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以上所介绍的珍贵实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前天和昨天的一些情况。下面就按5、6、7世纪的印度社会生活，14、15世纪印度半岛沿岸的风土人情，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缩影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来阐述。
（一）5、6、7世纪的印度社会生活
这三个世纪的印度社会生活主要从法显、玄奘、义净的著录中反映出来。自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后，西天佛国，也就是古代印度，便成了中国僧人向往的地方，去“西天求法”是当时中国僧人的最高理想。入3世纪后，去西天的僧人前仆后继，而法显、玄奘、义净当是众多僧人中的成功者。他们归来所写的书，其主观目的是为弘扬佛教。而当时的印度，佛教虽不像在阿育王时代那样兴盛，到了7世纪甚至有衰微的迹象。但不可否认，佛教仍是当时印度社会的主旋律，佛教与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如此，本篇仍侧重于印度社会生活的情况，有关佛教的从略。
在此，先剖析法显的《佛国记》。法显称印度为天竺。他是5世纪初到达印度的。他去了北天竺、西天竺、中天竺、东天竺，其时印度正是笈多王朝的超日王时代。他在所写的《佛国记》中，首先记述了他从中国到印度的艰苦历程。其次书中的大量篇幅，也是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把在印度各地所见到的佛教情况描绘得非常详细。如佛陀生平的传说故事及其遗迹，佛陀与外道的斗争，佛教内部大、小乘的派别斗争，以及僧人的习俗等等。从中使我们知道印度历史上的拘萨罗波斯王、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王，以及先欲毒害佛陀而后又信佛的摩揭陀国王阿？世，这些帝王都是赞助佛教的。然而，要特别提出的是，他记述了笈多王朝的一些社会实况。如中国（即中天竺或中印度）是当时笈多王朝的中心地区。法显看到了这里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富，没有户籍和课税。只有耕种王田才交租，而且去留不受约束。赠赐寺庙的“田宅、园圃、民户、牛犊”，实行古已有之的铁券书录制度。法律较宽松，不施重刑，犯法轻者罚钱，罪大者不过截右手而已。商业有一定发展，“易货用贝齿”，另外，也见有“金钱”买地、“钱货”雇向导的记述，可知流通的货币不限一种。当时还盛行“竞行仁义”的社会风尚，并有照顾弱者、病者的“福德医药舍”。可见佛家的思想理念已普及到全民生活中。法显还描述了“恶人旃荼罗”的社会地位，“旃荼罗名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恶人可以杀生、饮酒、食葱蒜，其职业可以“卖肉耳”。所谓“恶人旃荼罗”即是不可接触的贱民。由此可知，当时印度有森严的等级制度。
时隔200年后，玄奘去了印度。这时羯若鞠？国的戒日王，也就是两《唐书》上所见的摩揭陀国王尸罗逸多，统一了北印度，成为笈多王朝以后的一个大国。玄奘与戒日王有着诚挚的友谊。他看到的印度又是什么样呢？在《大唐西域记》里有非常详实的描述。这部稀世奇书共有12卷，从卷3到卷11，可以了解到当时北、中、东、南、西五印度诸国的情况。其中叙述的有关佛教主题，著名学者季羡林已作过深刻的探讨：从佛教与外道力量的对比；佛教内部大小乘力量的对比；佛教部派分布的情况；以及佛教日渐衰微的趋势几个方面，总结出当时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衍变。这里仅从卷2的印度总述“释名、疆域、数量、岁历、邑居、衣食、文教、佛教、族姓、兵术、刑法、敬仪、病死、赋税、物产”各项中了解当时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时的五印度，方圆九万多里，三面濒海，一面背靠雪山，全国划分了许多地区，有70 多个国家。全社会分四个族姓，即种姓，第一叫婆罗门，第二叫刹帝利，第三叫吠舍，是商贾。第四叫首陀罗，是农民。四种姓清浊不同，只能在本种姓内婚娶。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种姓。卫国的战士有步、马、车、象四个兵种。刑法有割鼻、截耳、断手、斩足，或驱逐出国等项。政务简单、没有户口登记，老百姓不出力役，也不缴赋税。国王的田地一分为四，一份为国家所用、充祭祀的祭品，一份为封赠宰相大臣，一份赏赐给才高的学者，还有一份赠与不同的宗教团体。之外，每人有自己的家业田和口分田。如果租种了王家的土地，缴实物地租的1/6。商人来往贩运商品，只需在津渡和关口缴轻微的税。凡此一般，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梗概。
在玄奘返回长安的22年后，义净于671年去了印度。他先后在南海和印度逗留24年，于695 年返回洛阳。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以传记形式，把从641―691年这40年间所见到的57位僧人（包括今属朝鲜半岛的、越南的、阿富汗、中亚等地的）赴印度求法事迹记录下来。从中，我们了解到7世纪初的南海交通情况，旁及南海地区、印度的文化和宗教，是非常有价值的史料。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又记录了当时印度哪些事情呢？
