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摸到她下班回家，我就从银杏小区赶公车到武侯广场。有时去得早，就到农贸市场买些菜重开炉灶，顺带着把洗衣间里属于她的脏衣脏裤洗干净，她下班回来看到自是感动不已。不过总归要说到工作上。一提到工作，顿时就觉得泰山压顶，觉得她唠叨，便急着回银杏小区。她说我心事重重，有什么想法都不告诉她。我说她不理解我，告诉了也没用。终于有一天，我对她说：经过几个月“顺其自然”，觉得我们不合适。或者咱们都好好想想，看还要不要在一起。她听出是要分手，眼圈泛红，却竭力抑住，说到：那就想想吧！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没通电话，没发短信，好象真的分手了。而我还没找到工作，靠吃电信公司赚的老本勉强维持。阿妈时常打电话问我境况，我都骗她说找到了工作，果然这么说，她就不常打电话来了。
我想给文婷打电话，她却先于我打了过来。在电话中她说，自从同我分开后，晚上总要流几滴泪，直到昨天终于俯在办公桌上没由头的痛哭。一位要好的女同事安慰了她，并就我们俩的事做了个剖析，说是她无形中给我太大的压力。如果我愿意，还可以用朋友的身份，顺其自然的同她相处下去。我也有错，薄弱的抗压能力差点让我失去了一位贤妻良母。
我们和好如初了。九月的一天，她把自己给了我。
次日，我们去爬西岭雪山。因是淡季，山中游客稀少。在半山腰的服务站投宿时，竟然只有我们两个游客。入夜，管理员敲响我们的房门，让出去帮忙发电。我按管理员的指示扶稳柴油机，他则摇起摇杆。轰隆声震耳欲聋，阴晦的服务站登时灯火通明，仿佛嵌在山间的一团微火。文婷亲了口我的额头，说：哥哥，你好凶！从那时起，她一直都叫我哥哥，或者阿亮哥。
同居的事不敢让家长知道。他们思想保守，对“试婚”还接受不了。有一天我妹妹毛萱提出要见她。见面后，突然问我们是不是住在一起。我们连忙摇头否认。吃过饭后，毛萱说要赶回家，为打消她的疑心，我说也要回西城租住的地方。把她送到公交站，往西城的公车正巧到站，我只好硬着头皮跳上车坐了三个站，估计她也赶到了车，遂下车折回。
不久，我带文婷正式见父母。阿妈为她安排了我的房间过夜，让我去睡她们卧室里的沙发。半夜，我偷偷溜到她窗前，一敲门就应声，果然没睡。我开玩笑说要不要我进去陪她睡。她说不行，要是让我父母晓得，还以为她是怎么不规矩的妹姐子呢。
“就带你转趟屋，不至于兴奋得睡不着。”我打趣道。
“你以为我不想睡。床上到处都是你的臭味道，熏得眼睛都合不拢。我已经到外面透过三次风。”她骨碌起来，跑出房间夸张的呼吸新鲜空气，好象刚从粪堆里爬出来。
“怎么可能。”我嗅了嗅，“没么格臭味道。是不是你头次睡我的床太紧张的幻觉。就像我头次睡你的床总闻到洋碱的味道。”
“幻觉个头。明明就是你不爱干净，还找我的错。”
“那我去找把扇子，坐到床边给你扇，好让你睡觉。”
“不消麻烦。”她笑道，“实在要帮忙，你就站到窗边同我摆龙门阵。把我摆悴了，不睡都不得行。”
“阿好，正好可以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我阿妈给我讲，她去找八字先生合八字，八字先生讲我们两个配没问题。”
“有问题你就把我蹬了？”
“家长要信，你拦得住？真有问题，那我们只有私奔了。”
“鬼大爷同你私奔。”她偷笑道。
“有两个好日子，一个近，一个远，你拿转去同你屋下商量一下，我们好做准备。”
“硬是要结婚啊，我都还没有玩够。”
“我们这里马上要占了，你不快点把户口上过来，享受不到拆迁安置的待遇哈。”
“有没有那么急？”
“国家政策你又不是不晓得，一日一个变，我们做好准备就不怕它变。”
“怎么听起来象逼婚？”
“我还是觉得。”我笑道。
我们的婚礼冬天里举行，那天是叫作“白蝠守门”的良辰吉日。
应该有张光碟记录了我们结婚的情景，但这张光碟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了。某天突然想起曾拍过这样一张光碟，可是死活找不到。不管有没有，婚礼作为人生的重要时刻还是完好的保存在脑海中。
