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当年新文学的健将，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在国民党的台湾，五四的地位很低，没什么纪念，但那里五四的新传统却还在。当然，五四之前的老传统，也在。现在的人们动辄谈论台湾的雷震的遭遇，欷歔不已。但是试想一下，这个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陆，命运将会怎样？
五四运动的发生，国人委实有点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的乘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一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恰因为这空头的胜利，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开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原来的那块砧板上的肉。所谓战胜国，无非担了空名。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的确也有可罪之处。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因此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
在民族主义的喧嚣面前，运动走向胜利，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几位留学日本的文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喧嚣，也导致了舆论和青年向左转。就那么巧，运动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这边苏维埃俄国站稳了脚跟，想要寻求突破，打破孤立，于是接连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一切在华特权，而且要把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去的一切还给中国掠去的实在太多了。这样令国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会上的屈辱，恰好形成过于鲜明的对照。连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孙中山、陈炯明甚至吴佩孚都一时难以抵挡诱惑，更何况一腔委屈的青年学生？五四过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停下脚步，出于群众运动的缘故，转向了社会改造。我们看到，无论教授还是学生，大家都在面向下层。教授做俗文化、底层文化的研究。而学生则从平民演讲，走到平民夜校。进而进行社会改造的实验，引进新村主义，办工读互助团，甚至给自己设计一个乌托邦的菜园子。这样的尝试，不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辈的引导，而且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给予支持。
就这样，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也可以说，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却没什么过错，说到底，自古以来，只要国家有了这样危难至少当时人认为，山东丢给了日本，中国也就亡了。他们当时忘记了，山东在日本人手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学生都会这样做的。五四人的榜样，就是北宋末年起来抗争的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的领袖陈东，经常被五四青年在游行的时候抬出来自况。他们的精神，古代时称之为什么，实在不好说，而在五四时期和现在，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个有魅力的东西，不仅军阀的政争，谁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谁就胜利，就连后来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推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也是契机和动力。尽管在欧洲，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可是在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最终，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造的结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红色革命。
当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遗憾。五四期间上海十几万工人的罢工，我明知道不是由于学生鼓动的结果。而且，我还看到许多学生劝说工人不要罢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响在沪的西方人生活的电车、电话电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是学生特别不希望的。虽然，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上海的帮会正在分化整合过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却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帮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层次之分，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帮，虽然分属各个不同的帮伙，但不在帮就很难立足。事实上，五四之后，中共开展工人运动，还是得借助帮会的帮助，否则工作就难以开展。我也在五四期间筹备工会的露脸名单上，看到了诸如闻兰亭、卢达夫、刘聘卿这样的知名帮会中人的名字。也在后来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这些“工人团体”中发现后来露脸的何长发、王小福以及陆兰亭、杨金荣、汪根生、李桂标这样一些帮会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帮会里同姓名的人。尽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么一点。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在上海，跟这些工人团体有过接触。其中我提到的中华工业协会，他还在里面做过短时间的总干事。他说，这个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时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因同帮的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如果这些大名头的工人组织，是帮会办的，那么，这些组织应该只是些招幌，真正组织动员工人机制是什么？帮会在罢工中是怎样工作的？海外汉学著作《上海罢工》中，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好些罢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后的组织者，也是杜月笙。那么，当初五四的罢工，是不是就是此后一系列罢工的预演？
我也知道，帮会尽管属于第三社会，但却一直热衷于洗白自己。不仅在经营产业方面洗，在政治上也洗。在历次涉及民族大义的场合，一向都有不错的表现。五四之后的五卅运动，“一·二八”抗战，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淞沪抗战，无役不从。曹汝霖自己回忆，在五四之后，他去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青帮三巨头见了他，但却把他带来的警卫的四支好枪给吞了。可见有意刁难。在帮会请人写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开首就是“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帮会这样做，肯定有他们的强大的动机。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唯有民国时期，帮会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只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帮会，还是有黑社会的背景，干点露脸的好事，尤其是争民族大义的好事，对他们有极大的加持作用。
不管怎么说，帮会跟五四上海罢工的关系，我没有弄清楚，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问题，希望以后的年轻学人们，会有兴趣做这个题目。
写五四跟我此前若干所谓的学术专著一样，我都是希望写成一个散文体的东西。历史研究不比别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即使没有这样的追求，让现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写一些特别学术的文字，如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肯定是不干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没有按学界的惯例，先来学术史爬梳，再写研究思路，然后再理论预设。我就是一个事一个事地写下来了，说完这个说那个，虽然里面有个线索和脉络，但外表看，就是一个一个的事。为了跟我以往的历史文化随笔相区别，我加了注释，以示言有所本。其实，我的随笔也一样言有所本，断没有这个胆量胡说乱道。但是，我只是个学界的小人物，写随笔，随便一点也就罢了，这本书从开始我就是按学术书来写的，所以，非加注释不可。说白了，就是让注释给我做个证明，说明我没有乱说。我也知道，这样写，也许两面不讨好，学界认为我胡闹，而一般的阅读界又觉得过于啰嗦。但以我现在的心境，也只能这样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
只是，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经验，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历史更是如此。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