由于义净在那烂陀寺留学10年，使他对当时印度佛教的发展状况和佛教寺院有较深刻的认识与了解，故而在书中写得淋漓尽致。全书4卷，分40个小节，从佛教的实况到寺院的规章制度，甚至僧人的衣食住行，逐一介绍。至于当时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问题，已有学人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在此从略。以下仅就佛教寺院情况概括如下。
寺院的僧团组织是相对独立的，其制度也是规范的。僧人们一经出家，便脱离了王籍。寺院成员主要是正式僧人，按其受戒年数及学问深浅有上座、小师、沙弥之分。当时还有准备出家而进入寺院学习的青年人，和不信佛而在寺院学习的人。寺院还接待游方僧人和外国来印度留学的僧人，因此有“客僧”一说。另外，还有为僧人服务，从事劳务的净人、户人、供人三种。寺院的管理者，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有护寺、维那、典事佐史3个职位，均由正式僧人担任。寺院的规模是宏大的，以那烂陀寺为例，“寺有八院，房有三百”，僧人3500。支撑寺院存在的寺院经济来源，大体有四种：一是国王赏赐的“封邑”，封邑上的赋税收入及所提供的劳役服务；二是出租寺院直接拥有的土地，按“六分抽一”、三分取一或“量时斟酌”的分成，收取租佃；三是在寺院拥有的土地上，“自使奴婢”经营耕植，直接收取全部所得；四是其他捐赠。寺院的财产和收入是属全寺院僧人的，财产的使用和寺院的重大事件，都要通过僧人大会来决定。义净还从寺院处理去世僧人的遗产、遗物中，看到僧人拥有田宅、邸店、屋宇、珍宝珠玉，以及象、马、驼等驮运工具等，认为僧人是富有的。更甚者，还有“券契之物”，说明当时僧人还参与放高利贷，这足以证实僧人与世俗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可见，寺院经济不是孤立的，它的存在与发展有赖于整个社会。
中国人看到7世纪初印度的情况，除了玄奘，义净的所见所闻外，还应将王玄策看到的提上一笔。从《中天竺国行记》流传至今的残篇中，使我们了解到他第三次出使印度，于659年抵达婆栗？国（今印度甘达克河与马格巴提河之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达尔般迦县北部地区）时，其王设“五女戏”接待大唐使人。王玄策绘声绘色的描写道：“五女传弄三刀，如至十刀。又作绳技，腾虚绳上，著履而掷，乎弄三仗、刀、盾、枪等，种种关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具述。”可见印度的杂耍技艺由来已久。另一处他记下了摩伽陀国的法律：对待犯罪之人用“神称称之”来代替拷掠；其刑法有“剜眼截腕，斩指刖足”，按犯罪轻重量刑。这两条记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二）14、15世纪印度半岛沿岸的风土人情
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把收入眼帘的印度半岛沿岸情景，写在《岛夷志略》一书中。在该书的100个条目中，属印度半岛的，接其书目编序，抄录如下：
特番里（今泰米尔纳德南部坦布拉普尼河一带）
班达里（今喀拉拉邦卡利卡特北约16英里的潘达莱英尼）
曼佗郎（今古吉拉特邦卡奇南部曼德维港东30英里的蒙德培）
下里（今喀拉拉邦柯钦北20英里小港阿尔瓦那）
沙里八丹（今泰米尔纳德邦东岸讷加帕塔姆）
金塔（今南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马哈巴利普兰与钦格尔普特间的灵鹫圣山）
东淡貌（今印度西南岸果阿）
大八丹（今马拉巴尔海岸坎纳诺尔与特里切里之间）
土塔（一名支那塔，遗址在今纳加帕塔姆西北约1英里处）
第三港（今马纳尔湾沿岸的奔颜加一）
华罗（今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西南的佛腊伐耳）
须文那（今孟买北约30英里的古港Supparaka）
小咀喃（今印度西南岸奎隆）
古里佛（今喀拉拉邦卡利卡特）
朋加刺（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
巴南巴西（今卡纳塔克邦卡尔瓦尔东南）
放拜（今孟买）
大乌爹（今奥里萨邦的沿海一带）
马八儿屿（今印度东南海岸的拉梅斯瓦兰岛至斯里兰卡的马纳尔岛的一连串岛屿）
天竺（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
罗婆斯（今印度洋东北面的尼科巴群岛）
汪大渊记叙了每个地方的山川形势、地理方位，更重要的是民情风俗、物产贸易。如盛产珍珠的第三港，他栩栩如生的记下采珠过程：“舟人采珠，每舟以五人为率，二人荡桨，二人收绠，其一人用圈竹匡其袋口，悬于颈上，仍用收绠，系石于腰，放坠海底，以手爬珠蚌入袋中，遂执绠牵挚。其舟中之人收绠，人随绠而上，才以珠蚌倾舟中。既满载，则官场周回皆官兵守之。越数日，侯其肉腐烂，则去其壳，以罗盛腐肉漩转洗之，则肉去珠存。”又如在巴南巴西，他看到7岁的民间小女子，由父母教其歌舞，“身折叠而圆转，变态百出”，为的是献艺得赏钱。
关于物产贸易，叙述详实。几乎在每个条目之后，都要写上“贸易之货”。先谈商品，当时印度半岛以出产布匹而称著，有朋加拉的？布、高你布、沙里八丹的八丹布，大八丹的绵布、花布大手巾、马八屿的细布、巴南巴西的细绵布、放拜的绝细布匹、大乌爹的布匹、须文那的丝布等。这些布匹都是参与贸易的商品，有的还是参与印度洋贸易的输出品。因为汪大渊在麻那里（今肯尼亚马林迪）条目中，写下他看到东非沿岸国家的居民，穿五色绢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既有贸易当有货币与税收，朋加刺地方铸银钱，称钱为“唐加”，每个钱重二钱八分，一个钱可以兑换贝八子（即海贝）11520个。天竺地方“民间以金钱流通使用”。至于税收，在朋加刺有“官税以十分中取其二焉”之说。而以上所述第三港的采珠人所得之珠，“于十分中，官抽一半，以五分与舟人均分”。
