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对外发展和科学文化（前221—后220年）
1秦对外发展和科学文化
（1）对外发展
秦代北方匈奴扰乱，前215年秦始皇出巡北边，深知匈奴为患严重，遂派遣将军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伐，打退匈奴，夺回“河南”地方（34县），在黄河以南建塞筑城，建立九原郡；黄河以北加强警备，边患始得解除，边防始得巩固。
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后，在今浙江、福建地方建立会稽郡和闽中郡；在南越地方建立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前者建郡是和平的，后者建郡则通过战争。西南（今云南、贵州）一带当时还很落后，秦始皇派常破进兵，打通“五尺道”，按重点（如牂柯、笮都）设置官吏，加强了内地与西南的联系。至此，今日中国疆域得以第一次确定，使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2）筑长城
宏伟的长城举世闻名，被誉为古代文明的七大奇迹之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勇敢、勤劳和智能。一说到长城，就会联系到秦始皇筑长城。不过长城的修筑，就时间而言，要早到战国初期，就空间而言，齐、楚、魏、燕、赵、秦和中山等国都相继修筑，不是始于秦始皇，后来历代都有加筑，也不是秦始皇完成的，而且秦的长城只限于国境北部。秦统一天下后，第一是连接燕赵秦的旧长城，即把燕赵北边的长城与秦的西北长城两不相接的地方连接起来；第二是添修新长城，主要是在今陕北、宁夏、甘肃地带，成为一座西起临洮（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到辽东（辽东郡的碣石，朝鲜边境），长达万里（秦汉里数）的长城。督修人就是统领30万大军，坐镇上郡（延安）的蒙恬将军。时间是前214年开始。
（3）造宫殿和皇陵
秦始皇政治上专制暴戾，实行中央集权主义，生活上穷奢极欲，沉湎享乐主义。前221年，在咸阳北阪仿造六国宫室。前220年，在渭水以南作信宫。前212年，在上林苑中作朝宫，先造前殿，即著名的阿房宫，东西500步，南北50丈。从荆楚运来建筑器材，从全国各地送来罪犯72万余做苦工。总计宫殿数目，关中300所，关外400所，咸阳周围270所。大兴土木，一方面固然是耗费资财，另一方面却创造了物质文明，显示出当时劳动人民的智能和创造。
秦始皇陵在今陕西临潼县城东骊山北麓，即位时（前246）即役使罪犯70万人开始建造，前210年下葬，历时36年。陵园规模宏大，遗址现有高76米，底485米×515米的夯土陵丘。在两侧墓道中，出土两组大型铜车、铜马、铜人。陵丘周围有陵园围墙内外二重。内城周长2525米，外城周长6294米。陵园内外已发现寝殿和刻石作坊遗址。1974年在陵园东南和西南出土陶俑坑，有大批兵马俑。最大的一号坑东西210米，南北60米，深4.5—6.5米，已发掘出与真人真马同大的兵马俑500多件，按照军阵队列排列，估计全坑有6000多件。武士俑头梳各种发髻，身披铠甲或短袍，挟弓挎箭，或手执剑、矛、弩机等兵器；造型生动，刻划精致。二号坑陶俑以战车和骑兵为主，有战车89辆，陶马472匹，武士俑900余件。三号坑有驷马战车一辆、武士俑68件，现均辟为陈列馆展出。近年兵马俑在伦敦展出，轰动全英国。如此举世无双的宝贵文物，仅是中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怎么不令我们自豪。
（4）徐福东渡与科学技术东渐
徐福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后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有记载。这些史籍的可靠性毋庸置疑，所以有关徐福的记载可以信赖。《史记》记载徐福有三处，其中一处是《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前219）条：“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正史上虽然没有记载徐福入海后所止之地是日本，但中日两国民间一致传说徐福到了日本列岛。特别日本，古来就对徐福传说感兴趣，很自然地把它和日本联系起来，主要原因是史前时代的日本从未开化社会到文明社会有赖于中国移民。而徐福则是中国古代移民的代表人物。徐福东渡的时候正是日本由原始采集经济的绳纹时代跨入农耕经济的弥生时代。在这个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渡来人”特别是中国移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公元前两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能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原始国家的产生，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渡往日本的影响。中国及其他国家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是经过数千年漫长岁月的，而日本因受中国先进文化的影响，仅花了五六百年时间，大大缩短了历史进程。这不得不归功于以徐福为代表的中国移民集团。
