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对外发展和科学文化（220—581年）
1对外发展（关系）
魏晋南北朝当然不能与秦汉帝国的强盛相比，但国威不减，周边国家遣使来中国朝贡不断。
魏景初三年（239），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到带方郡（今属朝鲜）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礼物。魏明帝授予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金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予黄金、五尺刀、铜镜、珍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的诏书、金印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铜镜中有一面在岛根县大原郡加茂町神原的神原神社古坟中发现。金印、铜镜、铁刀等传入日本，使日本的冶炼技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已不能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倭镜”（国产镜）。据统计，全日本出土青铜镜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的铁器生产。
其后日本又先后三次来中国朝贡，相互赠答礼物，这里从略。
自晋武帝泰始二年（266）至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至是记载重新开始，此时日本已进入大和国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日本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日本侵略朝鲜遭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现将倭五王时代向中国历朝的朝贡概述如下：
第一次：东晋义熙九年（413）倭王赞（仁德天皇）遣使向东晋进贡方物。
第二次：刘宋永初二年（421）倭王赞遣使朝贡。
第三次：刘宋元嘉二年（425）倭王赞又遣使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
第四次：刘宋元嘉七年（430）倭王赞第三次遣使朝贡。
第五次：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倭王珍（反正天皇）遣使朝贡，上表要求除正。因为420年宋武帝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珍对此极为不满。除正的称号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对珍的要求未允，只同意他继承前王的称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六次：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倭王济（允恭天皇）遣使朝贡，要求册封。宋文帝仍封他为“安车将军、倭国王”。
第七次：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倭王济第二次遣使朝贡。宋文帝把倭王珍要求过的称号，即“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赐予倭王济。后又晋升为安东大将军。
第八次：刘宋大明四年（460）倭王济第三次向宋孝武帝朝贡。
第九次：刘宋大明六年（462）倭王兴（安康天皇）遣使朝贡，宋孝武帝只封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十次：刘宋昇明元年（477）倭王武（雄略天皇）遣使朝贡。宋顺帝封他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第十一次：刘宋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上表，由宋顺帝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顺帝册封时，从倭王自称的爵号中剔除百济而包括了新罗。这是因为新罗与刘宋没有联系，而百济于永初元年（420）与刘宋通好，百济王被封为镇东大将军。当时刘宋想通过百济牵制高句丽的力量。
第十二次：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封倭王武为镇东将军。
第十三次：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封倭王武为征东将军。
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给后来飞鸟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2佛教传入及其发展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没有疑问的，其确切的年代一般认为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初传中国时，汉人只把它当作神仙的一种，拜佛和拜其他神仙一样，目的在于求福庇和延年益寿。当时第一部编译的佛教经典共计四十二章，称为《四十二章经》。东汉末年许多外国僧人到中国来，译出不少经典，并在洛阳建立众多寺院。白马寺为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寺院，为东汉初年所建。后来洛阳以南直至徐州、扬州都有寺院建立。
汉代佛教与中国固有的道教相混合，佛教经典中掺杂道教教义。三国时也是如此。魏晋时期因为玄学流行，佛教又和玄学相混合，佛教专有名词往往用玄学来解释。著名的高僧都懂玄学，不仅仅讲佛经，还兼讲老庄和周易。如高僧慧远在庐山讲经就是如此。
魏景元元年（260）颍川人朱士行为了研究佛法，不辞艰辛，远至西域于阗国求经，获得《放光般若经》。由此可见，当时已从佛道混合的状态转入佛教教理的研究，开始独立解释佛教专有名词。西晋灭亡之后，北方长期在异族君主统治下，所有异族君主都信佛教。他们信佛因为佛教教导人们将一切苦难归于因果报应，消除任何反抗意志，佛教可以起到麻痹反抗意识的作用；同时佛教来自外国，更容易被异族君主接受，真正替他们服务。后秦姚兴更是十分尊重佛教，招请西域大翻译家鸠摩罗什译经，在长安大开译经道场，于是许多佛教经典被翻译出来。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是个学问渊博的高僧，他排除一切“无有”、“本末”的理论，认为“有无合一”、“体用不二”，故本体为非有非无，也就是说一切现象虽然虚假不真，因为不能永存，但现象之存在也不可谓之“无”。南方僧人竺道生主张：一、“顿悟”，不要长期修行；二、认为人人都可成佛；三、因果报应并无真凭实据，只是诱人向善而已。道生的主张当时受到排斥，但唐以后禅宗流行，实际上就是受竺道生的影响。
