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并没有因为这个家庭太多的不幸而止步，接下来的一个意外事件把这个家的不幸推向了极致。大伯父一家在外面租的房子被火烧光了。就这样毫无联系的三件事，不知怎么回事，被好事者强行联系起来，并加罪于刚出生不久的我。我被认为是命硬的扫把星，我的出生克死了父亲和外公，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灾难，必须把我掐死，不然会带来更大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迷信的祖父可能是被巨大的悲痛冲昏了头脑，竟然相信了这个荒谬的说法，这或许就是祖父一直都不喜欢我们母子俩的缘故吧。但我被母亲视作唯一的希望、命根子，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全部力量，她怎么会让别人伤害她的儿子？而族人的议论和冷眼却深深伤害了敏感的母亲。这时候，眼泪又成了母亲最柔弱的反抗。
最终根据当地的习俗，八字大、命硬的孩子应该找杀猪匠作干爹，因为杀猪匠杀气重，可以抵挡孩子命中的煞气。由于我的八字太大、命太硬，所以被先后拜了三个杀猪匠。这三个干爹分别姓钟、蹇和袁。干爹们去世时，我像他们的亲生儿子一样披麻戴孝，为他们送终。其中姓蹇的干爹给我取了一个小名叫“梦林”。
母亲嫁入这个家以后，由于家境的窘迫，在操持家务的同时，不得不亮出从娘家带来的织得一手好布的技能，长年累月纺纱织布。家庭的织布作坊，只需两个设备，一是纺车，二是织布机。木制手摇纺车，用竹与线制成纺轮，再通过线转动带动纺锭。织布机是脚踏式的，由织轴引出经线，经综眼上下分开，经线通过脚踏形成上下交替的梭口，然后用梭子穿引纬线，并用木扣将纬纱向织口压紧以织成布。织布时常常发出“唧唧砰砰”的声音。自从母亲来到段家以后，屋里长年累月传出“嗡嗡翁”的纺线声和“唧唧砰砰”的织布声。
母亲对我这个宝贝儿子百般呵护，悉心培育。她虽没有大家闺秀的学识，也未曾上过学，却也略识几个字，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这应该是受过中学教育的父亲对她的耳濡目染吧），又有心灵手巧、操劳家务的贤惠勤劳。母亲长年累月灶里灶外，坡里坡外，纺纱织布，赶集卖布的同时，还挤出点滴时间，教我数数、识字。我还在母亲怀里呀呀学语时，母亲便扳着我稚嫩的手指，教我数“一、二、三、四、五”，一只手有五个手指头，这便是我对数产生的最早的概念。待我稍懂事，母亲便常用手指蘸水，在桌上凳上写字，让我辨识。有时候，就用木棍在沙地里划着细沙教我识字。可以说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幼年时的启蒙教育对具有求知本能的我来说，像是幼苗获得了及时的甘露。
老少三代
我四岁那年，恰逢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大环境，家里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大伯父及两位堂兄除了种家里的地外，还租种地主的地，二伯父及堂兄仍在重庆打工，我们母子俩似乎成了大家庭中的拖累。祖父为生计所迫，只好硬着头皮逼迫年轻的母亲改嫁，希望通过这种并不光彩的手段来减轻全家的生活压力。传统、坚贞的母亲又一次被厄运击中。改嫁是被母亲所不齿的，从一而终的贞洁观早已深入她骨髓。于是，面对祖父蛮横无理的逼迫，母亲只能在无人处低低地抽泣，在人前还得强作欢颜。到后来，祖父的逼迫越来越紧，母亲知道在这个家再也呆不下去了，这时候母亲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带着我搬出这个家，回娘家和外婆一起过。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老、幼、妇弱三辈穷困的新生活。说搬也没什么好搬的，由于跟祖父的关系不好，我们母子俩并没有分到什么财产。最值钱的东西算是织布机，这成为我们以后生存下去的唯一工具。外婆所住的房子在离土地坝二里地的道场坝，更为荒凉。这丘陵的小坝子上有一座茅草房，东半边是王家居住，是个佃农，西边是外婆的家。这房子是隔房段治安二伯父借给外婆的。由于是山丘地形，这里成了土匪盘踞的主要据点。半夜经常能听见土匪抢劫以及与保丁枪战的声响。年幼的我每每听到这些声音，便瑟缩在母亲的怀里，紧紧抱住她，吓得气都喘不过来。
