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治天下，未尝不以诚也。诚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见之，故其说曰：「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夫性者何也！﹖仁义是也。圣人以为仁义者生于吾之性，而不生于外，是故用之以诚，仁焉而必出于诚，义焉而必出于诚。不诚于仁，则人不亲；不诚于义，则事不成。诚仁者，不施而亲；诚义者，不为而成。诚在内者形于外，是所以贵诚也。是故不赏而人劝，不怒而人威，不动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谓尽其性也。是故为人子者诚于孝，为人臣者诚于忠，为人弟者诚于恭，举天下之性，莫不诚于为善，此所谓尽人之性也。是故天地为之诚化，日月为之诚明，四时为之诚行，风雨为之诚节，草木为之茂，鸟兽为之蕃，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谓与天地参也。圣人有其德，有其时，有其位，而行其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无其时，无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观贤人之道，圣人是也。欲观圣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地不动而万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动而物成者，何也﹖诚之至也。圣人所以无为而天下治，亦诚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积也；地者，厚之积也；圣人者，诚之积也。天积于高，及其远，则人不能知也。地积于厚，及其广，则人不能穷也。圣人积于诚，及其神，则人不能测也。高不积，不足以为天；厚不积，不足以为地；诚不积，不足以为圣人。圣人者，明并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积于诚也。
圣人之德既与天地参，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记》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此圣人之性也。其行之也，盖未尝不勉不思，而终身以为不足。夫圣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尧、舜之为君，思天下有一夫不获其所，则其心耻之；有一物不得其养，则其心忧之。夫耻之忧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圣人之德，固无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为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为仁，义矣而曰未足以为义。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泽者，圣人之耻也。其责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则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异，众人之所知也，圣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此三者之异，亦众人之所知也，圣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所以引天下不肖者而为贤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学而能知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则与夫不学者异矣。是故进而一之于圣，使天下皆由困而知者亦可以为圣，而圣亦与我同类，如此则孰不欲知圣人之道﹖此所以为教也。安而行者，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能行者焉，有勉强而能行者焉，则与夫不能勉强者有间矣。是故进而一之于圣，使天下皆由勉强而行者亦可以为圣，而圣亦与我同类，如此则孰不欲行圣人之道﹖此所以为教也。圣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责己者未尝不重也。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又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杨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济众，而犹以为病，此其所以责己也。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杨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责己也则为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则恐其不得为君子，二者皆出于其性，推之以治天下。圣人之道，未尝有过于此者也。夫子亦何为哉！知所以责己，知所以待人，则虽欲为尧、舜而无难也。
圣人不以己能而责天下之人，故择其近于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为中庸也。何谓忠﹖曰：推己之心之谓忠。何谓恕﹖曰：如己之心之谓恕。夫圣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众人之所不能为也。以圣人之所能而责众人，是率天下而为一人之行也。《记》曰：「圣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故不为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动则思天下之可法，言则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为善，此所谓忠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常欲为君子而不欲为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为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为君子，以己不欲为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为小人，此所谓恕也。仁义礼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于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过乎仁，圣人不以为能也。义者过乎义，圣人不以为行也。礼者过乎礼，圣人不以为教也。智者过乎智，圣人不以为法也。仁义礼智非独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将使后之人皆可以继之；如是而后可以为中庸之道。此所以贵乎忠恕也。故曰：「忠恕违道不远。」