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时代科学文化（两周，约前1100—前256年）
1封建制国家的建立
发源于西土洮河流域的周族，至周武王时，国势大振，步步向东挺进，陈兵孟津（河南孟津县东北），在此盟会诸侯，下令伐商。但商纣王毫不重视，仍然享乐腐化。结果牧野会战中，商的17万奴隶大军倒戈反击，纣王自焚于鹿台，商亡周兴。
周朝建立的历史意义很大，主要是废除商代的奴隶制度，建立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封建国家。这比西方日耳曼人灭亡罗马后采取封建制要早得多。周在灭商以前，创建了领地分封的办法，一直没有采取奴隶制，当然建国后仍然沿袭分封制度。何况商的奴隶制是古代东方低级形态的家内奴隶制，不像西方罗马古典最高级形态那样严峻，所以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比较容易。夏商之际的社会变革是平行的过渡，商周之际的变革是对立面的斗争。
周代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因这种制度把土地划作“井”字形，故名。根据《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也就是说，古代土地为国家公有，由国家将每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作九区，分配农民耕作；其中一区为公田，其余八区为私田，分给八家，公田由八家助耕，全部收获均缴给统治者。
建立井田制首要的条件是各级领主所享有的大小的份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天子是最高一级领主，全国土地都是他的领地；次于天子的领主是诸侯，封国的疆土就是大小诸侯的领地；次于诸侯的领主是大夫，封邑的大小多少也就是大夫的领地；最下级的领主是士，数量不等的采邑是士的领地。这样，天子把国有土地分封给诸侯百官；诸侯百官将田地再分封，最后分配给庶人（农奴）耕种。社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周代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是如此。首先是爵位等级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这些爵位都是世袭制，父死子袭。与此同时，形成一种强制固定的身份制度。不论工农商贾，皂隶厮养，都被赋予一种身份；“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身份、职业固定是维持现行秩序的第一要义。
其次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建筑在井田制度上的上层建筑，保证了世官世禄制的实行。确保其受封的领地，这是维系和发展整个封建秩序的中心环节。宗有大小之分，小宗必须受大宗的约束。以分封为例，周天子是天下诸侯的宗主，其下受封的姬姓诸侯，在国内是同姓人的大宗，对天子是小宗；受诸侯分封的同姓大夫，在采邑内是同姓的大宗，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士对族人是大宗，对大夫是小宗。各样各级领主贵族身份的高低，完全按他们对大宗的亲疏来决定。再者，各级受封的领主，本人死后即奉为一族始祖，建立宗庙，并由其后裔长房的子孙，世世承袭封土。
爵位等级、世官世禄、宗法关系一一建立起来了，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于是规定许多礼文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礼是封建主贵族立身之大防，齐民之要术；礼教是教人知礼的必要措施。对国家来说，礼是大纲，天子和诸侯间有朝觐之礼；诸侯和诸侯间有盟会之礼；大夫和士阶层中有聘问相见之礼，独庶人无份参与礼，即所谓“礼不下庶人”。所以一切礼教礼文只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体现。
以上是封建制度的主要内容。周代在全世界率先建立封建制，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它与奴隶制比较，农民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收成好坏同本身利益有一定联系，对生产有一定的兴趣，促使生产力发展。这是封建制长期存在的原因。
2铁的发明和进步
中国铁何时发明，很难考证。不过从铁字古文“銕”来考证，“銕”是从“金”，从“夷”。从造字命义看，中国古代冶铁术，先由东夷发明，后来才被华族采用。因为从西周到东周（春秋战国），华夷杂居，而华族诸侯中最先学会用铁的正是山东的齐国，管子（管仲）的书中曾多次提到盐铁的国有。《管子·海王》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管子·地数》又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可见齐国境内铁器使用相当普遍，而且连开矿采冶技术也知道。《国语·齐语》引管子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铁在金属中光泽最差，“恶金”应是指铁，“试诸壤土”应是铁耕的创始。《管子·小匡》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锄、夷、锯、，试诸木土。”两者差不多，不过《管子·小匡》把铁器使用范围扩大到手工业部门了。
