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兄弟们，别了童年
在许多人眼里，第十中学这个重点初中，对于考上重点高中的同学来说，是一个梦想起飞的地方。毕竟，全市数万学生，只有260人可以正式被第一中学录取。而对于我，却有一种翅膀被折断的感觉。我进校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出校的时候则是勉强搭上“260”的班车。唯一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在第十中学的三年，是我仅剩下的短暂的童年时光。虽然已经充满竞争的压力，但主要还是一个充满兄弟情谊，充满单纯的友谊，充满年少的狂想的三年。
初二的时候，为迎接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学校举办了一场联欢活动。除了学校组织的歌舞之外。别的班上有出相声的，也有男高音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我们班上的女生有一个节目是舞蹈，可是男生不能没有表现啊。当时，每天从供销学校去上学的路上，在长途客运站旁边，总能看到算命卖药的。我于是和几个平时在一起玩的同学商量了一下，我准备策划一个小品《狗皮膏药》。
1993年的时候，我们几个初中生居然策划出了一场小品。当时在联欢会上真是大出风头。我是导演兼主角，我演警察。其中张松扮演算命和卖膏药的，这个角色，当时姚俊峰很想演，因为戏分比较大。我想来想去，张松是最合适的。因为他平时讲话又慢又结巴，而且正好戴一个高度近视的眼镜。还有一个流氓地痞的角色，开始想让郭建志演，不过“郭咔子”，虽然人高马大，瘦高瘦高的，却不擅长演戏。因为他不擅长表达，又很直率，不会“演戏”。这个角色就给了最爱和“郭咔子”争风吃醋的姚俊峰。我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姚婆”演这个角色都最合适。“姚婆”是班上极少数开窍早的男生，他是公开追求王春燕，敢搞对象的。因为他爱和女生们打打闹闹的，又喜欢跟男生骂架。所以大家都叫他“姚婆子”。后来证明，姚婆子真的适合演戏，比我演正面角色——警察，还演的出彩。熊涛和李涛就分别演了“托儿”和受害者。为了写出算命先生的顺口溜，我们还专门分头去研究马路边“算命先生”们常打的广告词儿。什么“阁下灵光照，必有福气到”，“祖传秘方，一贴见效”等。只不过小品的内容与活动的主题不相符，没有得到奖。但是小品受欢迎的场面，绝对是整场活动最大的亮点。全场的学生都站起来了，探着身子往中间看。特别是，我穿了一件音乐老师借来的大警服。姚婆用一把假的弹簧刀刺向我的肚子，结果我肚子一吸，把刀吸住了。原来这弹簧刀也是假的。
中考结束后的那一天下午，我们一群好朋友到汉江里游泳。在柳树林的码头，那里有许多挖沙石的大驳船。夏天涨水，不好挖到沙了，所以驳船就停在江边。我们脱了衣服就跳到清清的汉江里。当时，我忘记了，我其实不是真的会游泳的。以前在莲花堰的时候，那都是小河和堰塘。跳到水里就算不会游泳，简单的几下狗扒就可以到岸边了。但是这一次是汉江啊。夏汛来过后，水涨高了很多。加上，驳船经常在靠近岸边的一些地方挖沙石，因而有许多很深的大沙坑。这些江里的大沙坑可不是小河里的深水区，它们不仅深得探不到底，而且有时候，流动的江水还会在这些沙坑里形成漩涡，非常危险。
我一跳下水，就被吓慌了。因为水深，又是流动的，身体完全控制不住平衡，直往下沉。腿和脚都打不起来，本来应该会的狗扒动作，一紧张，也发挥不出来了。越紧张，身体就越往下沉的厉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被呛几口水，我要是沉下去了，就有可能被暗流冲走的。好在，这些深水的沙坑离驳船比较近，郭建志几下子就游到了我身边。他没有半点的迟疑或胆怯，用很大的力气把我往驳船上边推。我在深水中挣扎的时候，实际上，身体是一种直立状态，比正常游泳时的漂浮状态阻力大的多，因而很难推得动。但是郭建志还是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推我。即使游泳的高手也知道，如果救人的时候用双手去推，那腿脚就失去了平衡和节奏，一定会往下沉的。他一边推，一边把我往上托，怕我沉下去。因而，我没有受伤也没有喝到水，但是郭建志每推举我一次，他都要沉下去一次，倒是被呛了许多江水。爬上驳船，其他的朋友，也都不敢下水了。我们赶紧收拾了一下，逃离了江边，要是被大人们知道了，少不了又得挨顿揍。
