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僻的山区、动荡的年代、坎坷的身世，这一切都使我的童年充满了苦难。是外婆、母亲在艰辛的生活中，用强烈的求生意志艰难地拉扯我长大，是童年的家庭教育使我养成了勤劳简朴的品质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共产党、解放军改换了天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偏僻的山区
在川东地区有许多山，连绵起伏，形态各异。参天合抱的古木与苍翠欲滴的竹林点缀着群山，空气里弥漫着郁结的朝雾和木叶霉烂的气息。这里群山耸立，唯有山峦环抱的平地处，方可见小村虎伏、耕田成片，这便是典型的川坝子地貌。其间可见曼歌的牧牛孩童、赤足的拾柴少女、腰围蓝裙的浣衣妇和裤脚高卷的庄稼汉。
一条条羊肠小道，隐没于山峦田陇之间，这便是连接各村与通向外埠的唯一纽带。身处其间颇有“世上千年，山中七日”的仙家风味。历史的进步几乎完全被屏立的巉岩阻挡，使人毫无觉察，任自然调节，男耕女织，生老病死。雅士们诗化为“干柴白米岩骨水，嫩笋绿茶石板室”的生活恰是他们的写照。无论政局多么动荡，也始终未能改变这里人们的生活节奏。
这种沉滞生活的延续，依赖于稳定的社会结构。丘陵地带的村落，人们聚族而居，绝少有异姓。自有村史以来，每村由几个姓氏组成，一个姓氏便是一族。一族供奉同一祖庙，下设各房祠堂。虽然里面安放的只是列阶成排的木雕神主和富豪们未雨绸缪的棺材，却象征着一族最高的权威。在这一系统中，有个名分儿上的君王———族长，不过他往往跟祖庙一样，只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而已。真正的君王———掌握着全族命运的，照例是一族中殷实富户和书札之家的绅士。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川坝子的人们便在这种环境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织生活。
吴市乡地处重庆江津西北部，距离江津城区30余公里。全乡面积大约15平方公里，东与梯子乡、店子乡交界，南连三圣乡，西接秦家乡，北以碑槽乡、吴滩乡为邻。东西相距约7公里，南北相距约6公里。清溪河、永津小道穿越全乡。
整体上乡境形似俯斜的马头，东北宽大像耳颈，西北尖小有缺如马嘴。地面以浅丘为主，兼有局部山岭和深丘。这里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明显；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历来以农业为主，林、牧、渔业均有发展。
吴市场位于清溪河北岸，为全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乡地域中心。明末清初，有庙宇名普河寺，后因吴边和尚来此占据，将其更名为吴氏寺，光绪初年复更名为吴市寺。建国前，吴市寺是油溪通往朱沱、合江的大路必经地，往来客商众多。从本地运销外地的有土碗、土纱布、白酒，又从外地运进盐巴、百货、日用品等，挑夫骡马络绎不绝，叮当马铃时时于耳。
明末清初，兵匪、天灾、病疫交加，乡境一度荒废。自清康熙初年，不断从湖广等地移民，迄今300余年矣。
我的家乡就位于吴市场东南角、清溪河之南的峰岗村土地坝村民组。土地坝三面环山，远望去如同一把带扶手的靠椅，当地居民称之为三面山。拾级而上郁郁葱葱的竹林和树木便映入眼帘，偶有田、地呈阶梯状零星地分布在坡度稍缓的山坳中。半坡山林间偶有连片群聚的房屋，但常见的是散落着的单家独户，在起伏的山丘间，如同孑然掉队的部族。在离群索居的沉默中，这些房子骑在山坡上，与连绵的山冈一同起伏，仿佛是山坡上长出的物件，同田地一般古老。
三面山被成片的森林覆盖，放眼望去，松、柏、青杠亭亭而立，满眼都是绿。形形色色的鸟儿穿梭其间，偶尔还能看见一些野生小动物，如松鼠、黄鼠狼、野兔等。森林里的树叶、丫枝是居民主要的生活燃料。春夏之交，漫山遍野都是野生的蘑菇，用手拨开它们藏身的枯叶，采回家中，便是美味的菜肴。
三面山之间有两条闪亮的铅灰色绸带，这就是蜿蜒的溪流，犹如两条长龙，潺潺的流水四季不断，在土地坝交汇。溪流流经30余里，在油溪入长江，奔向大海。
山上一片片大森林的松涛，山下两条长龙般的水涛，一年四季，随风随水的变化，不断地奏出各种天然的、真正原生态的交响乐，一直熏陶着这里的人们。
由于是顺山坡而下，坡度近乎垂直，溪流形成了两条三四十米高，10米宽的瀑布。飞花溅玉，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倾斜而下的水花在土地坝的平地上硬生生地冲出了两个坑，谓之龙潭坑。
龙潭坑形状不规则，说不清是方形或是圆形，似是食月的天狗咬下的一块。这不大也数不上一方美景的龙潭坑，却是维系着土地坝一切生命的所在。