这里，要特别指出“土塔”条目。汪大渊在印度半岛东岸的一个港口，看到“木石围绕土砖？塔，高数丈。汉字书云‘咸淳三年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的中国塔。咸淳三年即1267年，这当是13世纪后半叶建造的。在异国他乡书写汉字，既表达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怀念，也反映了当时来印度半岛的中国商人之多。这个塔在1846年尚存三层，1856年英印当局下令拆毁。
综上所述，当时印度半岛沿岸商品贸易较发达，人民生活也很和谐。
15世纪上半叶印度半岛沿岸的风情，在郑和随从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中可以看到。在这三本书中，记述印度沿岸各地的有：
小葛兰国（《星槎胜览》称咀喃，今印度西南岸奎隆）
柯枝国（今印度喀拉拉邦之科钦）
古里国（今印度喀拉拉邦之卡利卡特）
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
翠蓝屿（泛指印度洋的尼科巴群岛、安达曼群岛）
从其描述中可知柯枝国将人分五等：“一等名南毗，与王同类，中有剃头挂线在颈者最为贵族。二等回回人。三等名哲地，乃是国中财主。四等革令，专为牙保。五等名木瓜，最卑贱。”木瓜的社会地位最低，住在海滨，屋檐不得过三尺，衣上不过脐、下不过膝。不许经商，只能以渔樵及抬负重物为生。路遇南毗、哲地，必须俯伏，过后才起。在古里国见到番秤“秤名番刺失，秤之权钉于衡末，称准则活动于衡中，提起盘为定盘星，称物则移准向前，随物轻重而进退之，止可秤十斤。”还见到了很奇异的法律制度，“王法无鞭笞之刑，罪轻者截手断足，重则罚金诛戮，甚至抄没灭族”。如若事有冤枉不服罪者，令其人以右手二指入爆油锅内片刻，起后用布包裹封记，监留在官府。待二三日后，当众开封，若手指溃烂，则不枉，要服刑。反之则释放，并礼乐送此人返家。
从三书中还可以知道，当时地处印度半岛西南海岸的小葛兰国是“日中为市，西洋诸国之马头也”。而地处在东海岸的榜葛剌国也是重要的码头，从察地港（今孟加拉国吉大港）设立征收商税的“抽分之所”，又从“王以银铸钱名倘加……一应买卖皆用此钱”，可见其商业贸易的兴旺。其头目住板独哇（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潘都亚），内城廓、街道、店铺、聚货皆井然。举国回回人，民俗依回回礼数。国语名榜葛俚，自成一家语。国内医卜、阴阳、百工技艺，各业俱全。而地头是“田沃丰足，一岁二收，不用耕籽，随时自宜，男女勤于耕织”。上面的一些记述，呈现出了当时榜葛剌的社会生活充实、富足。
（三）18、19世纪印度沦为殖民地的缩影
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打破了东方印度半岛上的宁静。自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果阿后，荷兰、英国、法国的殖民势力接踵而至。经过三个世纪的角逐，最后英国独占鳌头，于1849年3月占领了全印度。随外国商船周游列国的中国广东人谢清高，他在19世纪下半叶到过印度半岛的许多地方，它们是：
彻第缸（今孟加拉国的吉大港）
明呀喇（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
曼达喇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马德拉斯）
笨支里（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本地治里）
呢咕八当（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
打冷莽柯（今印度半岛南端科摩林角附近）
亚英咖（今印度南部西岸的阿廷加）
固贞（今印度客拉拉邦之科钦）
隔沥骨底（今印度喀拉拉邦之卡利卡特）
马英（今印度喀拉拉邦之马埃）
打拉者（今印度西岸特利切里）
吗喇他（今印度果阿以北一带）
小西洋（今印度果阿）
孟婆（今印度果阿北面的维贾尔拉）
麻伦呢（今印度果阿两北岸的马尔范）
盎叽哩（今印度孟买南面的任吉拉）
孟买
苏辣（今印度西岸塔普提河口的苏拉特）
淡项（今地不详。可能在苏拉特北，或坎贝湾内）
唧肚（今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岛）
呢咕吧拉（今印度洋中尼科巴群岛）
谢清高除了讲述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外，最重要的是他看到印度的一些地方为外国人管辖，以及印度的鸦片种植情况。以下分别介绍：
如彻第缸、明呀喇、曼达喇萨、亚英伽、打拉者、孟买均为“英吉利所管辖地”。笨支里、马英为“佛郎机（法兰西）所管辖地”。固贞为“荷兰所辖地”。小西洋为“大西洋（葡萄牙）所辖地”。他还讲述了英国殖民者在明呀喇的统治情况。
“明呀喇……其港口名葛支里（今印度西孟加拉国邦胡支里河口）……外国船至此不能进，必先鸣炮，使土番闻之，请于英吉利，命熟水道者操小舟到船为之指示，然后可……港口有炮台。进入内港行二日许到交牙炮台，又三日到咕哩噶哒，英吉利官军镇明呀喇者治此。有小城，城内唯住官军，商民环处城外。英吉利官吏及富商家属俱住涨浪居。涨浪居者，城外地名也……英吉利居此者万余人。又有叙跛兵五、六万，即明呀哩土番也。”又如在曼哒喇萨：“别为一都会，有城廓，英吉利居此者亦有万人，叙跛兵二、三万。”
从英国官军镇守各地来看，印度已沦为英国殖民地。
关于鸦片的种植情况，在明呀喇条目中写得很清楚：“鸦片有两种，一为公班，皮色黑，最上，一名叭第咕喇，皮色赤，稍次之，皆中华人所谓乌土也。”