郭建志勇敢的救人行为，让我们的友谊更加密切。暑假里，我常去找他玩。我、姚俊峰、二班的鲍源清，我们成了“童年的最后小伙伴”。中考成绩出来以后，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一中。姚俊峰和鲍源清的家里愿意出钱让他们读一中。郭建志的妈妈问我有什么建议。我从我的经验出发，首先我认为，郭建志在整个初中时期都是最刻苦的一个学生，可是他的成绩一直都没有很优秀过；其次，我有一种直觉，即使我有很好的学习潜质，都没有逃掉被新秀们超越的命运，我有可能会在一中被淘汰，郭建志又将如何？我的悲观的感觉，使我坦言，最好让郭建志去上中专，不要去读一中了。虽然只是小孩子的一点看法。我相信郭建志的妈妈也不会当真。不过，郭建志后来真的去襄樊读了中专。我希望他和他的妈妈不会因而责怪我，后来我们几个上一中的全在高考中落榜了。姚俊峰98年高考后，比我考的还差，他又复读了。鲍源清和姚婆一样，高考失利后，也选择了复读。暑假将完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带着不同的选择分开了。我想我的童年时光，也就这样过完了。
弟弟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一中。17岁的他能做什么呢？姐夫到处找关系准备送弟弟去当兵。因为他年龄还不满18岁。而且身高还差一厘米。所以送他去当兵，还费了一番周折。此外，我们分开在不同的中学上初中后，他交上了不好的朋友。又没有人照管他，于是他常跟着他的哥们儿喝酒、抽烟、偷东西，还跟人打架。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肺部有了钙化的小点。医生说钙化小点是抽烟引起的，不过已经通过自然代谢变小了，不影响他通过服兵役的体检标准。
就这样，那年秋天，我们全家到车站送弟弟去当兵。希望军营可以把他训练成真正的男子汉。还不到18岁的弟弟，胸前戴着大红花。他还像个小孩子，个子也不高。他爬上大卡车。他要去冰天雪地里接受保卫边疆的光荣任务了。第二年，弟弟被分到鸭绿江边的丹东市，他还寄回来一张他在风雪中站岗的照片。弟弟和战友在一起，已经显出了雄壮的英姿。我们都很骄傲，希望弟弟能在部队当一个好兵，为祖国人民站好岗，守好边疆。
别了，我的兄弟们。别了，最后的快乐的暑假。别了，我灿烂而多姿多彩的童年。我知道我要去一中追寻我的理想了。第一中学，对于所有学子们来说，都是神圣而渴望的殿堂，那里是实现他们的大学梦，是改变他们的命运，是能够把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从农民之子变成社会精英的跑道。我怀着憧憬而又害怕的复杂心情，加入到了那过独木桥的千军万马。那里是否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
恶性的循环
第一中学，这是全市唯一的重点高中。在大学扩招之前，在老河口市读书的学子中，只有进入一中的“骄子”，才有可能以微弱的比例考上大学。表面上，能考上一中的全市只有260人左右，绝对是百里挑一。另有二百来人在分数线以下的，按每分一千元的价格买进一中。其实，在那些没考上一中的同学中，有许多是非常优秀的，后来证明比我们这些正式考上的还要优秀。那些花钱进一中的同学，他们学习更加卖力，更能吃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怎么进的一中，他们知道他们的家庭因此而付出的代价，他们更知道大学对于他们，以及对于他们家庭的价值。
260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从全市其他乡镇上的中学考来的。他们在当地的镇或乡中学里都是名列前茅的，才能上一中。就是这样，农村来的同学还是很少，读一中的竞争强度可以想像是多么的大！然而，光进一中还不够，只有争取在一中名列前茅，才有可能考上大学。那高考竞争的残酷性，又可以想像是怎样的惨烈！据说有的农村来的同学，为了考上大学，已经在这里复读了三年！本来考上重点中学的同学，就只是小学同学中的一小部分，而中考后，当时我们初三（1）班只有不到十个同学考上一中，其他班考的更差。我最好的朋友郭建志，去襄阳读气象中专学校。鲍源清和姚俊峰都是花钱，才买到进一中的指标。连三（3）班成绩最好的王汉林，我小学班上的班长，也去读中专了！可见，第一中学就是人间地狱，要想从地狱到天堂，要想从这里考上大学，身上不掉几层皮，是没有可能的。