潭坑里的水清澈却不能见底，是女人们洗衣的好地方。随着衣服从潭里提起，激起一串串白花花的水花，又啪啪掉进潭坑里。牛儿们也常来这里，到了夏天，还会几步抢进潭坑里，噗噗地从鼻子里喷出两股清凉的水柱来。野物们自然也会来到这里，不过都是在无人的夜晚，晃动着两颗星光样灿烂的眼睛。躲在树丛里的狩猎者，也许会在野物们溜下坎子喝水的地方，指望能在安放的卡子上寻觅到一只野兔什么的。有水的地方往往有鱼，于是这又成了孩子们嬉戏、抓鱼的好去处。龙潭坑里有鱼，河沟里有鱼，有鲫鱼、鲤鱼、乌鱼，还有泥鳅、黄鳝、虾、蟹等，虽不是应有尽有，却也称得上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山上、山下的生命因这两条溪流而汇集在了一起。
南面和东面是浅丘。成片的土地一年四季都种有庄稼。寒露、霜降就种下麦子、胡豆、豌豆。来年春夏之交收割后，便种下高粱、红苕等。种小春要翻地、播种、除草、浇水、施肥，历经种种艰苦才会有好收成。
沿溪流周边由于水源丰富，便是梯田。田里种水稻，每年一季。丘陵里面的干田可以加种一季小春。惊蛰在秧田里撒下谷子，秧苗长到五六寸时便把秧子移栽到田里去。经浇灌、施肥、薅秧、除草，到秋季收割。接着就是犁田、耙田，在来年栽秧前要四犁四耙。
男人耕种，女人纺织并操劳家务，小孩割草放牛。这里的人们就这样成年累月、年复一年地生活着。
坝子上的房子无论是石块砌成的墙还是土墙，都显得简陋而质朴。墙面斑驳，窗户狭小，屋檐下的阶梯沿坎而上，永远堆放着犁、耙、锄头等一些沾着泥土与岁月的农具，呈现一副清贫而劳作不息的景象。如果说这些房子还有一些活泼鲜亮的颜色，那是在它粉刷一新的时候。过年或者嫁娶，灰暗的墙壁粉刷一新，露出一片耀眼的粉白，像穿上了一件夺目的新衣。年关的气氛随着白雪渐渐消融，娶进门的女人也如田里过季的庄稼不再光鲜。过了一两年，那面泥刷过的墙壁，搬迁的农具将它碰掉了几条槽，春天的土蜂将它钻了几眼孔，瓦上的雨漏在上面爬了几条埂，溅起的雨水将墙脚点成了一片污浊，于是房子又露出它往日的面目，灰暗而又陈旧。春天到来，布满小孔大眼的土墙上，却有爬出墙孔的土蜂飞绕着，让它不至于太寂寞。但是灰暗和陈旧，并不代表生命的停歇和枯萎。
人们总是在屋角的空地植上桃树和杏树，感受四季的征候。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一株暴灼的桃花，一树烟润的杏花，便在土房苍老枯黄的墙根下安然开放。平淡陈旧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更加踏实稳重。土墙旁边往往是几间更低更矮的猪圈牛栏，整个墙壁几乎都是用一块块的岩石片砌起来的。摸着那些砌成墙壁的岩石，就像抚摸一个个堆砌起来的平淡无奇的日子。
在这些简陋而质朴的房子里，住的就是土地坝辛勤劳作的人们。这些人似乎都是一个样子，整日都是一副忙碌的身影：低头背着一大捆柴草，四面虬张的柴草便整个地淹没了他们的身影，似乎有长了脚似的大草堆在缓缓移动，分不清那负着柴草的是男是女；或是努力佝偻着头背着一年的收获，一背高粱，一袋小麦，或是一筐水稻，沉重的果实压弯了他们的腰。常见的是忙碌而沉重的背影，极少看见他们的脸庞。如果想看清楚他们的面庞，就去望一望那铺展在天空下的田地，守护在田地旁的土房，黄色的泥土就是他们的脸庞。
土地坝人们忙碌的背影换来了春天一坡油菜花的金黄，夏天是一坡高粱、一湾禾苗的翠绿。这一片的田地成了这一方天地美丽的脸庞，而那房子里住着的人们，就是让它四时美丽的心脏。到了秋天，场坝上就会堆晒一地的高粱、苞谷、谷子。一颗颗黄润坚实的果实，会让人想到在漆黑的夜晚那闪闪发光的星星。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勤劳朴实的小山村中成长起来的。
历史的车轮碾碎了平静，山乡酝酿着巨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浸透了屈辱和血泪。动荡、战乱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民不聊生、饿殍满地的惨景充斥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系列的精心策划，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不到一年，大半个中国便沦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甚至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亦未能幸免。国民党政府只好退到了抗战的大后方———川东的重庆，把它作为战时陪都。一夜间，重庆，这个西南边陲城市，哗然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它给当地人民带来的又是什么呢？灾难？机遇？
