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沙发上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因为在地上我发现了一枚一元钱人民币，我想到它现在欧洲毫无用武之地，就像我在这里没办法回家，悲伤之下狠狠地吃了一大顿早饭，一边吃一边想这要是白米粥、咸鸭蛋多好，眼泪就吧嗒吧嗒地掉下来。先生取笑我第一天想一直待在这儿，第二天担心一年后就得离开，第三天说这里没意思，第四天就想回家。我也不想这么快就走完这么漫长的心路历程，可是我真的觉得差不多了，该逛的都逛了，该看的都看了，该回家就要回家，简直没办法形容这种百爪挠心的烦躁。
今天，根据“安排”要去医院办医疗卡，办好了就可以随便生病了，没事在街上一躺，自然有人把你送到医院，全身上下查一遍，好吃好喝地伺候你，实在查不出毛病，还要对你进行心理治疗，直到您恢复对生活的信心再不随便撂挑子为止。我都没兴趣描写对医院的感觉了，总之就是怎么都不像医院，里面的人都笑嘻嘻的，好像你不是来看医生而是来看亲戚。墙上画了很多卡通画儿，装饰得五彩缤纷，唯一没有的是来苏味，几步就有一个小小的茶几和咖啡机。医生和护士还真不好辨认，医生都穿着便装，护士的衣服很好看，有粉红的、浅绿的、浅米色的。我还不会通过衣服颜色判断他们都负责些什么。挂号的地方是一个开放式柜台，几个大妈欢天喜地地等着你，先登个记，然后就会有人指点你该去什么地方。到了那儿，先请你坐下，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医生笑得跟朵花儿似的冲出来大叫着你的名字，好像你是他失散多年的老友。
由于我们在国内已做过详细的体检，医生仔细地看了我们的体检单，不时会给我们说明一下，你体内有什么抗体，顺便普及医学常识，随后大夫给我们做了一下简单的检查。全部检查完后我们各自得到了一张医疗卡，还有一张证明书。医生说，我们的健康全都靠这张卡搞定了，包括生孩子。如果生病了，需要先和私人医生联系，由他来决定是否需要到医院大规模地检查。
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麦乐告诉我们，再过两周树叶会全部落掉，即将进入漫长的冬季。能不漫长吗？早上七八点天才亮，晚上不到6点就全黑了。
再美也是别人家。走近才知道欧洲人的生活其实非常简单，和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花天酒地、夜夜笙歌的情景不一样。他们多数待在自己家里，和家人围在一起“喝点什么”。邻居家的灯10点多就全黑了，晚上八九点以后就只有一些年轻人在咖啡厅、电玩店里流连。年轻人到底是否是我认为的年龄很不确定。我家附近有一所学校，这里的学校都不大，就是一所封闭的房子，里面分列着教室，老师和学生结伴在大门口抽烟。我看学生年纪和老师差不了多少。别问我怎么知道谁是老师，老师身上挂着牌子，这种笨问题只有我那个粗心的先生才会问。还有一些人经常跑步或者遛狗，跑步的人从早到晚什么时候都能看到。既然有中午12点跑步的，那么晚上跑步也很正常，等我生活安顿下来，我也准备去跑步。不跑没办法啊，天天吃得这么油腻，还饿得特快，一饿不是想吃曲奇就是想吃馅饼，实在不凑手，巧克力是应有尽有，好吃得要命。一年过去，我肯定成一圆球儿。荷兰女子大多高且胖，不是大肉球儿就是身强力壮，下地干活儿全是好手。
我现在不再一味地说这儿多好多好啦，兴致明显降低；虽然我也说不出来哪儿不好，但就是觉得不那么舒坦，感觉“不落地”。先生及时地发现了这个苗头，一下抓住了病根儿，迅速对症下药，盛情邀请我去市中心shopping，我这才算又来了点兴致。在商场里逛起来，思乡情绪有显著缓解，切不要以为我一进商场就忘掉悲伤了，听听我说的话：这个表真好看，回去的时候我要买几只送给朋友；这个手链我要买给妹妹；这个手袋不知道我妈用合适不？看了价钱后，愤怒取代了亲情，咬牙切齿地说：万恶的资本主义！最后买的“药”是一件50块钱的外套，一只10块钱的茶壶；还跑到中国杂货店买了两瓶老干妈豆瓣酱，回到家急不可耐地用勺子舀来吃，顿时通体舒泰，百病全消。