我一点都没有为考上一中而自豪或高兴，因为我知道我当初进十中时，是全市前三，而现在是全市两百多名。高考的时候，我可能就是500多名。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去一中看录取的红榜，陪我一起去的老同学：王刚、郭建志、鲍源清等，都为我高兴，但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仿佛早早地，我就感觉到了，我正在掉向一条毁灭的黑暗的看不到尽头的深渊！这仿佛就已经预先为我苦难、惊慌、盲目的高中生活敲响了丧钟。
高一的时候，课程还不是很深，以我的资质和过去的成绩，我常自以为完全可以应付。别的同学，特别是那些花钱进一中的同学，学习都很刻苦。有的时候，我都为他们感到累。如果班上有什么班会、联欢会，我总是最积极的。我总想着，能逗大家一笑，这样的高中生活多有意思啊。然而，我很快就发现，这种天真理想的高中是不存在的，我是孤独的少数派。有个从张集镇考来的“大”学生，叫陈春风，学习很努力。他上学晚，20多岁了才考上一中。他经常周末背着一个白色的蛇皮袋回家，然后从家里背一些馍馍和咸菜来吃一周。他的数学成绩特别好，我很羡慕他，有时就请他到我家吃午饭，还向他请教数学题。但是，我还没有真正感觉到压力，仿佛高考离我还很远，我很讨厌在自家班上的同学中搞学习竞赛。有一次，我还把一本红楼梦借给我的同桌看，结果被班主任发现了。过了好多天才还给我。班主任陈老师，是教语文的。有时，她会在班上念邓雁君的日记。邓雁君的文章写的很美，我们都陶醉了。于是，我整天想着陈老师也能念我的日记。然而，高一还没有结束，陈老师就考上研究生，她辞职去武汉读书了。高二，我们就分成文科和理科班，又有了新的同学和班主任。我真正悲惨的高中生活，这才拉开序幕。
97年我们开始选择文理分班。因为我在数学和化学方面已经明显暴露出劣势，所以我选择了文科。后来证明，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本来还以为自己逻辑思维能力差些，记忆能力会因而强些，没想到这是一个荒唐可笑的错觉。我的历史和政治比化学和物理还要差。但是高二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选错了科，已经没有了回头的可能。我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冲。后来发现，我正一步一步走进这样的一个陷阱，当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时候，它跟良性循环一样，想改变都难。
班主任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一本的过线率。也就是班上能考上一类大学的过线率。所以对于班里的前20名学生，各科老师都给予高度重视。不仅在安排位置的时候，这些同学坐在最好的前四排，并且靠中间。而且由班主任主持，各科老师配合，轮番对这些有潜力的学生进行辅导。我自然也在这20人中间。文科的三个班，我的排名大概在50名左右，刚好是班主任和各科老师认为的高危人员。因为，只要再上升一点，我就可以上一本线；要是再下降一点，就可能是二本，发挥不好，甚至可能会落榜。99年大学扩招后，重点高中，大约一半的同学都可以过二本线。竞争大大降低了。每每回想起我辉煌的过去，我自然也是很想考上一类本科大学的，要是考上重点大学更神气，可以让爹妈真正地自豪自豪！
当时，早上6：30分上自习。晚上10：00下自习。许多农村的孩子是住在学校里的。他们在下自习，学校熄灯后，还点着蜡烛继续学习到十一、二点。在学校里自习的时候，每隔两天就有一场数学考试。考完，数学老师，就会给我们那几个被重点扶助的对象“开小灶”。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里，然后让我们找出自己的卷子，先批改我们的。然后，当场就进行辅导。我们这些走读的，就算回到了家，其实也没有立刻就上床就睡。我一般回家后，也要学习两个小时。有时候，由于几个数学题做不出来，会熬到凌晨一二点。