孤儿寡母
据《元和姓纂》及《史记·郑世家》等资料所载，土地坝人都是一个姓，我便是其中的一员。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个坝子里。他们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屋，过着自食其力、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
资料所载，段姓出自姬姓，起源于周武王十一世孙共叔段，是春秋时郑武公的儿子共叔段的后代。康熙初年，鸣凤公偕妣李氏由贵州遵义府桐梓县入川，以江津吴滩彭家嘴为居址，后立为始祖。鸣凤公后代班次为：世文登学正、恒元子德昌、廷显昭家庆和祖泽永耀光。土地坝是鸣凤公第三房的一个分支。
1939年3月15日，到第十代第三房就有了我这个儿子，排行昌字辈，得名昌平。在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族社会里，一个家族中人的取名是受约束的。在若干年前，就由家族德才兼备的族长主持研究决定以后若干代子孙名字中的一个字，同一辈份的家族成员都必须用上这个字，以此来排辈份。
我的祖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老实巴交的自耕农。他们耕耘山坡上贫瘠的土地和坝前的一片水田。天刚蒙蒙亮，就已经带着锄头、犁耙等工具出发了。他们零星地在光秃的、裸着许多岩石的山地里，或者长满了青枝绿草的隔断着人们视线的山坡上，或在水田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只要山上有地，即或是贫瘠的梯田、或是荒凉的山坳，就不难找到他们的踪迹。常见的是他们因整日的劳作而无暇顾及的衣冠不整的形象，以及沾着汗水和草屑的有些肮脏的脸，见了生人的拘谨而诚实的笑容。祖辈们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不但不能改变贫穷困苦的生活现状，而且越来越艰辛。
我出生在有十余口人的大家庭里。有祖父、祖母、大伯父、大伯母、二伯父、二伯母、以及堂兄堂姐们。田地加在一起不足10亩，一家人的生计难以维持，唯一的出路就是替别人做工。父亲兄弟三人，大伯父在家老老实实种地，二伯父和父亲只好外出帮佣了。
父亲曾是江津一中的学生，因闹学潮而辍学。后来在重庆一家盐店作店员，不久被派到贵州镇远工作。我刚出生时，老板便催命似的让父亲回去上工。因家里快揭不开锅了，祖父便催父亲赶紧去。父亲怎能舍得坐月子的爱妻，又怎能舍得尚在襁褓中的我？但此种光景，父亲实在无奈，只好收拾行装，只身前往贵州打工谋生。那时我出生才只有七天。
谁都没想到父亲这一走竟成天人永隔，后来听说父亲因患霍乱几天后就在贵州去世了。由于相隔千里，家中又无钱作路费，我的母亲，一个老实的一辈子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查证事实。后来听说二伯父到镇远去过，但他从未承认。人没了，连尸体都没见着，至于埋没埋，埋于何处，更是不得而知。母亲当时只有23岁，儿子出生不久，家里就失去了顶梁柱，成了孤儿寡母。天塌了，地陷了，今后娘儿俩的日子怎么过？柔弱的母亲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我在眼泪中泡了好几十天。
哪料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外祖父又在不久后去世。外祖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农民。母亲是独生女，全家靠租地种庄稼、纺织和打祭祀用的钱纸为生，住的破屋也是租来的。记得外婆常对我说，“我们是灶上的茶叶兜兜，是没有固定的，老板说你的茶叶兜兜要动，那你在这儿就不能住下去了，就另找地方搬家吧。”后来我跟着母亲稍出远门，母亲就说，这里她住过，那里她也住过。外祖父这一去，使得外祖母的生活毫无着落了。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母亲的照顾。这就是当时的现状。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母亲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失去了人生中最不可或缺的依靠。母亲瘦弱的双肩怎能承受？母亲脆弱的心灵怎堪如此打击？“泪流满面己吞声”恐怕是当时母亲唯一的发泄吧。逝者如斯夫，活着的人生活还得继续，我从此便成了母亲好好活下去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