土匪的气焰极其嚣张，有一天甚至倾巢出动，把吴市场都占领了，还抢劫了整个吴市场的住户。也不知当时的政府哪里那么神通广大，竟然派兵把这帮土匪一个不落地抓到了乡公所。大概关了一天，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审判，到了半夜的时候，便告之：“你们没事了，可以回家了。”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一人背后跟了一两个宪兵，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全给枪毙了。经历这件事后，幼小的我第一次有了对人性善恶的认识。
除了匪害，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天空中常常盘旋着有太阳标识的日本飞机，像疯子似地往地上扔炸弹。不知道是从哪儿听说的，日本飞机是不会向带有红十字标志的地方扔炸弹的。因为以红十字为标志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中立团体，是国际性的人道主义团体，对战争受难者进行保护和救济的。于是，母亲便找来白布，用红线在上面绣上一个十字架，让我戴在左臂上。但是象征人道和天主的十字仿佛也不能阻止战争带来的灾难，炸弹照样毫不留情地在这片土地上肆虐着。尽管身在抗战的大后方，我们还是感受到了战争的硝烟。那个岁月，真的是多灾多难。
我们三口人以种地为主，大约两亩地。这地也是隔房段治安二伯父送给外婆种的，出于救济不收租金。然而地里的收成仍不够糊口，还需要母亲用织出来的布去换些粮食，即使如此辛勤劳作，青黄不接时依然是上顿不接下顿。有时实在过不下去了，母亲叫我在地里掐上一筐红苕尖，回家用开水一烫，撒点盐花，便是一顿。
我们住的茅屋本来就不结实，又加上长年风吹日晒、年久失修，在我和母亲搬过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显出要倒塌的迹象，这时只能另找一个窝了。搬家时，刚把全家唯一的家具———一个破碗柜从茅屋里搬出来，房子随之就倒塌了。我当时站在一片废墟旁，被眼前的景象吓哭了。母亲则强忍住眼眶中打转的泪水对我说：“梦林，别怕。屋子倒塌是不会砸死好人的”。
新租的房子就在土地坝的西北角，相距只有100多米，大小与土地坝祖父家那所庭院相当，结构也差不多，当然比原来的破茅屋好多了。这房子据说是高祖辈的段家两弟兄同时修建的，后来老幺因为抽鸦片烟，承担不了巨额的开销，便把房子卖给钟家作祠堂了。钟家几房人各自把自已分得的房子和土地租给了别人，所以这个大杂院里住着不同姓氏、不同职业的贫苦人家。有在吴市场开诊所的钟家医生一家，有给地主打长工维持生计的蹇家幺舅娘一家，有男主人靠帮人赌博为生的王家，有靠收取地租过日子的两个钟家老太太，有靠租钟家的土地为生的王家，还有杀猪的袁家。我们家是租一位钟家老太太的房子和土地的。房东钟家虽然是以收租为生，但还够不成地主成分。他们也是孤儿寡母，原来在街上开茶馆，后来经营不下去了，才搬到乡下。
从此，我们一家便在这个大杂院开始了新生活。这院里有地主、有佃农、有雇农、有商人、有工人、有无业者，有老有少，有一夫多妻、有三个老光棍，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生活环境下，我才接触到形色各异的人的不同生活方式。那时我亲眼目睹了钟家医生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行为，十分崇拜，甚至觉得钟家大叔就是神仙下凡，可以救苦救难。而幺舅娘一家和佃农王家的辛勤劳作、勤俭节约和善良，更是让我见到了人性的淳良。至于另一个王家当家的好赌成性、以赌为生的恶劣行为而致使全家到了揭不开锅、儿子讨不了媳妇的地步，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不可为的。两家靠收租为生的老太太虽和我们处于不同的阶级，却也不是十恶不赦，他们靠祖上留下的地产养活一大家人也算是不容易的。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对她们的遭遇还是非常同情的。尤其是租地和房子给我们的钟家太太，原来开茶馆时女儿与茶堂倌私奔，两个儿子又小，生活也算艰难。于是只要她家需要帮助，母亲还会经常为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居住的房屋变好了，但清贫的生活仍旧没有什么改变。一如既往的是种地、纺线和织布。