到了高三的时候，晚上就不能回家吃饭了，时间太紧张了。下午5点放学后，我们都跑到学校食堂买几个包子，打一壶开水，就站在操场上吃完，然后进教室学习。有的同学，干脆就拿到教室里吃。早上，我妈妈5：30分就起床给我做早饭，我6点10分左右就往学校赶，就是这样，我到学校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是哇哇的读书和背英语单词的声音了。班主任李鑫老师，已经在教室外面巡视，看哪些同学来的晚。初中同学姚俊峰、韩袁园，又分到了一个班上，然而，平时很少能讲上几句话。好像我们都是竞争对手一样。
长时间的熬夜学习，造成我严重的睡眠不足。有时，上课都会打瞌睡，很难集中精神听讲。视力下降的也很厉害，不得不去配了个300度的近视眼镜。常常觉得胸口很闷。同学们有点感冒发烧的，也都会坚持到学校。有的同学只有病倒住院了，才会休息一两天。户外锻炼的时间基本上完全取消了，体育课都被各科老师瓜分了。越到临近高考的时候，我越感觉到自己心情焦躁不安。
我家隔壁又偏偏住了一个无证医生，他还兼任无照律师。每天都有人到他屋里看病、扎针或者写诉状。这个刘医生，以前就住在书店的招待所里，听我妈说这个人以前坐过牢，在牢里的时候学会针灸和法律。招待所关闭后，书店领导把原来的一间办公室一分为二，中间隔了几层纸板。一半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加厨房，另一半就租给刘医生当办公室。本来，我每天最多就只能睡5、6个小时。刘医生的那些病人和告状的，又没日没夜的吵闹，他还有一个正和他闹离婚的年轻的二房太太。所以，很长时间，我根本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的好觉。这样的环境下，我对高考其实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些麻木、有些六神无主。
离高考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各科老师已经不再上课，也不再定期考试了，而是留给我们自由地复习。同时，李老师允许我们可以自由换位置，这样好方便在一起互相帮助，切磋。已经陷入一轮又一轮错误与焦虑的我，在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越行越远。
我离开了和我同桌两年的陈万会，去和另一个同学坐一起。主要原因是陈万会成绩很稳定，一直保持前三名。我在他旁边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压力很大。就在继临阵换同桌之后，高考前一个星期，我又紧急要求换房间。我实在受不了睡在那个刘医生的办公室隔壁，我搬到外公家的小杂货屋里睡觉。现在我明白，真正害怕和妒嫉一个比自己强的人，才是真正的失败者。也体会到了啥叫勇者无敌、智者无惧！前面已经叙述过，那个后“外婆”实际上是不喜欢我们这些外孙的。本想，在外公家能够休息好，可以清静地度过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不曾想到，那继“外婆”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了。她一会儿进来倒点盐，一会进来倒点米，吵得我没法安心睡觉。
我在高考的最后时刻，不断地逃跑。从一个个熟悉的环境逃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真是一错再错，乱上添乱，典型的恶性循环！这不仅没有减少我的焦虑，反而使我的紧张和恐慌有增无减。我不知道，这场恶性的人生竞赛的循环什么时候是个终点？！也许会一直一直继续下去。
是否应该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1998年7月6日，是高考的第一天。考完，我就觉得数学考的不太好，交卷子的时候，我还有几道题都没有做出来，我还偷偷看了隔壁同学的一个选择题答案。第二天，考完历史，又有几个题没有答上来或明显答错。其中有一道题，考的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地方名字，我至今也不会。十分滑稽的是，高考成绩出来后，满分150分的历史，我只考了76分，而今天，我反而成了一个学习国际关系史的博士。天大的误会和讽刺啊！这叫什么事儿嘛！高考完毕，我就感觉不好。但无论如何，终于可以把这个恶性循环的机器停一下了，不然我很快就要完全崩溃掉。
