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友好阶段
罗家伦的美丽诗句道出早在“同情阶段”，中印两国已经开始了“友好阶段”。有两大里程碑：一是1924年4至5月间，印度诗圣、全世界第一位非白人诺贝尔奖金（1913年）获得者泰戈尔在中国上海、杭州、南京、北京作了15场讲演，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泰戈尔热”；另一是谭云山在蔡元培、戴季陶等人支持下，先是于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印学会”，后是通过“中印学会”筹集基金在印度孟加拉邦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创造了回敬杭州“飞来峰”的神话（当今每位印度领导人在中国讲演追溯印中友好历史必然要提到它）。我在其他地方对中国学院与谭云山的事迹已经写得很多，不想重复。关于1924年泰戈尔访华，由于中途遭受少数左派干扰使其划时代的意义冲淡（并且引起别有用心的外国学者散布悲观论调），至今没有变成它应该变成的历史佳话。我想起了中国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的一段话来，可以对泰戈尔访华这一历史性事件所蕴藏的中印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画龙点睛：
我没有会见过泰戈尔，1924年他访华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学习。
回国后，听陪伴过他的中国朋友说：“在泰戈尔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的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Anything left）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Nothing but myheart！）”多么深情而有诗意的一句话！
随着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印关系被推向一个崭新的“友好阶段”。有三位领袖对中国与印度这一段友好历史的产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一位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其他两位是中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尼赫鲁于1950年3月17日致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说：“我最敬仰的国家是中国。”在尼赫鲁最佩服的国际人物中，宋庆龄占有一席。尼赫鲁在英殖民时代邀请宋庆龄访印因为殖民政权拒绝未果。1955年12月，他特地派了一架专机到昆明专程迎接宋庆龄访问印度，其隆重无以复加。12月18日在新德里的群众欢迎大会上，尼赫鲁也到会听宋庆龄讲演，还在讲话中说：“印度已经决意要同它伟大的邻邦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也是尼赫鲁早年敬重的人物之一，1939年尼赫鲁在重庆接到毛泽东从延安发去的邀请电报，就想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由于英国在没有取得印度国大党同意前突然向德国宣战，尼赫鲁提前回国。印度友人白春晖（V.V. Paranjpe）在19世纪50年代担任尼赫鲁的中文翻译，道出1954年尼赫鲁访华时，毛泽东打破外交惯例，破格热情接待，并以屈原“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诗句与尼赫鲁在中南海官邸话别。如果不是白春晖的良好记忆，这一历史佳话也许会随着伟人作古而失踪。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就在于他经常出人意料。他不但于1951年1月26日带领包括周恩来总理的庞大队伍莅临北京印度大使馆参加印度国庆招待会，还再度于数年后去使馆品尝尼赫鲁大使（总理的侄子、职业外交官）夫人烹饪的印度餐，更在饭后对主人谈中国“归西”典故（说中国人死后希望到印度投胎），语惊四座。
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公开言论中，有三段对印度友好的话值得大书特书。一是他1951年在印度大使馆所说的已成经典的“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他在1970年“五一”节观看游行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印度临时代办密史拉（BrajeshMishra）握手，又讲出“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这是语重心长的话，顿时变成头条国际新闻，人称“Maosmile”（毛泽东的笑容）。还有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在1959年“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批语与修改”中说：“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据说1962年在中共中央最高决策会议上决定“反击”印度时，毛泽东还强调尼赫鲁曾经是中国的好朋友。
周恩来是中国领导人中最积极的中印友好使者，在1954到1960年短短的7年中曾经6次踏上印度国土，一方面增进两国友谊，另一方面主动和尼赫鲁及其他印度领导人商谈化解边界纠纷。记得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以前，印度外交部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与学者、专家座谈（我也参加了），当时的外交部长（现在又是外交部长）纳托瓦？辛格针对强大的反对舆论说，过去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六次，印度总理访华仅仅1次，这也太不对等了！这样看来，周恩来在天之灵对促进1988年两国关系解冻也起了作用。