齐国正式发展并扩大铁的采冶事业，当在齐灵公灭莱以后。叔夷钟铭文说：“余命汝司余莱造铁徒四千，为汝敌寮。”叔夷是当时齐国掌管官府冶铁的工正，仅叔夷手下就有铁工4000名，而且全部由莱夷担任，可见当时冶铁业之盛况。此与希腊人向赫梯人学会冶铁的故事相似。
随着时代发展，冶铁技术不断进步。铁的熔解点比铜约高三分之一，即铜为1064度，铁为1520度，为之必须提高炉温。于是改进鼓风设备，发明了叫做橐（大皮囊）的鼓风器，鼓风与炉结合，就是现代的鼓风炉。再加上模范和锻锤，便构成了冶铁技术的全部内容。《管子·地数》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数字虽不可信，但反映了当时铁的产量和用途比铜宽广，不论农具、手工业工具，还是家庭日用器具，都使用铁器，兵器更不用说了。春秋战国（东周）时代出现了许多冶铁中心，如吴的干溪（在太湖旁，出名剑“干将”）、越的若耶（出名剑“莫邪”）、魏的绛邑、秦的川蜀、齐的临淄、赵的邯郸、韩的邓（河南孟县）和龙渊（河南西平）等地。韩的龙渊宝剑最为典型。
铁器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为深耕易耨（锄草）创造条件，同时代替了铜的地位。后来铜开辟了新的领域，向钱币和镜方面发展。
3农业的发达
铁耕的出现，对农业生产是一次巨大的革命。铁耕非但推广了牛耕，而且改进了休耕。休耕方法是：上等土地，田百亩则休耕（生草）五十亩；中等土地，田百亩则休耕百亩，即两年轮休一次；下等土地，田百亩则休耕二百亩，即三年轮休一次。这种休耕方法比较原始。后来魏相李悝加以改进，以作物轮植代替土地轮耕。这反映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也是铁耕所引起的结果。不过铁耕最重要最直接的后果是掀起一个开荒运动，各国境内的荒地沼泽得到开垦。著名的有河南的荥泽、圃田泽、孟诸泽，山东的菏泽、巨野泽、雷夏泽，淮泗地区的沛泽，河北的巨鹿泽，山西河南边境的大陆泽等。开垦运动有官垦和私垦两种，不论何种形式，都是铁器发明的结果，否则披荆斩棘的开垦无法进行。
同样，所有水利灌溉工程也与铁器使用分不开，许多大水利工程均有赖于铁制工具的使用。如鸿沟的开凿（最早由郑宋两国开凿），它从荥泽引济水，东至开封，南下经淮宁，由颍入淮，贯穿和灌溉了郑、卫、曹、宋、陈、蔡六小国。又如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和黄沟，其中邗沟纵通江淮，构成日后大运河的骨干。
变法后的秦国，开凿了沟通泾洛二水的郑国渠和划分内外岷江的都江堰。郑国渠开凿后，使陕北耕地面积大大扩充，从此关中不愁缺粮，惠及子孙万代。都江堰在今都江堰市，杰出的水利专家李冰，根据人民长期治水的经验，创造了一种竹笼装卵石的离碓，砌成分水的堤埧，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永远安流，至今仍是成都盆地灌溉和交通的命脉，在世界水利史上应该大书特书。
4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
西周初期，以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为基础，手工业生产只是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唯有官办的工奴手工业生产占绝对优势，垄断着工艺技术，专门替诸侯公室服务，其中掌握监督生产大权的，仍然是百工、工师、工尹和工正。这样，手工业生产必然受到限制，停滞不前。
春秋战国中期，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需要手工业产品也普遍增长，成群的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集中在各国的城邑，开设大大小小的工场，进行手工业生产，并设店铺出售。但独立手工业者的出现，未曾破坏农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产品远不及工奴制造的。不过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业市场进一步扩大，以及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铁制工具的使用和百工技艺的流播，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开辟前进的道路。于是各种各样的手工业部门产生了，分工进一步细密化，如制轿的、制鞋的、织布的、造矢的、装甲的、攻染色的、治棺木的和制炉的等。尤其是铁兵器的使用，冶铁业发达，出现了许多名门工匠，如赵国的郭氏、卓氏，魏国的孔氏，鲁国的程氏、丙氏，即以冶铁发家，成为富豪。再者，各国都有自己的名牌产业，如韩的弓箭、吴越的刀剑、邯郸的冶铁、临淄的制陶、长沙的锡器、豫章的黄金、齐的桑麻纺织和合肥的皮革等。与此相应各行业的巧匠辈出，如离娄和鲁班，尤其是鲁班（即公输般），被尊为木匠的祖师，相传发明木作工具，创造攻城的云梯和磨粉的硙。
春秋战国后期，官营手工也相当发达，其中以齐国为最。当时齐国官营手工业共分木工七部、金工六部、皮革工五部、设色工五部、刮磨工五部和陶工两部。大致官营工业以兵器和军需品为主，其余是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如需求量大，由私营手工业辅助。
农业手工业分工扩大的必然结果，是商业的发展。采邑与采邑间、地域与地域间、国家与国家间，都需要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最初只有两种形式：一是官方垄断的商业行为；一是城乡生产者自动进行的直接交换，独立商业当然是后来才出现的。那些独立商人，一部分来自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一部分来自“食官”商贾的解放，另一部分来自士大夫这一低级贵族的转业。商品经济战胜自然经济是历史的必然，故独立商人的出现毫不足奇，是封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不由任何自由意志所转移。