我一个人跑回老家去了，跟二爷住了几个星期。亲戚朋友们都知道，这一大家子只有我是考进一中的。所以都很关心我的高考。表姐还从报纸上找到了标准答案，让我爹送到乡下给我，让我对一对，估一估分数。有什么好估的？我已经准备迎接一场失败了。只是我没有准备好。我还有一丝侥幸。也许98年的高考，本来就特别难呢？又或许试卷泄密了，可能再重新考一次呢？算了，还是不要再重新考了，就是重新考，我相信我还是考不好！但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大家都只知道小耿家的老二成绩好，如果高考落榜，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一个大学，哪怕是二本，三本都可以啊。我妈可以说，没发挥好，但总归有大学可上。可是，分数没有出来，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我依然很焦虑，很烦躁。但除了等待，也没什么好做的。未来是什么？我没有想。如果真的一败涂地，我该去哪里？我没有想。
那天，院子的上空，乌云密布，一直压到了头顶。滚雷在耳边隆隆作响，大雨很快就从头上倒了下来。语言都无法描写，那天的雨到底有多大。我家的院子很快就成了小河。看着倾盆大雨直接砸在院子中间，把水泥地面都砸得露了出来！记得1984年5岁的我，跟各大队的领导们一起去武当山，当时那些领导干部们，见神就下跪磕头。我爹让我也跪下参拜。我说：“我才不，凭什么我给泥巴做的人下跪。这些泥巴人，我自己都会捏。”快到武当山金顶，去见张真人——太极张三丰的时候，我就坐在地上，偏不上去。我从小就不信鬼神，不信命运。“天公啊！你有多厉害？！你想和我作对吗？！你以为我会怕你吗？！你想征服我吗？！哈哈哈哈！你错了！没有什么能吓倒我张云龙！”我对着天空，大呼大叫，像发疯了一样。反正除了我和苍天，谁都不会听到。大雨、大风、惊雷混成天曲，让我完全与世隔绝了。
那是苍天恩赐的让我发泄的时刻。我把鞋子、裤子都脱了，操起一把长长的扫帚就冲到了院子中间。这么好的大雨，天空还有惊雷和闪电伴奏，仿佛是摇滚乐队的打击乐器和灯光照明。我拼命地扫，拼命地扫，一边扫一边大叫：“啊——！你来啊，你来得再猛烈些啊！”雨停了的时候，我把整个院子扫得一尘不染。眼前展现出一个明朗、干净、清新、万象重生的好景致。对天发泄一下，真的好神气！
在乡下度过了一个宁静、舒服、痛快淋漓的暑假。我忘却了高考，忘却了千斤的重托与希望。还记得，97年才搬到书店招待所的时候，父亲喝多了酒，又拿我妈妈出气。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他醉酒后，痛打我妈妈。我无法忍受！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嗜酒暴力的父亲？！我始终以为，男人心中再痛苦，也不应该拿女人出气。有本事，你去抢银行，你去杀人放火啊！打女人算什么本事？我当时，就冲过去跟父亲打了起来。父亲，借着酒疯，操起一把菜刀要杀我。当然，他不是真的要杀我，只是一时失去理智。如果他真要杀人，妈妈过去挡他的时候，他就会拿刀砍妈妈，但是他没有。那场父子冲突后，他就很少再对我母亲使用暴力。有一次，他还对我说：“只要你能考上北京大学，或者全市状元，我就把酒戒了。”我是多么希望，我还能再考出全市前三名的成绩，这样我就有机会上北京大学了。但随着98年高考的结束，我知道我失败了。我没有能够阻止父亲继续嗜酒。从乡下回来，我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压抑、黑暗、逃避众人眼光的可怕的环境中。我都不敢出门。
第一批录取分数线下来的时候，我去学校看了。一本线是565分。录取名单上面没有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名字，我初中的同学——韩袁园：南京大学；鲁少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云骥：大连理工大学；昝俊霞：大连理工大学。还有，涂晓晨：武汉大学；陈万会：上海海运学院；陈春风：中国人民大学。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也没有我的名字。我只考了482分，怎么会有我的名字呢？第二批录取线也要540分，我去看后，也没有我。当然不可能有我！就是再掉档，也掉不到482分。
