈话：“杨斌，你是高级知识分子吗？”
杨斌笑着说：“我是开玩笑的。”
“什么开玩笑？你开的是国际玩笑！可见你抗拒劳动改造。人家一天插秧一亩多田，而你五分田还不到，你是什么劳动态度？”
“我已经尽力了。”
“以后劳动要端正态度，不要牢骚怪话，知道吗？”
“知道了。”
“去吧，也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教育学生的。”
杨斌返回监房的路上想，劳改队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向干部反映你的问题，看来自己以后的言行一定要谨慎。
秧插完后，晚上又开始上文化课，杨斌心里很不高兴：农忙时叫我到大组劳动，不太忙的时候又叫我上课。而有的人不愿学习，对他们要求严了得罪人，不严又完不成教学任务，所以写了报告，要求不当文化教员，交给了郝干事。郝干事看了报告一言不发，把杨斌的报告递给了张副指导员。张副导员看了报告后说：“杨斌，有些人在社会上就不爱学习，不要说你讲他们不听，就是我们干部有时讲的话，他们也不听。这是特殊学校，你不能像在家里教学生那样教他们，农忙时少教点或不教，农闲时多教点。”
“别的中队都是专职文化教员，而我一会儿到菜园干活，一会儿到大组干活，杂务组的人看不起我。我要么到菜园组，要么到大组。”
郝干事说：“我不是同你说了吗？要到五月份才配专职文化教员。”
“为什么到那时候？”
张副指导员说：“那是我们根据中队的具体情况所做的安排。你到大组能干什么？我对你讲，我们看你是文化教员，否则你在大组完不成的任务，加班也要你完成。”
郝干事说：“再说，你到这里过了劳动关吗？你要是不愿意当文化教员，就到大组去，你把课本交出来！”
杨斌扭头就去教育室拿课本。
张副指导员说：“杨斌，回来！你走上犯罪的道路与你的性格有关，你不要同我们使性子。你是教书育人的人，怎么这么没涵养？”
“我打报告要求调到别的中队。”
“你想走就能走？你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郝干事缓和了语气，“你还要为你的父母、妻儿想想。”
张副指导员说：“你先回去，后面对你怎么安排，等我们干部研究以后再说。你明天把教室的卫生打扫一下。”
杨斌悻悻地回到监房。
第二天下午，杨斌打扫教室，没带眼镜。郝干事路过，“杨斌，你不戴眼镜不也行吗？”
“我是怕灰尘弄脏了眼镜，扫地也看不见，眼睛不瞎了吗？”
郝干事笑笑走了。
没过几天，虎山劳改农场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服刑人员中进行了一次法律知识竞赛，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翻书找资料。竞赛过后的一天晚上，郝干事对杨斌说：“上次法律知识竞赛，你的答卷很好，大队教导员叫我带你到大队部再把试卷看一下。.”
杨斌随郝干事来到大队单教导员的办公室，单教导员说：“杨斌，你的试卷字迹很工整，特别是案例解析题分析得很透彻，条理也清晰。我们想把你的试卷送虎山劳改局参加评奖活动，你看一下试卷有没有需要改动的。”
杨斌把试卷从头到尾细细的看了一下，有几处作了小小的改动，就交给了单教导员，然后同郝干事一道回二中队。
回来的路上，郝干事说：“杨斌，你的老婆同别人有关系，你就强奸别人的老婆，你认为这样就平等了吗？你是教数学的，怎么能这样算账？”
杨斌本想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强奸李万才的老婆，但是又怕郝干事认为他不认罪，于是就说：“郝干事，这事一言难尽，我不想提这个让我痛苦一辈子的事。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不幸是最好的大学。’在这里吃点苦，对我的人生也许有好处。”
“你能这样辨证地看待自己的今天，很好。你的刑期不长，又年轻，好好干吧，争取立功减刑，回去还是大有作为的。我都三十多岁了，到现在对象也不好找。你们是有期，而我是无期啊！”郝干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杨斌这才认识到，这里的干部也有难言的苦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