一般说来，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是因为它有帮助统治者维持封建秩序的功用。正如宋文帝所说：“若使率土之民，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言。”虽然如此，但佛教至隋唐便产生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其思想对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一定影响。
3中国第一位无神论者范缜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以来，信仰日益兴盛。经魏晋至南北朝，皇帝、人民上下一致信佛，梁武帝（464—549）信佛，甚至三次舍身同泰寺。佛教是一种消极悲观的宗教，是一种主观唯心论，认为外界全是虚妄，全是空，只要从虚妄中解脱出来，归于寂净，才可以脱离一切生老病死之苦，到达涅槃。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是在于：一、和中国当时流行的思想随时配合，二、承认封建秩序，有帮助扶持封建秩序的功用。尽管如此，至南北朝曾发生过几次反佛斗争，因寺院经济（寺院拥有土地）和政治独立性（僧尼不拜皇帝）问题，皇帝曾多次下令淘汰僧尼。此外，从理论上反对佛教的大有人在，一类是以南齐时道教徒顾歆为代表，其根据主要是“夷夏之别”，中国人与印度人本性和习惯都不同；其次是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另一类是以齐梁时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约450—约510）为代表。
南朝齐梁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出身寒微，“好危言高论”，不畏权贵。先后在齐、梁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他综合并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和神灭思想，对佛教进行了两次尖锐的斗争。第一次是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和因果报应的言论，与子良辩论。子良理屈失败，以官爵引诱，范缜拒绝说不能“卖论取官”。这无神论一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梁书》、《南史》有同样记载）。
第二次是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之后，于天监六年（507）动员王公朝贵和名僧64人，撰文75篇批驳范缜的《神灭论》。范缜以明锐论证挫败论敌。他从“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根本命题出发，论证了形体和精神的关系是“质”和“用”的关系，即“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正如刀刃和刀刃的锋利的关系一样。形和神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去了形质就不可能有神识的存在。他举例说：“神之于质犹利（锋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说明人之所以有“知”即由于人具有“知”的器官，并非另外有脱离形质的神识。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只是形体所发生的作用，而形体则是精神所从属的实体；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无神论的最高水平。《神灭论》驳斥灵魂不灭的说教，震撼因果报应观念，在中国乃至世界无神论史上有卓越的贡献。范缜有《文集》15卷（已佚），现存的《神灭论》和《答曹舍人》，在《梁书》和《弘明集》中有其全部遗文。
4科学文化
魏晋南北朝政治虽然混乱和不安定，但科学发明有卓越成就，特别是出了几个数学家。第一是魏晋刘徽。中国古代数学书《九章算术》至东汉末期已经增订了几次，其内容从最大公约数、比率算法、比例、开平方、开立方、一次联立方程式到商功（工学上的求积）、均输（税收征集法）都包括在内。现存的《九章算术》是魏景元四年（263）刘徽注释的。他在《九章算术》中提出了许多创见，尤其是用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的方法，含有极限的概念是最大的创见。他正确地计算出圆内接正192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圆周率π的近似值为157/50（=3.14）。又计算出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π≈3927/1250（=3.1416），集该书之大成，被称为“中国的欧几里得”。日本数学史权威小仓金之助博士评价道：“若将它和希腊数学比较，在几何学和数论方面差于希腊，而算术和代数方面则胜过希腊。”（《数学史研究》第一辑，收于《中国数学的社会性》）刘徽还著有《海岛算经》，当初叫做《重差》。因卷首有海岛测量的问题，所以至唐朝便改今名了。此书出色地阐明了几何学方法的二次方程式的解法，开平方、开立方的小数计算，圆面积、圆周的算法，以及锥体的体积算法等。
第二是南朝祖冲之（429—500），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涞水县）人。他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提出了π的疏率22/7和密率355/113，密率值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数学著作有《缀术》和《九章义注》，均已失传。在天文学方面，他编制的《大明历》，首先考虑到岁差问题的计算，对于日月运行周期的资料比其他历法更为准确。
祖冲之的辉煌创造特别表现在机械方面。首先是指南车的再发明，东汉张衡与三国魏时马钧都曾制造过指南车，至西晋以后便失传了，这样祖冲之便重新制造。祖冲之所造指南车，装上铜机便“圆转不穷，而方如一”。其次是发明木牛流马，三国时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但实际上他所发明的只是用人力拖或推的车子，而祖冲之却真正制造了用机械转动的运输工具。据说不靠风力或水力，装上机件就能自动，这一定是利用齿轮的缘故。最后是发明千里船，也是利用齿轮机件的移动来推动船只航行的，曾在江中试验，每日可行百余里。