后来从武汉回来后，我去找李老师，看能否补报一个专科的志愿。但是98年高校还没有扩招，专科的名额都是非常紧张的。李老师单独和我谈话。她说：“你这么有才华。今年考的也还算不错的。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一本的。你看，有些同学都复读了两年了。你基础好，复读一年，一定会考的好。”也许，李老师说的是对的，因为湖北的许多高考状元都是复读生。并且我同届的长胜将军李光杰，98年落榜后，复读一年，99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李老师说我有才华，指的是全校的合唱，我是领唱，我们得了第一名。全校的演讲竞赛，我代表我们班，拿了个第三名。而且，我在文科班中的实力还是比较靠前的。我也知道，有很多本来实力很强的同学，第一次参加高考，可能会发挥失常，连李光杰都发挥失常了。姚俊峰和鲍源清，都决定复读了。我一路往家走，一路想：“我是否应该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我是否要复读？”
也许，我不该任性，不该跟自己过不去，不该不随波逐流。因为，很多原本基础好的同学，复读一年后都会考上好大学。而且，如果我再复读一年，就赶上1999年的高校扩招了。我也许太傻了，看不清未来的路。当时，只想逃离那个毁灭我梦想的学校，只想尽快逃离那个挨着刘医生的小屋，只想逃离那恶性循环中我无法承受的疲惫。我真的很害怕，害怕复读一年，反而不如今年考的好。我害怕如果还考不好，怎么面对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们的眼光。我更加害怕，在同一个院子里会碰到杨洁琼。我也许是过于胆怯了，我大概想得太多了，只想着快点解脱当时的压力。其实我应该复读的，那样，我也许就改变了人生那种恶性循环的竞争模式。然而，当时逃离现场的心情，以及对复读的怀疑，还有虚伪的心态，让我甚至都不敢承认我已经落榜了！
回到家，跟妈妈、姐姐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当时我们家庭的环境。连一个可以好好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哪有精力再经历一次高考？而且，复读跟赌博差不多，谁也没有把握明年就一定考得好。再说，我的观点是，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个学校可以上的。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除了老河口市以外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姐夫说，要出去上学，那就去武汉。因为他在武汉省委党校进修过，对武汉还是比较熟悉的。武汉有许多好的大学，也许还有其他的学校，分数线会低一些。我相信总有除了复读之外的另一条路。真金不怕火炼。是宝石就一定会发光的。如果我真有才华，那么我一定可以不通过复读，也一样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最终我决定，我不要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我要去闯一闯那个未知的世界。但至于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也不知道！我能否可以不经过复读实现理想，实现人生目标，我还是不知道。
焦虑的我，上路了，我要去寻找重生之门！
8月底，我和姐夫去了一趟武汉。感觉还不错啊，没有一个熟悉的人。这个环境正合我意。终于看不到原来高三（8）班上那一双双无助的，像敌人一样的目光了。终于，不用担心，出门就碰到杨洁琼或者她的家里人，如果他们问我高考考的怎么样，我该怎么回答呢？其实，除了我家里人，别人都不知道我已经落榜了，或者别人即使知道，只是不来问，不想伤害我，怕我们面子上过不去。有人问的时候，我都说录取通知书还没有下来呢！但我心里已经是羞愧难当，再也不想遇到熟人，怕他们问同样的问题。
我和姐夫先到了武汉大学的大专教育部。他们说办了个试点班，但是要先填报第四批志愿。我和姐夫马上回老河口，我去学校填了新志愿。但是不知道，是名额已经满了，还是最后学校没有办起来，总之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姐姐和姐夫，又去了一趟武汉，这一次，他们打听到了几个武汉大学的自考班。其中一个就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山脚下，叫什么农业科学院的自考班。说参加自考，由武汉大学主考，发武汉大学的文凭。学费和食宿费都不高。于是姐姐和姐夫回来了，决定带我去上那个学校。