周恩来在1957年3月5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作的“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中说，1956年他在德里“有上百万人到市民大会上来欢迎我们”（又说：“在加尔各答参加市民大会的有一百多万人”）。我是1959年调到德里教书的，那时德里刚刚变成人口满100万的A级城市。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德里欢迎外宾的“罗摩节广场”，连10万人都容纳不下。可见上述的欢迎人数字过于夸大。这使人想起了1954年尼赫鲁访华，北京城万人空巷，在从机场到宾馆一路上人山人海热烈摇旗喝彩。当时印度报纸报道的欢迎人数也是“一百万”，中国报刊减半。我指出这些并不是挑剔错误，而是反映当时两国之间的确存在一种不是建立在冷静的长远利益思考基础上的“友好热”。应该承认，1954年北京人欢迎尼赫鲁一个外国领袖的热烈，不但空前，而且绝后。是一次永远打不破的世界纪录！同样的，印度德里和加尔各答在1956年热烈欢迎周恩来这个外国领袖的场面也不曾重演，也是世界纪录！
前面谈到的谢冰心，也是这一“友好阶段”的具体见证人。她描写了亲自参加的1953年丁西林率领的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访印：
我们只觉得每到一处，飞机刚落，火车刚停，就看见机场车站，人山人海，旗帜飘飘。人的巨流包围了上来，握手，拥抱，套花环，献花束，在响彻云霄的“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之中，我们被簇拥上披花插旗的汽车，开到各种各样的公共场所，我们被推拥上台，被介绍，受欢呼，我们脖颈上被套上无数美丽芳香的花环，我们接受许多大大小小的礼品。我们头上衣服上被洒满了香水，女团员的额上被点着鲜红的吉祥痣……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那真是山样高海样深啊！
冰心的这种上宾待遇，使我们想起法显、玄奘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在印度旅行的情况。应该说，冰心她们尝到的幸福果实是法显、玄奘等历史朝圣者播下的种子长出来的。这儿我想补充一下，当时那种热烈“友好”是由印度政府倡导与民间情绪结合造成。印度友人瓦赞嫣博士说，当时尼赫鲁总理不但拨给经费，而且在丁西林代表团到达之前亲自布置接待工作。
虽然是昙花一现，1954到1959年这短短6年中，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无以复加的“友好热”是值得永远保存在历史记忆中的。这一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不但是尼赫鲁、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他们的政策拥护者和广大中印人民，而且有历史人物法显、玄奘、义净以及千千万万谱写中印交往史诗的两国高僧。
六、冷淡阶段
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战争，使短暂的“印度中国是兄弟”（Hindi-CheeniBhai Bhai）的蜜月期突然中断。其实，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两国舆论已经互相攻击，主要是由于边界争议而引起的。边界争议和边境武装冲突相互交织、火上加油。一方面，有冲突就有政府之间的照会抗议。另一方面，伴随着照会抗议，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谴责对方无理。论理之外，免不了感情用事地加上些过激、甚至谩骂性的言辞。
在这“冷淡阶段”初期，北京旅游服务行业接待的南亚来宾绝大多数是巴基斯坦人。印度的形象被巴基斯坦淹没。社会上有些对印度的报道，很不照顾印度人的敏感性（对巴基斯坦却不是那样）。在这一期间中国出版物中简直没有涉及印度的书本。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逐渐改善。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世界大多数国家停止和中国友好往来，印度却蓄意与中国改善关系，一时印度朋友变成中国最欢迎的贵宾。这以后，中国对印度的关注才开始暖和起来。
199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承节发表《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起了里程碑的作用，但是一直要到1998年才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专家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节：中印关系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赵蔚文，连续于2000及2003年出版《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和《印美关系爱恨录――半个多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使她成为中国当代国际关系专家中对印度最专的评论员。继这4本专著以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张敏秋教授和林良光、王宏纬合著的《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于2004年出版，对印度现代发展以及中印关系近现代的发展进行了总结。除此之外，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马加力于2002年出版的《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对印度现状作了比较深入的介绍。这些都可以说是“冷淡阶段”的大丰收。