5文学艺术
（1）文学
五言诗源于汉代乐府，即是出于民歌，东汉初年被文人掌握，出现许多仿制品，但真正成熟要到建安时期（196—219）。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植（192—232）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曹操不但是个杰出政治家，还是第一流文学家，他反对世家大族，同情人民疾苦，实行了一系列裁抑大族的措施，这点在文学上也流露出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有人说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胜过政治。曹操著有《蒿里行》和《观沧海》等篇。曹丕即魏文帝，爱好文学，创作和理论都有成就，其诗受民歌影响，语言通俗，描写也很细致，《燕歌行》是文人七言诗中最早的优秀作品。曹植因富于才学，受到曹操宠爱，欲立为太子。及其兄曹丕、曹叡（曹丕之子，即魏明帝）相继为帝，备受猜忌，郁郁而死。诗歌多为五言诗。前期作品少数表现社会动乱和自己的抱负。后期作品则反映其所受压迫的苦闷心情。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而词采华茂，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影响。后人辑有《曹子建集》。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要算王粲，他出身显贵名门，但和曹植一样不得意，只好从洛阳到荆州去投靠刘表。在这一流离的过程中接触下层人民，写下了这样的现实主义诗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东晋以后虽然出现了一些较高水平的诗人（如陶潜、谢灵运、鲍照），但从五言诗发展来，业已走向下坡。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此时期产生了一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杰作《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约465—约532），山东莒县人，梁武帝时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晚年出家为僧，改为慧地。《文心雕龙》50篇发展了前人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抨击当时文学家片面追求形式的风气，体系比较完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
（2）音乐
这一时期音乐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对音乐价值的认识提高；二是由于民间乐舞歌曲提升、交流和外来音乐的输入，音乐内容更为丰富。
关于第一点。儒家学说素来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礼乐并称。魏晋的玄学家（如嵇康、阮籍）也重视音乐，阮籍著有《乐论》一篇，认为音乐节奏的和谐是自然秩序和谐之表现，因为音乐表现自然，本身最为客观，绝不是个人主观感情的表现。由于音乐能够表现自然，不能以语言形象来表现的宇宙，可以由音乐来显发，从而欣赏音乐不仅是感官上的享受，而是通过感官享受体会“宇宙”之道，人的本性既然是合乎自然，那么音乐同时又可以启发自己的本性。这样音乐便完成了“天人合德”的使命。当然这种音乐是玄学的，晋以后名士都喜欢音乐，思想上与玄学盛行有关。
关于第二点。这一时期外来音乐输入显著，尤其是北方，各族除自己的音乐外，西域各国音乐非常流行，外国音乐通过凉州传入中国，如琵琶、筚篥等乐器都出自西域。后魏以来皇室乐队有四夷乐，主要是中亚音乐。北周的皇室音乐几乎全是外国来的。北齐也是如此，后主高纬统治时，许多西域乐人在宫廷任职，干涉政治。外国音乐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便与中国固有音乐相融合。
（3）书法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由于纸的发明和笔的改进，东汉开始书艺的练习，书法的体制也逐渐完善。当时凉州地区学书法的风气很盛，张芝的草书成为典范。草书是作草稿用的，因其简便，流行于世，其用途好像现在的简体字。汉灵帝设立鸿都学，许多善于书艺的人参加。草体用于刻印和写在旗幡上，可比作现在的美术字。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种新字体，它介于草隶之间，既易认识又便书写，称为“行押书”（简称行书）。这样便形成了真（正楷）、草、隶（包括行书）、篆四种书法字体，构成书法体制。三国魏大臣钟繇（151—230）将行书这个新书体加以推广和提高，成为中国书艺中主要的形式。王羲之的杰作《兰亭序》便是用行体书的最高典范。王羲之（303—361）是东晋书法大家，山东临沂人，名门出身，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绍兴）。书法初学于姨母卫夫人，后从师张芝、钟繇，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比较朴实的书风，创造出一种劲健流便，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阁”或“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体。南朝羊欣称赞他“博精群法，特善草隶，贵越群品，古今莫二”。隋唐以后越发受人推崇，历代学书论书之人都以他为最高典范，故有“书圣”之称。东晋另一个书法大家是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子。先学父书，后学张芝，鉴于古法局而执，进一步改变古拙的书风，“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在南朝和唐代与钟繇、张芝、王羲之同被尊为书法最高典范。王献之在草书方面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上下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因其书法豪迈而有气势，书法便利，又符合当时的审美情趣，给后世的影响大大超越其父。
北朝书法以崔、卢两大家族闻名，但实物没在遗存，只有从石刻看出。北朝书法一般是方整劲挺，风格与王氏父子不同。石刻绝大部分是民间工匠的手笔，其中不少表现了民间艺人的优秀传统。