秦汉时代中国先进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给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现概述如次：
第一是铜的传入。当时日本生产落后，主要靠大陆输入。青铜从中国传入比铁要早，当初传入的是青铜制品，如铜镜、铜铎、铜剑、铜币等。
第二是铁的传入。当时日本还不产铁，主要从朝鲜南部输入铁材。后来朝鲜铁匠由王仁率领来到日本，带来了中国系统的炼铁技术。于是日本开始用中国技术冶铁，制作出大刀、马具、短甲等精细铁制品。政府垄断铁生产，铁不能自由生产和交换。
第三是水稻的传入。水稻耕作的源流来自中国，从朝鲜半岛传入是肯定的。稻不是偶然机会传入日本的，稻的传入还伴随着一整套耕作技术的传入。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先传入北九州，后来扩展到东北，波及东日本。水稻传入不仅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而且还是划时代的变革，使日本从以狩猎捕鱼为主的采集经济社会进入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农业经济社会。
第四是科学技术的传入。其中重要的有冶炼术、建筑术、制陶术、土木工程、养蚕织布、天文历学、医学、制革术等。
2汉对外发展和科学文化
（1）北伐匈奴和东占朝鲜
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之后，中央集权得到发展，国力强大。他针对北方匈奴扰乱，接受过去“和亲”的教训，果断采取武力：反攻匈奴，绝除外患。汉与匈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大小战争不计其数，主要有以下几次：第一次是前127年，大将军卫青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出击，收复“河南”地方，建立朔方郡。第二次是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从陇西北地出击，浑邪王率众投降。第三次是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分别从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代（今山西蔚县）出击，大获全胜，将匈奴驱至外蒙。前116年，汉武帝在河西一带相继建立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
汉武帝时，朝鲜由卫满统治。前109年卫满之孙右渠在位，控制朝鲜半岛，阻止各小部落与汉朝交通，且大量招诱燕、赵流亡的汉人，引起交涉。前108年，汉武帝派水陆两军从渤海、辽东出师。水师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陆师由左将军荀彘率领，水陆围攻朝鲜。前107年右渠为其国人所杀，于是朝鲜被汉攻占，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约当今朝鲜北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再进一步传入日本，影响东北亚的历史进程至大。
（2）日本朝贡
汉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之后，日本发生恐慌，立即遣使者来中国朝贡。《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中元二年（57）春正月辛未，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后汉书·东夷传》进一步阐述道：“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时期，中日友好往来的舞台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了东汉首都洛阳。日本使者到洛阳向东汉朝贡，光武帝赐以印绶，中日外交关系正式开始。这一记载由考古发现得到证实：1784年博多湾志贺岛（今福冈市东区所属）黑田家的农民甚兵卫修建水路时发现了一颗金印，其上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金印下部2.347厘米见方，重108.729克，上部蛇钮形。经日本史学家鉴定，它就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那颗金印。据日本考古学的成果，《后汉书》所记的倭奴国在今北九州博多湾的福冈市一带。
（3）张骞通西域
上述汉接受浑邪王投降所得的河西地方，在未建四郡以前，因其地水草肥美，早就成为塞外各族争夺的场所。先是月氏与乌孙之争，月氏胜利就完全据有河西。后是匈奴与月氏之争，匈奴胜利也就完全据有河西。月氏受匈奴压迫，一部分迁到今新疆伊犁，称为大月氏，一部分仍留居原地，称为小月氏。前138年，汉武帝得悉月氏常有报复匈奴之意，便招募张骞（？—前114）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省）人，他先后出使西域两次。前138年张骞奉命往西域，途中被匈奴捕获，留匈奴10年余（前139—前129）。后得机会逃脱，由大宛等国逃到大月氏。然而世局变化，大月氏已经作了第二次迁移，占有大夏（今阿富汗）。这里土地肥沃，安居乐业，不打算对匈奴报复，张骞除了沿途得到许多地理知识和有关西域人口、物产概况外，一无所获，前126年回到长安，封博望侯，出使共13年。这是第一次通西域。