这是出产在明呀喇的属地叭旦孥（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的。出产在东海岸曼哒喇萨者“亦有两种，一名金红花为上，一名油红次之。出吗喇他及盎叽哩者名鸭屎红，皆中华人所谓红皮也。出孟买及唧肚者则为白皮，近时入中华最多”。由此可知，印度半岛当时种植鸦片之盛。而鸦片的贸易，鸦片的输入中国，都是由英国殖民者控制着。当时只有唧肚与中国有贸易往来，“俱附英吉利船”。印度“本土船无从至中国，中国船亦无至小西洋各国者”。不难看出，印度已沦为英国殖民者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市场了。
无疑，谢清高是把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信息传播到中国的最早人物之一。
三
上面所介绍和阐述的珍贵实录，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无价之宝。它们在宣传印度古代文明，传播佛教思想和文化，认识和了解印度古代社会，缔造中、印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发展中国和印度、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些实录早就引起西方汉学家的注意，已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其中要特别提出的是得到印度学者的青睐。如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马宗达，在《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一书的卷1《吠陀时期》中提到法显、玄奘、义净，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相当厚的书，这些书有幸都完整的保存下来了，并且译成了英文。三个人都在印度呆了许多年，学习了印度语言，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
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最后，将用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教授于1978年给季羡林教授的信中所言，作为本文的结束。
“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致力于汉文南亚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中外文化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参与《图说中华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写作。编辑、著述《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汉文南亚史料学》、《中国人与印度洋》。与谭中合著：《交往与激荡：二十多世纪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对话》等。另有《中国人研究印度的传统》等论文。
康有为论印度
林承节
康有为作为我国最有影响的改良活动家，在他那个时期也是我国政界人物中对印度了解最多、谈论最多的一位。其著作中专门讲印度的和讲到印度的有近百篇200余处。这不仅因为他在奔走呼号改良时，总是拿印度作为一个“不变则亡”的典型，上警天子，下醒世人，为此读了一些前人和当时人记载印度的书，还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流亡海外期间，1901―1903年他曾旅居印度一年多，遍游东、中、北印度，1909年又再次去印度西、南地区游历。其足迹之广，阅历之深，是近世中国人无可比拟的。他认为印度与中国“惊人的相似”，“同处亚洲相若，同为大陆数千里相若，同为襟海之半相若，人民繁众相若，教化甚深相若，文明甚古相若，乃至律例风俗相若，人性和柔相若，甚且由北地入主中国相若，一统其国相若，专制政权相若”。举印度之例，析中国之事，他认为最有说服力。他的记述、他引用的材料、他的评论虽不能说准确无误，但今天看来，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真实的，评论平实贴切，大都言之有据。康有为的论述最典型地表达了中国近代改革家对印度沦为殖民地的看法、对印度人民悲惨遭遇所抱的同情态度以及对印度发展前景的展望。他的论著是中国人认识印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不仅对推动我国近代政治变革有所裨益，而且对加强中印两大古国的相互了解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起了重要作用。