外婆和母亲吃尽了人世间所有的苦。这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她们的求生欲望很强，再难、再穷、再苦也要活下去。而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勤劳与节俭。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外婆总是在不停地干活，总是有干不完的活。一直到中学，我都是跟着母亲睡的，但我从不知母亲是什么时候睡的觉，什么时候起的床。我睡觉时，母亲坐在织布机上织布，早晨醒来时，母亲还是坐在织布机上织布，连姿势都没换过。有时候我不得不想母亲是否睡过觉。母亲可能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和衣上床稍微躺一下。冬天再冷，夏天再热都是如此。三伏酷暑天，人们在院坝里乘凉，母亲总是在织布机上左右手不停地甩着梭子，汗珠爬满额头，有的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三九严寒天，当人们在火炉旁取暖时，母亲依然在织布机上左右手不停地甩着梭子，尽管两手因长满了冻疮而红肿得像包子，动作却仍是那么轻快，那么娴熟。
织布需要原料———线子。织土布的原料是农民用棉花自纺的土线，织洋布则用机器线。母亲两种布都织。她请人弹棉花，外婆用棉花纺线，或用棉花去换棉线。棉线织成布后，再用布去换些棉线。一斤布可换一斤二三两棉线，从中就赚出织布的工钱来了。本钱大时，母亲去二三十里远的油溪镇买点洋线，回来织成洋布，然后再到吴市场上或油溪、石门去卖洋布。我经常跟着母亲去，一来可以替母亲分担一二十斤的重量，二来可以跟母亲做伴，有时还可帮着算算账。那时，天不亮就得出门，来回几十里，一去就是一天。中途母亲从来都舍不得花钱吃东西，最多给我买根红苕或一个粑粑。渴了，水井里的水有的是，用手捧起来喝几口就解决了。有一次在路上遭遇暴雨，母亲走得满头大汗，又累又饿时突然被倾盆大雨全身淋湿，回家后便全身浮肿，肿得发亮。后来，找偏方，吃些草药，十来天后才逐渐缓过来。
由于母亲心灵手巧，掌握了纺线、牵线、装机、织布的全套技能，织的布又美观，加上一直坚持以诚信为本，从不缺斤短两，也不会给布发水以增加重量，所以母亲织的布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几乎是供不应求。
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地里干活。挖地、挑粪，除了下田栽秧、打谷，其他的无所不干。母亲很能干，干起活来干净利落，加上她善于动脑，计划性很强，干活的效率总是比别人高，很多男人也只能望其项背。
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亲自纺线、织布、裁剪、缝制而成的。母亲虽然织得一手好布，但为了维持生计，基本都拿去卖了，所以我们穿的衣服经常都是补丁再打补丁，到最后，都厚得像几件衣服了，虽然不美观，却也能保暖驱寒。即使没有像样的衣服，母亲从来也都是把我打理得干干净净的。她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笑脏不笑破，要穷得干净。”所以，一家人的衣服总是保持着干净整洁。那时候洗衣服用不起“洋碱”，仅仅靠树上摘来的皂角去污，季节不对时，连皂角都没有，只能用谷草灰来洗，因为灰里面含碱。不知道母亲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洗干净一家人的衣服。穿的鞋也都是母亲、外婆一针一线做的千层底，我们一两年才能有一双新鞋，所以特别爱护。平常我都是打光脚板的，不论严寒酷暑、春夏秋冬，都是光脚时候居多。晚上洗脚了才穿一下，还有就是走人家时才舍得穿。
母亲和外婆过惯了苦日子，总是能够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一粒米当两粒米来吃，勤俭节约。我从小深受影响，每顿吃饭都要舔光碗里的每一粒饭，“一粒米不成浆”、“粒粒皆辛苦”这些都是母亲常常告诉我的。
一家三口辛勤耕织、勤俭节约加上大自然的慷慨赠予，却也能勉强度日。这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真所谓是老天垂怜。
川坝子有山有水，野生物产丰富，野蘑菇可是填饱肚子的好东西。端午节前后，只要雨后出太阳，山上蘑菇随处可见，而且种类繁多。我经常上山采蘑菇，时间久了，对采蘑菇也有经验了，知道哪里长蘑菇，长什么蘑菇，哪种蘑菇有毒，哪种蘑菇能吃，一看便知。因而只要我提着筐上山，回来筐里总是装得满满的，一家三口又可饱餐一顿了。不过这东西不能老吃，因为家里没油，吃多了，肚子胀得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