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盖尧、舜、三代之治天下，与夫孔子、六经之道，莫不由于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责天下之人，此老、庄所以肆其放荡虚空之论而不能自反也。圣人者，为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庄者，为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独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论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为我之等贵贱，齐先死﹖治天下者曷不为太古之为无为，事无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圣人之言，其自为也过少而为人也过多，老、庄之言，其自为也过多而为人也过少，此其所以异也。老、庄之说如此，而好之者或以为治性之书，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乱性者莫如老、庄。故学《中庸》以治其性，则性可得而见也；学老、庄以乱其性，则性不可得而反也。惟不惑乎老、庄之言，则可与由中庸以入于尧、舜之道也。
（梓材谨案：《中庸论》五篇，谢山《学案》底本自为一帙，而未有所属。查朱氏《经义考》，先生有《中庸论》五篇，篇数适合，入之。）
华阳文集
古之士，与君言言使臣，与人臣言言事君，与幼者言言孝悌，与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于成人，自洒扫应对以入于道德，学不陵节，教不躐等。有非其所问而问者，乡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长之养之，至于成材，无不适于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则是贼夫人之子，非先王长育之意也。盖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其所教者皆以明人伦也。以孔子之圣，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虽曰知之，犹罕言之，性与天道，自子贡不得而闻，况其下者乎！近世学士大夫，自信至笃，自处甚高，未从师友而言天人之际，未多识前言往行而穷性命之理，其弊浮而无实，锲薄而不敦。虽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岂无豪杰不待文王而兴者﹖然圣人之教，必为中人设也。比年以来，朝廷患之，诏禁申、韩、庄、列之学，流风寖息，而犹未绝。夫申、韩本于老，而李斯出于荀卿，学者失其渊源，极其末流，将无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无恻隐之实；晋之俗，浮华而无礼法之防。天下靡然，卒之大乱。此学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省试策问》。）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及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揜。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唐鉴序》。）
（云濠谨案：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云：「贡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淳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又云：「至于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鉴》为。后人以伊川许之，遂有《范唐鉴》之目，而以其书孤行，其实裁量未为简净也。」）
附录
淳夫每诵董子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曰：「君子行己立朝，正事如此。若夫成功，则天也。」（补。）
朱子《伊洛渊源录》曰：淳夫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独鲜于绰《传信录》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又其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
叶水心《习学记言》曰：范祖禹《布衾铭记》：「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处必有法，其动作必有礼。」此言有益于学者。
华阳讲友
侍讲吕原明先生希哲（别为《荥阳学案》。）
秘书刘道原先生恕（别见《涑水学案》。）
华阳家学（涑水再传。）
龙图范元长先生冲
范冲，字符长，正献长子也。登绍圣进士第。高宗即位，以虞部员外郎出为两淮转运副使。绍兴中，隆佑皇后诞日，上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怀，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聪明母仪，古今未见其比。而史录未经删定，无以传信后世。」上悚然，亟诏重修神、哲两朝实录，召先生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元佑中，正献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其后安石蔡卞恶之，正献坐谪死岭表。至是，复以命先生，上谓之曰：「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先生因论熙宁创置，元佑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蔡京误国之罪。上嘉纳之，迁起居郎。俄开讲筵，升兼侍读。上雅好《左氏春秋》，先生与朱汉上震专讲。先生敷衍经旨，因以规讽，上未尝不称善。会皇子建国公瑗出就傅，首命先生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建隆观，为资善堂翊善，而汉上兼赞读。时张浚在长沙，亦荐先生与汉上可备训导，谓冲、震皆一时名德老成，极天下之选。上命建国公见翊善、赞读皆纳拜。俄迁翰林学士兼侍读，先生力辞，改翰林侍读学士，用正献故事也。寻以龙图阁直学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先生之修《神宗实录》也，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及修《哲宗实录》，别为一书名《辨诬录》。先生性好义乐善，司马温公家属皆依先生抚育之。为温公编类《记闻》十卷奏御，请以温公族曾孙倧召主温公祀，又尝荐尹和靖以自代。（参史传。）
（梓材谨案：《两浙名贤录》：「赵丞相鼎，闻喜人。高宗即位，除权户部员外郎，遂卜居衢州。范元长冲建炎四年守衢，因请祠，与赵丞相同居。」）
华阳门人
谏议司马先生康（别见《涑水学案》。）
文节黄涪翁先生庭坚（别见《范吕诸儒学案》。）
范氏续传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双流先生子长
范先生子该（并见《二江诸儒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