印度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其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令康有为十分景仰，每提及此都是赞不绝口。他说：“夫印度者，大地之骨董、教俗、文字、器用至古，为欧美文明祖所自出，文明所关至大也。”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数学和天文学不仅在亚洲传播，而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可是15世纪以后，印度不仅迅速衰落，而且最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康有为论述中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印度为什么会沦亡？他的回答是，亡于守旧不变，而这个致命弱点被英国人巧妙地利用了，终于为其征服。1895年他就提出了这个看法。在《京师强学会序》中，他写道：“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乾隆时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
他又提问：守旧不变是封建王朝的一个带长期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印度会因之亡国呢？回答是：欧洲国家变了，从而国际形势变了，在外强入侵面前，弱肉强食，势所必然。他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国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气，囊括宙合。”
印度位于列强东来的通道上，首当其冲，自不为怪。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东方国家何以自保？他认为最重要的防御手段是变法维新，奋发图强，跟上世界潮流。变亦变，不变亦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若当变不变，必有代变之者矣”。他指出印度就是自己不变而为英国代变之者。
守旧不变，这是他针砭清廷朝政的主要用语，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作为尺度来衡量中国。所谓守旧是守封建专制制度之旧，不变是固执旧礼教和祖宗章法不变。在他看来，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此，印度的情形亦同。
其实，康有为此时对印度还不甚了解，他不清楚印度最后一个王朝――莫卧儿王朝为何突然由盛而衰。如果说他的结论是从印度沦亡的事实倒着推断出来的，大概也不会错。当他说印度守旧不变时，自己也说不清具体内容，所以，同一个意思在不同文章中用来表达的词都是不一样的。在1895年写的上清帝第二书中说，印度是“崇道无为而见亡”，在1898年写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说，万里大国之印度，亡于“不修其政”，在1898年写的《请明国是疏》中又说，印度“泄沓相寻，坐受侵削，无新无旧，竟以灭亡”，都没有说明具体内容。
不过，尽管抽象、空洞，他的论断并不错，甚至可以说是道出了印度衰败的症结所在。这是很有趣的。这也可以说是政治家观察事务的敏感吧，中国与印度本来就有许多共同点，康有为是按中国情况推断印度的。
变法失败后，在康有为的论著中关于印度为何而亡的问题讲得更多了，这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外国的经验教训，以继续为实现他的改良主张造舆论。
这时印度守旧不变的论断也有了较为具体的表述。他论述较多的有两方面。一是“印度以列国分争而亡”。他写道：“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方得其所以致亡之由，乃“各省自立故”。他说，封建内讧，诸侯割据，这是印度的千年痼疾。莫卧儿帝国末期，由于各省省督纷纷自立，再加上到处是起义者坐地称王，国家又陷于四分五裂状态。“盖一统既散，无能定于一者。列国并立，争利必战，盖必不能免之势也。然多分则自为削弱，内争则必假外力又必不能避之理也。于是三万万之印民，百州万里之印地，遂召强英之吞并矣。嗟乎！印度之灭，非英人能灭之，实印人分争而自灭也。”印度王公的自相残杀，便利了英国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把英国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义律、巴夏礼和侵略印度的急先锋克莱武、哈士丁斯作了比较，说他们才气相当，克莱武、哈士丁斯能够得手而义律、巴夏礼不能，是因为中国是统一的，印度是分裂的，统一而国存，分争则自灭。突出这个论点一则是由于他对印度了解加深了，再者也是结合变法失败后中国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有所指而发。他说，变法失败后，其弟子梁启超、欧矩甲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谬说，他认为这非常危险，“分立说”只能加速中国的沦亡，必须制止而免误天下。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他没有明说，这就是此时中国的革命势力已在一些省份初步兴起，他担心群众会跟着革命党人走，想通过大讲莫卧儿帝国末期各地起义的副作用――造成分裂加剧，使国人远离革命活动，以维护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康有为还进而分析内争怎样被英国人利用，描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印度内乱以狡诈手段攫取印度的过程。他写道：“英印度公司书记克壮飞之劫加拉吉打王，亦不过率士兵九百人而灭其国……斗智不斗力也”，“而哈士丁斯代为总督，乃暗斗恒河左右诸国，待其蔽而取之”。他讲的是克莱武通过收买孟加拉王的不忠的将军和大商人做内奸，以区区少数兵力就征服了有数十万军队的孟加拉；哈士丁斯继而在一些王公国家驻军，敲骨吸髓地榨取供养费，最后伺机兼并。他又讲到英国人怎样利用一些王公的内争，培植傀儡，兵不血刃而取得了对许多王公国家的控制权。殖民统治者的阴险丑恶嘴脸在他的笔下被活灵活现地剥露出来。