商业的发展，必然带动货币的发展，中国最早使用金属货币始于西周，但真正使用是从战国时代开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市场活动的主流，而货币形态也层出不穷。货币形态按国别分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周秦的钱（圆廊方孔），重约半两，魏赵沿黄河一带也使用；第二种是三晋的镈（歧头耕具形），即常见的“布”（有圆脚布、方脚布和尖脚布多种）；第三种是燕齐的刀币（马刀形），燕刀多铸有“明”字，故又称“明刀”；第四种是楚国的方币，一称“斤”，每斤含十六个等分的小方格，每格重一两。以上许多货币，形制复杂，其形状几乎都是从工农业生产工具脱胎而来。如镈币和刀币是耕具的象形；方（斤）币是井田的图案；钱币是环形石斧的演化。总之，中国古代货币灿然多样，在世界古币中尤为突出。
5学术思想的繁荣
（1）儒家哲学
支配中国封建社会长达3000年的权威思想——儒学，是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其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祖是宋国贵族。少贫且贱，学无常师，后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方任鲁国司寇，后又周游诸国，终不见用。
儒家学说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周文王和周武王），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及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战国儒家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者，为适应当时的需要，从孔子学说演绎出各种儒家学派。如在汉代，有以董仲舒和刘歆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清代有汉学、宋学之争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总之，在历代儒家经典中蕴藏着巨大的古代思想文化宝库，现代人可享用不尽。
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精髓，就是“中庸之道”。这一高明玄妙的哲理，体现在政治要求上是无党无偏的“王道”；体现在做人要求上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中的对立面是不同的两极，故人品修养要不狂不狷；讲语文修养要不野不史（文质彬彬）；讲工作作风要善于进其所进，退其所退；讲政治原则要懂得“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讲人际关系要父子以慈孝相维，君臣以仁忠相许，兄良则弟悌，夫义则妇德。再者，“中”没有常（固定）位，随时推移，因而事物两端间处处是“中”，也处处非“中”。这样若能把握“中”的妙用，便可称为“得圣之时”，“素位而行”。这实在是至高极难的美德。
中庸之道体现在思想指导原则上，仁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当的高贵品质。这种高贵品质，表现在对人关系上是“博施”；表现在自我修养上是“克己”；表现在工作态度上是“力行”；表现在学习方法上是“好学”；表现在言语技巧上是“木讷”；表现在做人风格上是“刚毅”。总而言之，“仁者，人也”，仁就是最高的做人之道，仁的中心精神是自我的谦抑和对人的友爱。中庸之道体现在行动实践上，除“克己”以外便是“礼”。仁是礼的内涵，礼是仁的外限，两者一表一里，相辅相成；没有礼的规范则仁将泛滥无归，没有仁的准则礼也徒具成文，所以知礼贵在守仁，行仁必须蹈礼。
把仁和礼运用到政治上去就是仁政和礼治，对人民施仁政是关键。首先要做到“民有恒产”不愁冻饿，然后再在社会富庶的基础上推行教化，这就是所谓礼治。孔子毕生收集古典，创造性地加以整理，厘定为《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经典，流传于世。这份宝贵的遗产成为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社会生活思想的指导力量。
儒学的中庸性，主要是在行仁，重视人的实践，不离人而言天，不离行而言知，这种显著的人文主义倾向是仁的特色：“省刑爵，薄税敛”；“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暴政，以和为贵。
孔子不仅是个哲学家，还是个杰出的教育家，相传弟子3000人，著名的有70余人。他的学习方法大致可分五大步骤，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尤其在自学方法上，“温故知新”、“见贤思齐”、“不耻下问”、“举一反三”、“知过必改”、“学而不思则罔”等名言，给我们许多宝贵启示。孔子被历代尊为大圣人，当之无愧，他比西方圣人耶稣早生550年，值得我们自豪。