汉武帝从张骞的奏对中知道，原与匈奴要好的乌孙不愿受匈奴统治，双方关系恶劣。张骞建议以嫁公主招乌孙回居浑邪王旧地——河西，断匈奴右臂（西方）。张骞的建议被采纳，前115年正式奉使偕副使多人，携带巨额金币和丝绸等往乌孙结盟。乌孙虽未当下接受汉朝好意，但分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的副使，都伴同各国所遣报谢的使臣，与汉朝和好。于是西域开通，后来远达安息（波斯）、身毒（印度）。
（4）丝绸之路
尽管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效果，但和平打开了东西交通的大门，意义重大。其后汉武帝又三次派兵讨伐匈奴，把匈奴追逐到漠北（外蒙）。为统辖西域内所属的36国，设置使者、校尉（宣帝时改为都护）以控制，确保商路畅通，武帝多年渴望的西域贸易繁荣起来。《史记·大宛传》记载：“汉始筑城于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
关于当时东西交通，《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两大干线：“自玉门、阳关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
这两条道路，即从敦煌出玉门、阳关，在盐泽（罗布淖尔）之北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鄯善，至莎车，越葱岭，到大月氏及安息。这南道是赴印度的干线。北道是从楼兰北上至伊吾（今哈密），由此西行到高昌（今吐鲁番），经天山山脉南麓至龟兹（今库车），最后到达疏勒（今喀什）。从疏勒西越葱岭，到大宛（前苏联中亚的费尔干纳地方）。若向西南行，可到达罽宾（今克什米尔），再抵印度。
以上两条西行的路线会于木鹿城（今马里），然后向西，经和椟城（今里海东南达姆甘）、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以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自公元前2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中国丝绸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运，故德国李希多芬（F.Von Richithofon，1833—1905）把它称作“丝绸之路”（Seiden Strassen）。
中国丝绸不仅受罗马贵族的欢迎，而且普通市民也很喜欢。因此罗马帝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90%是中国丝绸。罗马人把中国人称为赛里斯（seres），把中国称为赛里卡（sereca），都是由来于古希腊丝绸（ser）一语。由于罗马帝国需要大量丝绸进口，对安息（波斯）人垄断丝绸贸易大为不满，打算另辟道路从中国直接进口丝绸。于是《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据研究，此次航行是163年罗马皇帝安敦（Antoninus，161—180在位）打败安息后，使者由波斯湾乘船，经由印度洋直抵中国交趾（安南）的。使者所献的物品都是安南产的，并非从罗马带来，可见他们是安南登陆就地采购土产的。
这样，陆海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不仅促使汉、罗马两大帝国贸易的繁荣，还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东西文化交流，许多西域物产流入中国、如葡萄、石榴、红蓝（染料）、苜蓿（一种牧草）、胡麻等。佛教也是经由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影响中国思想2000年之久。
（5）东汉科学文化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27—97），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曾师事班彪，博览好学，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罢职后家居从事著作，完成20余万字、85篇的伟大著作《论衡》。他一生反对宗教神秘主义，捍卫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妻合气，子自生矣”，即由于“气”本身的运动而产生万物。自然界的“灾异”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无关。《论衡·谴告篇》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他认为人的生命和精神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根本不存在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大大打击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说”和鬼神等迷信。他还认为感官体验是知识的来源，批判生而知之和圣人先知先觉的唯心论；反对今不如古的复古主义和把儒家经典变成教条；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强调用“效验”和“证验”作为检查知识可靠性的标准，实在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先驱。