明天要去海牙见移民官，麦乐说这是一件大事，为了让移民官对我们一见钟情，要穿成绅士淑女，着装正规度仅次于参加葬礼。睡到半夜，突然牙疼，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先生：我得回国去看牙医。我怀疑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从来不牙疼的，怎么会突然牙疼呢？怎么会哪儿都不疼，单单要自费的这部分疼呢？先生说疼得厉害的话明天去看医生，都生病了还在乎什么钱，只要你不疼比什么都重要。他刚说完，我的牙一看诡计败露，也蹦跶不出什么结果了，立刻就不疼了。
海牙是荷兰的政府所在地，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巴掌大点儿地方首都还不少，也不嫌麻烦。麦乐开车我很放心，但他认路我可不放心，在阿纳姆就动不动绕迷糊，何况到海牙这种“国际大都市”？麦乐一点儿也没辜负我的期望，活生生把大路走成了迷宫。
海牙颇有国际都市的风度，不再有童话般的小屋，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林立，万国旗四处飘扬，有国际法庭、安理会办事处什么的。以前我去北京就觉得特开眼，一眼望去门牌大多以“中国”两字开头的，多气派啊，这里则以“国际”开头，可把乡下妞儿震住了，言行举止都有点怯怯的。感谢上帝，麦乐总算在约定时间前半个小时找到了移民局。里面各种肤色的人都有，都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等着移民官约见。我四下打量，来办居留证的人穿着都很随意。我小声对先生说：麦乐这个乡下人，把这当成什么大事哦，害我穿个高跟鞋，走路都不方便。
我们约好的是11点，10：50的时候，一个拉美血统的女人笑嘻嘻地请我们去她办公室。我们进去不到10分钟，就办好了全部手续。乡下人麦乐激动地说：首都人办事效率真高。有了证儿就合法了，我们可以用这个证儿去办一切我们要办的事，比如说上网。我就惦记上网。出了移民局，麦乐绅士地问我是否能够接受步行一段路。平时麦乐说马上到都至少让我们跟他走上个十几分钟，这一段路估计得照着一个小时准备。谁知出了门不到5分钟，麦乐就指着一个很神气的建筑说：这是议会。政府办公透明度真让人惊奇，游客们在办公室的窗外探头探脑，评头论足，里面的政府要员安之若素地运筹帷幄。走到一幢两层楼下，麦乐随随便便地一指说：首相就在这儿办公。议会办公处整个儿一个双面人，一面是古堡，门框上还镶着皇家的徽章，另一面则是全透明的落地大玻璃窗，全部现代化。唯一相同的是你从哪面都能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随后麦乐建议我们去参观一下博物馆，里面正在展出一大批价值连城的油画，其中有伦勃朗的作品，据说不少还是从世界各地私人收藏家手中借来的，展完后还得还给人家。进去后，给我们发了一个小导游机，这下乡下妞儿有情绪了，说明书有各种文字的，就是没有中文的，导游机也是，这还能接受，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有日文的！这不存心气我吗？日本才多大？才有几个人？这几个人还不一定全到你这儿来看借来的画儿，凭什么就有他们的没我们的？我怀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激情开始欣赏油画。
出了博物馆，看到余晖下的议会城堡，本想说议会大厦，可是它倒映在湖面的是古老的那一面。湖面上天鹅在起舞，岸边黄叶纷飞，鸽子和游人亲如一家，湖中心一个小小的喷泉，广场上一尊青铜雕塑，多么美丽的一幅画。我在海牙买的纪念品是一大盒儿巧克力，有二十多个品种，我一边狠狠地自责，一边吃了一块儿想两块儿。在路边小店我也看到风车、木鞋什么的，很可爱很精致，可是我要住的时间还长，有大把时间选最好的。一想起时间，吃到嘴里的巧克力也都变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