找到了这个自考学校后，仿佛上学就有了着落。有人问起我考到哪里了？我妈妈和姐姐就说考上武汉大学了。其实聪明的人都知道，如果真的考上武汉大学，那肯定早就买喜糖、放鞭炮、摆酒席了。哎，我就生活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望子成龙的，忍辱负重的艰难环境中。这也是我想逃离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符合我的心意的。我也无法接受我自己高考的失败。我无法面对自己，无法面对父母，无法面对老师同学，无法面对亲朋好友，无法面对杨洁琼，尽管她知道我已经足够的优秀。仿佛我去读这个冒牌的自考的“武汉大学”，都能使我内心感到平衡一样。反正只要是口头上能告诉别人，我考了“武汉大学”，我和我妈妈的心里仿佛都会舒服一些。这究竟算是一种虚荣呢？还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用以激励我将来一定要真正的考上武汉大学呢？考上武汉大学就功成名就了吗？！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就算考上了武汉大学又能怎么样？上完大学之后，我的未来在哪里？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我没有时间去想，我也没有那个准备去想。就只是盲目地想进武汉大学。仿佛考进武汉大学，我就有了一切。实际上，这没有改变什么。我依然在人生的恶性循环的轨迹上越行越远，只不过是得到了一些虚假的面子上的光荣而己。
既然，我已经决定不再复读，可是我为什么还要选择上大学？既然，我明明没有考上武汉大学，我为什么还要去自考，为了这个假的“武汉大学”？上大学是实现人生目标和理想的唯一途径吗？显然不是。有很多成功的人，连中学都没有上过。那么，我就只是为了一个虚荣的谎言？仿佛也不完全是，我确实也有学习的巨大的潜能。一个通过了层层选拔最终考上重点高中的少年，不都是想通过上大学，实现人生理想吗？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里，科学知识是成功的必要条件，那么上大学当然也就成了必要条件。况且，像我这样的一个考生，不通过上学去改变生活和命运，我又能做什么呢？因而，说虚荣也好，说理想也罢。总之，为了这个冒牌的“武汉大学”，我也要去接受它。
还没有从高考落榜的焦虑、茫然中清醒过来。我就又戴上了一个新的枷锁，我告诉所有人我要去上“武汉大学”了。这个自考的武汉大学的文凭，有什么用呢？能证明什么呢？我要为这个谎言付出多大代价？这意味着，我只有真正进入武汉大学的殿堂，才能自圆其说。这究竟是为虚荣，还是为理想呢？当时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我将要去上“武汉大学”了，仿佛这就是人生，明明是自欺欺人，但又别无选择。其实等我真正拿到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4月了。我的“武汉大学”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上完大学后，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离理想越来越近了，还是在虚荣的恶性循环的路上越陷越深了？一切都不知道。
就这样，一败涂地的我，茫然地上路了，去寻找重生之门，去找一个地方提炼灵魂。火车载着一个稀里糊涂、又渴望去闯出一片新的天空的我离开了。我们在渐渐远离老河口。走到仙人渡的时候，看着窗外田野里的一座座孤坟，飞快地向我身后闪过，然后消失。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坐在旁边的姐夫问我怎么了？我苦笑着说：“想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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