为什么中印关系从“友好阶段”突然转到“冷淡阶段”，好像在短短几年中从天堂掉到地狱呢？这其中既有主观，也有客观的因素，包括两国彼此之间信息的错误以及对对方信号的误解。我们注意到：两国舆论在关系交恶以前，偏重于只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两国之间的友好感情；1962年边界战争以后，就完全抛开文化而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责备对方。这似乎是冷战时期的后遗症。借用邓小平“大气候”与“小气候”的逻辑，中印交恶属于后者，是受到冷战时期里中国“一边倒”到社会主义阵营而印度却是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但想向“中立”与“不结盟”方向发展）的“大气候”影响的。两个超级大国曾经竭尽全力在中印之间挑拨离间，就是明证。可是应该看到，两国虽然发生战争，形同“敌国”，外交关系却从未割断，两国政府更在国际场合中经常志同道合。两国不但没有变成“世仇”，而且很快地化戾气为祥和，终于建成当前的这一种把边界纠纷搁置而捐弃前嫌，在其他方面向积极成为合作伙伴的方向发展。这一奇特现象是由文化的因素形成。可以这样说，那1000多年“敬仰阶段”中打下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以后的“虚无阶段”“同情阶段”“友好阶段”与“冷淡阶段”都起着良性的效应。
还应该指出这“冷淡阶段”的非对称性，就是：中国对印度特别冷漠，印度却对中国特别关注。中国学术机构中几乎看不到“印度”的名字，少得可怜的“南亚”名称又不断被“亚太”“亚非”取代。许多印度学出身的中国学者抛掉西瓜拾起芝麻、转入“韩国研究”等。那坚守岗位的觉得自己“坐冷板凳”。在印度，却是中国研究不断兴旺发达，许多根本没学过中文、根本不懂中国文化特点的经济学者与科技人员，只要有了一两回与中国打过交道，就开始以“中国通”自居。在印度全球战略的天平上，中国是重中之重；而在中国赶时髦的学术风气中，印度的地位比韩国低了一大截。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令人深思。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中国看不到“印度热”，在中国评论印度的言论中看不到暖流（似乎中国从来没有过法显、玄奘、义净、梁启超、徐志摩、谭云山、谢冰心），看来“冷淡阶段”还得继续些时日。
当前中国对印度的“冷淡”和历史的发展是有关联的。在“敬仰阶段”中国统治精英对印度“热”是因为“佛国之伟”。它在“虚无阶段”消失以后，中国文化对印度也就“热”不起来。1924年的“泰戈尔热”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转化为“印度热”。印度在中国爱国主义眼中的“亡国奴”形象是这一“热”不起来的基本因素。由于中国对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真正的“敬仰”感情，20世纪50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热”也只是感情用事。毛泽东说的“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虽然具有诚意，但和毛泽东时代那种宣扬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的大气候不相调和。归根结底，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尊敬的国家，除了苏联、美国以外，屈指难数几个；要排队的话，印度肯定不在前列。直到最近几年印度软件产业发展一鸣惊人以后，印度的形象才有所提高，印度在中国统治精英中的地位才比较“热”了一些。换句话说，只有真正从文化上看到印度社会的活力，否则这一“冷淡”的气候很难增温。
一个旧的阶段正在结束，再跨过门槛，就会进入新阶段，两国关系就会发生质变。上面提到的6本高水平的研究印度的书，说明这一“冷淡阶段”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精英冷静反省的阶段。记得1998年印度友人前驻华大使任嘉德（C.V. Ranganathan）在参加了北京纪念谭云山诞辰百周年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讲话时说，印度知识精英已经开始批评过去政府对华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希望中国知识精英也这样做。我认为这是诚恳的肺腑之言。我在本文一开始就声明它只谈历史。中印两国变成积极合作的国际伙伴是未来的必然方向。我想，这个方向，一定会反映在本书其他文章中，不容我多赘。
作者简介：华裔印度学者、教授。先后执教于印度国防研究院、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1994 年退休。现居美国，为芝加哥大学东亚中心访问学人。主要著作有：“India and China： Twenty Centuries of CivilizationalInteraction and vibrations”（合著）；2004 年新德里出版。“Across the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主编）1998年新德里出版。“In the Footsteps of Xuanzang： Tan Yun-shan and India”，1998年新德里出版，等等。出版的主要中文书有：《中国与印度：两千年文明交往和激荡》（合著）2005年北京商务出版；《心灵的藻井》（印度诗人麻哈巴特拉诗集翻译），2003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1998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印度