（4）绘画
汉代的绘画，除考古发掘出来的石刻画以外，没有一幅流传下来，无从稽考。进入魏晋南北朝，绘画有长足的发展，文人学士开始以画家著称。晋代绘画理论和其他文艺理论一样，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引用到绘画上，便是重神气轻形体，尤其是以人物为主题的绘画就更是如此。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就是重神气的代表人物。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今属江苏），多才多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作画大多是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其次是禽兽、山水等。画人注重点睛，曾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即这个，指眼珠）之中”。他曾为裴楷画像，在脸上加添三根毛，顿觉神明殊胜。画人像总是几年不点眼睛，其理由是形体美丑不重要，传神写照全在于一双眼睛。其可见顾恺之完全遵守重神气而轻形体的这一绘画理论。他在建康（今南京）瓦棺寺画《维摩诘像》壁画，光彩夺目，轰动一时。后人论述他作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传世作品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女史箴》是西晋张华所作，为约束宫廷嫔妃的规诫。《〈女史箴〉图》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从清宫劫去，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南朝以前山水画一般作为人物的背景，到了南朝才开始有人将山水作为主题来绘画，唐以后此题材便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了。顾恺之已经把山水和人物并列为题材的一种，南朝梁张僧繇以山水画著称。南朝宋画家陆探微（？—约485）擅长人物，兼工山水、蝉雀、马匹。因笔势连绵不断，称为“一笔画”，与顾恺之并称“顾陆”，叫做“密体”，以区别张僧繇和唐吴道子的“疏体”。
南齐谢赫曾提出“绘画六法”作为评画的标准。所谓六法就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此六法一直被后世作为批评绘画优劣的要素和标准。
在文人雅士绘画的背后，还有大批民间艺人的绘画，表现了另外一种风格，那就是敦煌莫高窟中的北魏壁画。这些壁画充分表现了我国民间艺人的优秀传统，同时还有西域的风格。如人物衣褶多用线条，便是在汉以来祖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印度、波斯绘画的风格。此外敦煌壁画，一般都用大红大绿及黑白对照，表现出一种明快热烈的情调。
（5）雕刻
南北朝时期的雕刻，主要是造像，而造像大部分是北朝的，南朝极少。北朝造像众多，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和敦煌石窟，这些石窟都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宝库，灿烂辉煌，给中华民族增添一道道光环。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市武周山（又名云冈），东西绵延约一公里。主要石窟都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约和平元年（460）至太和十八年（494）。现存洞窟53个（主洞21个），造像5.1万尊，最大的高达17米。雕刻风格是中西（印度）融合，在继承汉代石刻艺术的传统上吸收外来影响的。
龙门石窟分布在河南洛阳城南伊河入口处两岸的龙门山（西山）和香山（东山），开凿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后，延续至唐代，历时400多年，现存石窟1352个，龛785个，造像9.7万余尊，题记3680种。题记中有20种在清代中叶后被选取，以《龙门二十品》拓本流布。其书法方峻雄强，颇多变化，可见北魏书法风格之一斑。造像雕刻刀法圆熟精致，表情生动，可惜新中国成立前破坏严重，较小的造佛十之八九失去头部，龙门石刻进一步表现了中西艺术新的融合，其中所雕的乐队和模仿屋宇的藻井尤为精美。
麦积山石窟在甘肃天水东南麦积山。山高142米，形似堆积的麦秸，故名。初凿于16国晚期，北魏、西魏、北周间大规模建造，隋唐以后也有续凿。现存洞窟194个，各种造像7000余尊，其中一米以上的约1000尊。因山石不宜雕刻，大部分是泥塑。风格清新秀丽，富有生活气息。窟内还有七座北朝“崖阁”，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资料。
敦煌石窟在甘肃敦煌境内，是中国最著名的大石窟，向有佛教艺术宝库之称，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的榆林窟、水峡口千佛洞，一般是指莫高窟。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最早的洞窟可能是十六国北凉（421—439）时开凿的。其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都相继兴建。现有洞窟492个，窟内壁画4.5万多平方米，敷彩泥塑2400余身。莫高窟佛教石窟群为研究佛教艺术史提供大量珍贵资料。敦煌壁画除表现佛经各类人物、佛教故事及经变画外，还有许多供养人画像，再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场景。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一个藏经洞，洞中藏有近千年的4万多件古写本、印本和文物，除汉文佛经外还有儒家、道家及其他宗教典籍、少数民族写本、绢画和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这些文物大部分被外国探险家掠走，残余的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处。敦煌佛教艺术品和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开启了敦煌学的研究，1943年在莫高窟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现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取得许多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