我引领着迎亲车队接回了文婷。她穿着租来的白色婚纱，脸蛋擦得雪白，就象刚生下来的鹅蛋。下车后，就有人给她盖上红盖头，按传统由位福寿双全的老妇人搀进家门。婚纱配盖头，着时有些怪异。礼生操起昂扬的腔调把我们请进厅下，展开一领篾席铺在地上供跪拜之用。厅下红烛高烧，烟雾缭绕，把正中悬挂的“毛氏历代先祖考妣神位”衬托得异常庄严。神榜前的供桌上，盛放着猪头扁尖鸡和酒水果品。猪头眉头舒展，雄鸡也是喜气洋洋，让两面墙壁上的大囍字映上一抹红光。
我们在礼生的引导下拜天、拜地、拜日月、拜神明、拜祖先，臃肿的婚纱让文婷每跪一次都很困难，但她坚持做完。拜完后，我接过礼生递过来的折扇，点了她的额头三下，掀起盖头，终于见到她遭罪而快乐的脸。凌晨四点钟，她就给我打电话，说正在祖堂里辞别林氏祖先，完后就要到龙潭寺街上化妆盘发，不禁感叹结个婚比跑个马拉松还累。紧接着，我们将清油灯内的两股灯芯合为一股，把端上来的酒交杯而饮，终于熬到了“礼成”，被亲友们拥进了洞房。马上，她又换件轻便的大红旗袍同我出去敬酒。六十五桌席挨次敬一遍，腿酸，头晕，眼花，更要命的是所备假酒被宾客们发现后，难逃变本加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仍要打起精神迎来送往，好不容易盼到午夜，又被一场凶悍的闹洞房搞得人仰马翻。闹完过后，我们已经疲累不堪，不成人形，倒头就睡。
我哑然失笑了。回忆对穷途末路者来说是蜜，甜的。哑巴困惑的眼神落进后视镜，大概觉得像我这种背叛大哥的小人，应当象条可怜虫，哭天抢地请他放条生路才对，学为国殉难的英雄，为义献身的兄弟笑着诀别，不知廉耻。我没有解释。解释了，她也不会理解我曾经经历的。说不定还会嘲笑我：谁让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胆敢迷恋大嫂。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他给我的印象是：除了执行大哥的命令，什么也不关心，什么也不过问。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奥迪已经驶过成绵立交，往一片灯火通明的工地驰去。工人们还在加班加点的建设跨越三环路的立交桥。大型机械挥动力臂，发出凄怆的怒吼控诉着夜幕。禁行标志赫然入目。奥迪便按路牌的指示驶出三环路绕行。我家就在绕行路上，这个家被食品厂、石材切割厂、木门厂和煤炭堆栈簇拥着，面目丑陋，黯淡无光，犹如烧造出来的残次容器。
楼屋建于一九八五年。之前我们住在方方正正一颗印的土坯草屋里。我对草屋最深的印象就是煤油灯和揩屁股的“篾片”。阿妈经常挑灯心以使煤油灯燃得更旺。煤油灯是贫穷农村的典型代表，那时物资奇缺，连草纸都用不上，蹲完厕所，就截段编织竹器的竹片刮屁股。后来，阿爸和幺爸两兄弟跑运输赚了钱，便要起座楼屋。
犹记楼屋最初的样子：两层红砖小楼，外敷细河沙。黑瓦盖的屋顶中间，耸立着瓦片搭的三角形装饰，左右各一个高高翘起的白色鸱吻。一进楼屋，就是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坝，环绕着玻璃刺的高墙。院坝内栽着十来棵柑子树，树丛中堆放着阿公的蜂箱。常见阿公头戴纱笼帽闯进枪林弹雨似的蜂群揭开蜂箱查看蜂蜜。
楼屋的田字水泥露台上摆满龙舌兰、仙人掌、芦荟、萱草的盆栽，我和妹妹们常踏进水泥格里，眺望矗立在广袤田野中的砖厂烟囱。楼屋的每间房门都漆成绿色。几年后，房门木板松动，可以毫不费力的取下来再安上去。我和妹妹们常趁四下无人，卸下阿婆房间的木板，钻进去，偷吃她藏在漆皮箱子里的柿饼。吃饱后又钻进幺爸房里去看书。幺爸是个爱书的热血青年，想上大学，想打越战，却都没能如意。书柜里最多的是《武林》杂志。我为杂志上的招式神魂颠倒，偷着练习，还是没能成为武林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