印度沦亡的另一重要原因，康有为认为是印度社会的分裂，特别是种姓压迫和对妇女的歧视。他认为这是守旧不变的另一突出表现。他写道：“印度自摩奴立法，严阶级（按：指种姓），别男女”，人为造成等级壁垒。对这两大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端他抱严厉批判的态度。他算了一笔账：印度人虽有近三万万人，妇女被排斥就去掉一半，再除去诸低下种姓，剩下婆罗门、刹帝利不过一二千万人耳。他说：“全国命运之所寄，在此一二千万人，其余二万万人，虽有智勇，无所为役，此其国所以一败涂地而不可拯救也。盖不平等之法，自弃其种族矣。”又说：“印之最不良者，在人类分等”，种姓等级使人“虽有才哲，限于阶级，无由振兴”，“夫人类之生，莫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岂可妄分流品而有所轻重、有所摈斥哉！且以势言之，凡多为阶级而人类不平等者，人心患而苦，国必弱而亡，印度是矣。”讲到对妇女的歧视，他愤怒地写道：“若夫印度之焚柴殉葬、锁阁不下……抑女旧俗，苛暴无伦。”像这样尖锐地批判种姓制度和歧视妇女的制度，在中国史籍记载中，康有为或许是第一人。这不奇怪。以往记述印度者属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虽不赞成对贱民的过分压迫和寡妇殉夫的萨蒂制，但认为等级和男女的区分是天经地义；康有为是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且具有某种世界大同的理想，对他来说，平等是人天生的权利，因而种姓压迫和对妇女的歧视都被他认为是必须根除的社会流弊。
谴责英国高压统治，同情印度人民的境遇，这是康有为论述的第二个重点。
殖民统治的本质是通过奴役被压迫民族掠夺他们的财富，并通过高压统治维护其掠夺特权。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国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已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自己的商品输出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此时，正向这些国家大力输出资本，开始把它们转变成资本输出的场所。可能是对经济情况了解不多或不太熟悉，康有为这方面的论述很少。他只讲到了印度工商企业头等者都属英人，非印人所能为之。对政治压迫，康有为则非常敏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统治是一种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高压统治。支撑它统治的是当局建立的庞大的军队，而站在这支军队后面的是帝国的海军。他写道，当印度形势不稳时，英国就派遣海军镇压。“印度万里之国，而英囚之为笼鸟，以海军也”。
英国的种族歧视，表现为英国统治者待印人“制甚严酷”。印人“文官高不能至县令，武官高不能至千总，律医工商，头等者非印人所能为也……万里印度之地，如一大牢焉”。这是讲英人垄断军政权力，并依仗其特权在各行各业中占据控制地位。英人垄断军政高级职位是东印度公司最初明文规定的，19世纪末迫于印度民族运动的压力，也为了拉拢印度上层人士，任命了几个人做高官以为点缀，但基本格局未变。英人在工商界控制地位的确立，是人为地剥夺印度商人所享有的传统权利的结果。至于医律工程各业，由于当局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印度人能走进高等学校者又极少，这些行业由英国人控制也就理所当然。不仅如此，种族歧视还表现在英国统治者和其御用文人宣扬自己种族优越，高踞于印人之上，作威作福，视印人如同牛马，结果在印人与英人间竖起了森严的种族壁垒。“凡为英国人者，虽一童子、妇女及贱工、贫人亦扬鞭洋洋，人皆畏之”，“而印人……之最富最才者，亦不得与之齿，而屈首避之……吾生子，雇一英女保抱之，是婢妪耳，亦不与印人语”。
高压统治是早期英国统治印度的主要特点。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后，当局为了拉拢印度上层和知识分子分化民族力量，开始建立立法会议，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把议会民主制的某些因素引入印度。不过，当民族运动日益兴起后，统治者又回过头来依靠高压手段控制局势。颁布了武器法、报刊限制法，严禁印人持有武器，不准报刊批评政府。康有为来印度时看到的就是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他写道：“今印度禁刀枪，其屠刀则七日一省视”，“若有通信来者多被拆”，“其文报有一二得罪上国政府者，立即封禁，苛以毫发，牵累无辜”，“若有语言攻政府者，不能请辩护士，入民法罪，可立毙。其有才智爱国之士，囚之杀之，逐之辱之。电线铁路发明后，监管亡国之民，如一笼焉。”
英国人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对当时存在的500多个土邦兼并了一批，更多则保留其领地和统治权，只接管其军事、外交，允许其在内政上有某些自主。土邦王公成了英国统治印度的主要支柱和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重要工具。即便是这样，英国统治者仍然不信任他们，设立种种羁绊，限制其与外部的交往和相互交往。康有为写道：“今印度诸王，英人监视，一步不能行，一钱不能用，一客不能见，实一囚耳。”虽然写得有些夸张，但实际上是被半禁锢，这是没有错的。