耿引曾
中国有句俗语叫“眼见为实”。本篇文章即扼要介绍古代中国人所见的印度历史之实。为此，首先交代古代有哪些中国人，在什么时候，抱着什么目的去印度，他们归来所写的实录，哪些还流传到今天。其次，将从这些珍贵的实录中，勾稽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印度社会生活情况。最后，简言这些珍贵实录的价值。
一
这些古代中国人，主要是僧侣，也有官员和航海者。他们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经过千辛万苦，穿越沙漠和海洋，到达古代印度。在他们归国后，又将其旅途的经历和在印度的耳闻目睹，编写成书，传播于当时和后世。如今我们能见到的有僧人的著作、官员的记述和航海者的见闻。以下分别阐述：
（一）僧人著作
有从399―412年去印度寻求佛教经、律的东晋僧人法显（约342―423年），返国后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一书；有从518―522年去印度求佛经的北魏敦煌人宋云和僧人惠生，他们的《行记》，现保存在547年阳？之著《洛阳伽兰记》卷5中；有从627―645年去印度留学的唐代僧人玄奘（600/602―664年），在带回经、律657部返归长安后，受到盛大欢迎。后又得到唐太宗的接见，并应太宗要求，他将历时19年、行程5万里、所历138个以上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亲身见闻，于646年成书《大唐西域记》；有从671―693年去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人义净（635―713年），在返归途中停留于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除了翻译一些经典外，还将在南海和印度观察到的有关情况，于691年成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2部；有从751―790年到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人悟空，他的《行记》保存在园照写的《十力经序》中；有从964―976年，受宋朝廷派遣的300僧人赴印度求舍利及贝多叶经，继业为其中之一。他所记的《行程》保存在范成大的《吴船录》中。
上面提及的僧人著作，当以法显、玄奘、义净的书为重要。
（二）官员的记述
有唐朝使臣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王玄策其人其事，除两《唐书》记载外，尚有洛阳龙门造像记和西藏吉隆县发现的“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为证。他在643年、647年、657年三次出使印度，学术界也有第四次出使印度一说，但尚无定论。曾著《中天竺国行记》10卷，但此书已失传，只能从唐人道世写的《法苑珠林》一书见到片段。中外学者已作过一些辑录和研究，有冯承钧的《王玄策事辑》，法国汉学家列维的《王玄策使印度记》。
官员在印度的亲眼所见，在王玄策之后，就数‘郑和下西洋’的随从所写的书了。
15世纪初，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1371―1433年）率领船队于1405―1433年，前后历时28年，七下西洋（西洋是明朝人对加里曼丹岛以西海域的习惯称呼）。前三次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即回航，后四次均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海岸。每次远航都访问了印度半岛沿岸的许多地方，而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归途中，郑和殉职于古里。后来，跟随他第四次、第七次出航的译员马欢于1457年成书《瀛涯胜览》。第三次、第七次出航的随员费信于1443年成书《星槎胜览》。第七次的随行者巩珍于1434年成书《西洋番国志》。从以上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印度半岛沿岸一些地区的实况。
（三）航海者的见闻
当数1349年成书的《岛夷志略》和1820年成书的《海录》2种。
《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1311―？年）是元代的民间航海家。据考，他曾两次下东西洋，第一次是1330―1334年，浮海范围以印度洋为主。第二次是1337―1339年，浮海范围以南洋为主。根据他自己在书的《后序》中所述，在先后两次浮海中，把“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的山川、土产、风景、物产，一一记下，“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可见，这部实地见闻科学性较强，史料价值较高。在书的100个条目中，有20多个条目是关于当时印度的。
《海录》是由谢清高（1765―1821年）口述，杨炳南笔录，一说吴兰修笔录成书的。谢清高出生于广东梅县一带，年幼读过一些书，后随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在一次海上风暴中落海，被外国商船救起，此后随外国商船游历海外各国。归来，定居澳门。由于眼睛失明，只能口述，由别人记录他在世界各地的见闻。全书分三个区域：自今越南到印度的西北沿海；今柔佛（即马来西亚的Johore地区）至毛里求斯；以及欧、美、非三洲。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口述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统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