孔子死后，其学说分为八派，重要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一派强调恢复先天具有的“是非之心”，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提出“仁政”思想，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荀子一派则从儒家立场吸取道家的自然观点和法家的法术思想，形成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的思想体系，政治上主张王、霸并用，礼、法双行。若将两者加以比较，则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尊仁义，荀隆礼法；孟法先王，荀法后王；孟谈天人合一，荀谈人定胜天。有人认为孟子保守，荀子进步，但也不见得如此，随时代而定。
（2）墨家哲学
墨家哲学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其创始人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其烦琐的“礼”，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形成儒家的一大反对派。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制度激烈变动，士以下的自由民阶层，也要求取得社会地位，以作为自己经济利益的保障。自从官学下移之后，社会文化主要被士阶层掌握，自由民阶层中的个别分子，因社会地位接近，可从士那里学得一些文化，墨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者。自由民要求从自给到小康的经济生活，要求从妥协到合作的政治环境，只着重阶级关系调整，不主张斗争，所以在墨子的著作中充满说教的气息，所采取的工作方法也只是上说下教。因此，墨子的学说才能在当时社会上公开传播，建立与儒学敌对的学派。
墨家学说的特点是：贵实行不贵文采，重口说不重著书。其中心思想是“兼爱”。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博爱完全不同，儒家博爱首先亲亲，如石子投波，越远越淡；墨家兼爱无差别对待，如春风过境，一视同仁。其次，儒家的老老幼幼，推己及人，是把博爱行仁归结于道义；而墨家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把“兼相爱”建立在“兼相利”的基础上，物质先于精神，有了物质才能谈得上爱。最后儒家施爱除宗法关系外别无准则，而且只局限于上对下的施舍；墨家兼爱的宗旨是“必中万民之利”才算合理，偏重于抑强扶弱的互助。总之，兼爱学说，以保障劳动生产利益为中心，主张人与人之间普遍展开互助，具体做到“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共劳共享，成为墨家的最高理想。由此出发，墨子坚决彻底地攻击儒家的礼乐。他在《墨子》的节用篇、节葬篇、非乐篇中批判了封建领主的奢侈纵欲生活，在非攻篇中反对非正义的封建战争，提出了以庶民为本位的空想社会制度，在当时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
墨子的兼爱思想还体现在政治主张上，那便是“尚贤”和“尚同”。“尚贤”要求人选合理。“尚同”要求制度改革，两者合一便构成理想的庶民政治——“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企图以上说下教的方法说服当时的王公大人，以改善劳动者、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由于墨子学说的平民性和大众化，深受平民欢迎，弟子众多，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不过后来秦汉统一中国之后，集权政治进一步强化，墨学被歧视，最后遭到禁绝。
（3）道家哲学
道家是以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家之名，始见于汉马司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一书，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传统认为，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如果再上溯，则有杨朱的“全性葆真”说，宋钘、尹文的“情欲寡浅”说，田骈、慎到的“弃知去已”说，这些都是接近道家的思想，为道家先驱。老子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是《道德经》（即《老子五千文》）的作者。书中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认为“道”是“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的，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可以解释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绝对的本体的意义。《道德经》运用了朴素辩证法，达到纯熟的地步。它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而且对立面互相转化。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学说的精髓是“无为”，无为的妙用在于消解矛盾，阻滞事物发展。提出“无为自化”、“无事自富”、“无欲自朴”的道理，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最高典范就是法天，天素来是无为的，天对人不加干涉，听任万物滋长。