东汉不但出现了像王充那样的唯物主义者，还产生了科学家张衡（78—139）。他字平子，河南南阳人，曾两次担任掌管天文的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移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并第一次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说明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天文著作有《灵宪》，书中明确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认识到宇宙无限性，还认识到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
发明造纸术的蔡伦（？—121），也是东汉杰出的科学家。他是桂阳（今湖南郴州市）人，汉和帝时为中常侍，封龙亭侯，曾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掌握了许多科学知识。他总结西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纸。105年奏报朝廷造纸成功，故有“蔡侯纸”之称。古来书籍大多以竹简编成，用缣帛的称之为纸，但竹简重而缣帛贵，对人不便，蔡伦发明的纸则轻便价廉，大受人们欢迎，纸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被称为中国四大发明。
东汉有两位著名医学家，即张仲景（150—219）和华佗（？—208）值得特别提出。张仲景是南阳人，以精通传染病和杂病医术著称于世，被尊为“医中之圣”，著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对中国医学发展有很大贡献。华佗是沛国谯（安徽亳县）人，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这反映了我国2世纪时，在麻醉方法和外科手术方面已有相当成就。
3秦汉美术
秦代以前美术遗品极少，由于解放后考古发掘工作大规模开展，出土了大量秦代美术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临潼秦俑坑出土数千件排列有序、形体高大、神态各异的陶塑兵马俑。这样丰富宝贵的物质遗产，世界罕见。还有从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两乘铜车马，兵马雄健昂扬，人物神情生动，实在是秦代雕塑艺术和冶铸技术取得高度成就的典型例证。还有从陕西凤翔、长安、临潼等地出土的动物纹瓦当和狩猎、卫士、宴饮纹画像砖，以及咸阳秦宫遗址出土的人物车马壁画、画像砖等，可见当时建筑艺术已讲究华丽的装饰，其宫殿宏伟豪华更可想象。湖北云梦与江陵秦墓出土的勇士刺豹纹铜镜、鸟鱼纹漆盂和舞乐相扑纹漆梳篦，也能看出秦代工艺美术之高超。
西汉未央宫承明殿的壁画，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在麒麟阁绘的霍光等功臣像，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在南宫云台绘的开国功臣图（云台28将），都是杰出的壁画，可惜已无留存，只能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汉墓壁画看出当时的绘画成就。如洛阳烧沟61号墓、卜千秋墓、洛阳八里台的空心砖墓等的壁画，均属西汉晚期。壁画内容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驱鬼辟邪、日月星象等。长沙马王堆和临沂金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表现了墓主在世时的生活及死后祈求升天的情景。河北望都与安平、河南洛阳与密县、山东梁山、辽宁辽阳与金县、内蒙和林格尔等地的东汉墓壁画，绘车骑出行、宴饮祭祀、乐舞百戏、孝子烈女等内容。这些壁画都是模拟绘画的石刻，称为“汉画像石”，一般刻在石室墓、石祠堂、石棺的壁上。题材大多表现主人身份、经历、生活，还有经史故事、神仙怪异、瑞应图、天象、建筑装饰等，是研究汉代历史的宝贵资料。这类石刻在河南、四川、湖北、山东、苏北、安徽、浙江、晋西北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山东长清的孝堂山祠堂画像和济宁的武梁祠堂画像，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代雕刻艺术也相当发达，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及卧马、伏虎、卧象、卧牛、怪兽吃羊、野人抱熊等石刻组雕，风格古朴，气势雄大。咸阳石桥与山西安邑的西汉石虎，与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组雕风格相似。此外，汉代在陶瓷、丝织、漆器、金工细作等手工艺方面也有高度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