思想文化同化是英国统治又一重要手段。英印总督参事会成员马考来早就说过：“要通过实行英语教育，培养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中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说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观点和智能是英国式的。”这个中间阶层将成为英国殖民统治和商业开发的可靠工具，并成为渗透西方文明的媒介。19世纪中期以来，当局就是按照这个方针行事的。康有为认为这种文化同化政策比政治上的高压统治更危险。他写道：“若夫学校皆教主国之语文，诱以势力，而禁学故国之语文，俾忘其所自来，习之于奴隶同化，而不自知也。”
亡国奴的地位就是这样！印人曾对他倾诉说：“今此为英国之地，岂复有印度哉！”“吾印人如猫如狗，望中国之勿尔也。”康有为痛心疾首，不禁喟然长叹：“伤哉，亡国之惨也！”这个哀叹既是对印度人民的同情，又是对自己祖国和同胞命运的深深担忧。
自然，作为主张变革的改良主义活动家，对英国统治的政策和带来的变化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对有些变化他认为有利于印度的发展和进步的，就持肯定态度。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正像马克思说的一样，有双重使命：破坏旧的亚洲式的社会，为建立现代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两者是密切结合的。这两种使命在英国统治的政策和结果中都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前者；后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有初步的表现，如近代交通和工商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兴起、大批新知识分子的出现等。康有为对经济变化没有足够的关注，但他注意到了英国统治使“新学日盛”，越来越多的学校毕业生成了掌握近代思想和科技的新知识分子，他认为这是印度的希望。对殖民当局注意保护文物他也是充分肯定的，赞扬这是文明的表现。
康有为论述的第三个重点是论印度的出路。
康有为所见到、所论述的印度，是已经沦亡了一个多世纪（最初是部分沦亡）的印度。除了最早断断续续的局部武装反抗外，1857―1859年还爆发了全国性的民族大起义，但这都已是过去的事了。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活动家成了政治舞台的主角，和中国的改良派一样，他们也是不赞成起义或革命，局限于要求殖民当局实行改革，其态度的温和甚至连中国的改良派都不如。也有主张争取独立的，但只是极少数人，还没有形成为一支力量。这样，印度政局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时期，英国人兴高采烈地称之为英国统治印度的“黄金时代”。康有为见到的就是民族运动新旧两个类型交替中相对沉静的印度。
印度在英国统治下前景如何？怎样才能摆脱殖民统治枷锁？这是经常萦绕他脑际的问题。他的著述中有时讲到了这个问题，但都是一鳞半爪，思想既不清晰，又不连贯。这表明，他也没有想清楚。印度和中国不同，是殖民地。按他的理想，中国如能在光绪这位英明有为的君主领导下实行深入的变法，就会自立自强，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地位，恢复主权。然而，这种模式若用于印度便不可能了，因为印度是被英国统治，英国统治者不会放弃印度，它再怎么改革，也不可能自动交出自己的统治权。这样，印度要实现独立，仅仅靠要求殖民当局改革是不可能的，必须另觅途径。
康有为不赞成革命，在中国问题上如此，对印度也是这样。对1857年印度爆发的民族大起义，他表示理解，同情印度人民。他说：“凡非同种国而受灭失权或苛待，则无乐受者，此不待言。英灭印度，何尝不屡起，至今何尝不生心！”“印人二十六万兵，一夜起而尽屠英人，血战两年。”但对起义本身他并不肯定，强调其战祸之惨烈：“印度一起革命，死者二千万。”他认为这不是一条摆脱殖民统治的可行道路。
他的视线自然转向新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力量。当康有为来印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初步发展。1885年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运动已由地区性活动发展到全国性有组织的活动的阶段。但是，由于对其情况知之不多，在他的著作中只有很少几处讲到民族运动。有一处讲到印度民族主义力量渴望印度得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式的自治领地位，英国统治者拒绝。他写道：“今印度人所日夕拼命力争者，即此政体（按：自治领）也，英政府百年所力靳而不与者，亦此政体也……今英之三岛，阿尔兰已争独立，英若并印度而行加拿大之政体，则英人所余者，为伦敦、苏格兰两小岛，国将不国矣。”他的意思是，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不愿放弃对它来说是绝顶重要的印度，不会答应印度人的要求。另一处是记述他和甘地等的接触，“吾游印时，语印人甘地等曰：君等虽三万万人，然分教分族，级不相通，所余知识之人有几？宜为人弱也。印人悔之。