同样，愈是勤于为政的，人民必愈见穷困，从而全面否定现存的制度及一切有为的政治，必须“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仁弃义”，而一归于素朴。由此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空想社会制度，让人们回到社会和谐的公社式农业生活。此外，老子的处世要术是“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这些是“取守”间的辩证运用，也叫“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积极的退却”。不精通正反易位的法则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老子的学说是中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后来唯物和唯心的两派都从不同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
庄子（庄周，前365—前290），宋蒙邑（今河南商丘）人，是老子学说的重要继承者。他的辩证法不是采取老子的正反循环法，而是齐一万物的相对论，取消对立，把是非、美恶、成败、荣辱和生死等同起来，消灭时间空间的差异，把自己导入浑沌无知的境界，最后通过“去知”，提高到“忘我”，使物我同归于一。其处世要术是泯除是非，跳出是非的纷争，永远休止在自然的均衡上。政治上倡导反礼法，任自然，彻底破坏现存秩序。他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一切文化制度都要摧毁，最后要埋没人类的理性，毫无自主地与天地万物共生共长，超脱现实，回到无人的世界里去。其结果只能是颓废堕落，自我毁灭。
（4）法家思想
法家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至战国末期，韩非认为商鞅“徒法而无术”，申不害“徒术而无法”，慎到则偏于“自然之势”，都是不完全的、片面的。韩非子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以法为核心，建立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论，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提出重农抑工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厉行严刑峻法，在法律面前，小民和大吏完全平等；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法家为实现其主张，曾和旧贵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法家的主要著作有《商君书》和《韩非子》等，对后世法学思想影响很大。
6科学文化
和世界上任何古代文明一样，中国也是天文历法率先其他科学而兴起的。它以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为条件，特别从遏止黄河泛滥的实际要求出发，专由王侯助长其发展，所以古代天文历学被称为“帝王之学”。
中国记载有关天文的古文献是《尚书·尧典》。根据今天的精密研究，公元前2000年中国就已具备了初步的天文学知识。其次在天文算法方面，中国最古的专门著作就是《周髀算经》。虽然此书出于汉末，但其内容却很好地说明周代以前经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代天文学说系统的发展过程。周初首先确定了二十八宿法，混合使用阴历和阳历，然后施行了十九年七闰法（每十九个历年设置七个闰月）。战国时代又改用七十六年法。据说这些都在希腊天文历法“密顿法”和“卡里波斯法”以前。前者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密顿发明的阴历，每十九个历年设置七个闰月；后者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卡里波斯发明的阴历，以七十六年为一期，故叫“七十六年法”，设置闰月与密顿法相同。公元前350年左右的《甘石星经》（楚人甘德、魏人石申著）是世界上最古的星表，开始测定120个恒星的记录，并发现五星出没的规律，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地理学方面，有邹衍的“大九州说”、《山海经·天荒海外经》、《尚书·禹贡》，初次提供了广阔的地理概念。在物理学方面，到战国时代，已知利用磁石的指南性而发明了“司南”，已知利用凹面铜镜的焦点作用而取火。还有《墨经》中有关于力学和光学理论知识的记载。医学方面也有很大发展，战国时代的名医扁鹊，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最先开始研究脉理，通过望色、听声、写形，即可知病轻重，在中医学发展史上起到了创始作用。《内经》（又称《黄帝内经》）以问答体将古来的医学体系化，书成于战国时代。《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组成。《素问》集生理、病理及其他整个医学理论之大成；《灵枢》则收集有关解剖和针刺之所见。从其内容可以知道，秦汉以前除巫医外，还包括针灸、按摩等刺激疗法和简单药物疗法。书中构成医学基础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虽然不够完全，但谈到了经脉、骨骼、内脏。关于内脏的构造和功能，记述比较精细。诊断法的特色是仔细检查脉搏（脉诊）。此书说明战国以前中国医学古典已经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