今合诸教成一大会，故近者渐起”。康有为会见甘地可能是在1901年12月。甘地此时还不是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仍在南非领导印度人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他是应国内友人邀请回印度参加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年会的。康有为此时从印度中、北部地区旅游回来，正在加尔各答。他对甘地讲的话是中肯的，和他对印度社会分裂所抱的批评态度一致。至于说“印人悔之”，应该说是印人赞同他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包括甘地在内的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和社会改革家早已在努力打破宗教、种姓界限，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投入争取改革的斗争。印度国大党的成立就是这一努力的积极体现，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和领导力量。
康有为看到了新力量新趋势，赞同他们在两方面的同时努力：积极敦促当局改革和印度社会自我革新，认为这是印度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但对新兴力量面对强大的英国统治者能否用争取改良的手段实现独立，他没有信心。此时，在国大党内，出现了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主张通过包括武装斗争手段在内的革命道路争取独立，不过呼声还很微弱，国大党上层也不赞同。由于他们的宣传受到钳制，康有为不大可能知道这个激进派的出现。退一步说，即便他知道，从他一贯的主张和活动可以推定，对暴力革命道路他也不会赞成。
出路何在呢？甚感困惑的这位活动家一度想到了依靠宗教。他说：“印度虽亡，而婆罗门二万万人，守教之严如故……它日印人即可从此而兴焉。”守教如故怎么就能自立呢？当初印度沦亡时，虽然政治上是诸侯割据，在宗教方面，婆罗门也是严守宗教的，比英国统治后还要严得多，但这并没有避免印度沦亡的命运，怎么以后守教就能自立呢？这不合逻辑。于是他又想到了外部条件的变数：“印度虽亡，而印人笃守其教，联络日盛大，他日英势稍弱，印人即可因教而自立。”这里，“他日英势稍弱”成了决定性前提。不过，“英势稍弱”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纵有这个变化，印度人又怎样“因教自立”呢？难道英国人会仅仅因为印度人坚信印度教就自动撤出吗？仍然是不合逻辑。最后，他终于放弃了“因教自立”说，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部条件的变化上。在《大同书》中他满怀期望地写道，它日“英有内变，或与德战而败，印度即能起立”。这里，仍然是只讲外部条件的变化，没有正面回答怎样在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下从英国人手里收回政权，实现独立。其实，取得政权的道路可以是武装斗争，也可以是非暴力的群众性运动，也可以是两者的结合。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以推翻英国统治为目标、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革命斗争，这和争取英国统治者实行改良的斗争有原则区别。康有为在印度出路问题上走入死胡同不是偶然的，这与他崇信精英政治、轻视人民群众作用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在看印度问题时，他眼中的新兴力量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看不到民族工商业阶级的兴起，更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可能的觉醒。这样，他就不了解、不相信民族运动本身潜在的巨大力量。加上他惧怕革命，不敢想像民族运动可能采取革命斗争的形式，对民族运动前景失去信心就不足为怪了。这是一种分析。也有另一种可能，即他有在印度的亲身体验，未必认识不到印度要独立就要对英国实行坚决斗争，从他对英国高压统治的揭露中也能得出这个自然的结论。他之所以一直避免认同民族革命，是因为他论述印度是要中国人作为借镜，而他又要坚守改良主义这道底线，所以在谈印度问题时有意回避谈及革命方式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印度史和亚非拉美史的教学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史、印度现代化和中印关系史。著有《印度史》、《印度古代史纲》、《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独立后的印度史》、《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主编）、《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殖民主义史？南亚卷》（主编）、《世界近代史》（合著）等，在国内、国外（英国、印度）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孙中山对印度的独到见解
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