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上述论教育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山东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如王鸣一等人便约他到山东去办学。因此，1924年夏天，他和一些朋友到山东曹州办学，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办学主张。此行原定计划是想以曹州中学（初级中学）为基地创办高中，收新生100名，为将来办曲阜大学的预科做准备。其次，新生入学后，学费与膳宿费，可以自选择“纳费或不纳费，纳费或多或少，一视学生家境如何而自己乐输”。对于教师的要求，他说：要能与学生打成一片，“自起居游息，以讫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大家同在一起的”，如果说只凑合几个东西方留学回国的先生便算教，殊嫌无聊。梁的上述计划，虽说是好，但由于当时曹州地方军阀（直系）内部纷争，一派支持冯玉祥国民军，一派支持曹锟、吴佩孚而起了战争。而此事又牵涉到梁的友人，因此不到半年的时间，学校停办，梁的这个美好梦想破灭了。
1925年春，梁不得已又回到了北京，住在西郊清华园时，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在家闭门读书并整理其父遗稿。后来将此稿编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公诸于世，并作《思亲记》一文记其成书之经过。同年，因有几位曹州高中学生来到，故又从乡下搬进城，在什刹海赁房而居。师生在一起互勉共学，每天清晨即起，举行朝会，坐而论道，生活倒也十分愉快。他在《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里说：“在北平师生共约10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小房子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在冬天尤为认真，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梁运用“朝会”这种形式来教育学生，培养他们的朝气，同时也锻炼自己，使之能达到儒家对人生乐观向上的追求与理想。这套办法，梁认为很有效果，后来他在办乡村教育过程中，把它列为学则一直坚持着，并有所改进。由他来进行讲话，其内容多是有关治学、养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及当时的情境，我们还可从其《朝会》一书中看到。
1926年春，梁漱溟率其学生在京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美国学者卫中（西琴）。数年前梁在太原曾会晤过他，对其学术思想及教育主张十分钦佩，这次重逢，甚为欢快。后来他们同住在颐和园附近的大有庄，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梁曾在《燕京社会学界杂志》发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一文，阐述他对卫氏学术思想的认识。他说：“据我所知卫先生原是德国人，后改入美国籍，1913年到中国来，至今已有十几年工夫，其精力皆用在他的教育理想的企图上。他的事业除在山西太原办过六七年的教育外，多是向社会抒发他的学说，其他未做旁的事。”并称：我从不肯随便乱恭维人，但我可以郑重地说，卫先生是他自己书里常说的“大人物”。所谓大人物便是特别富有力量、爱自己有活动的人（即罗素所谓有创造冲动）。他的脾气举止是有些为社会一般平常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有人说他是骗子，又有人说他是疯子。卫先生常说大人物每每是生前为众人所摈弃，而在死后又被推崇，乃至为之立铜像建庙宇的人物。接着他又从心理、教育、文化三个方面介绍了卫氏的学说。
第一，卫氏的心理与一般心理学不一样。他看人类心理只是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便是指人类接受外界物质的刺激而达之于内（他称之为“感觉力”）；又自内里精神发出活动以施于外的能力而言（此精神力亦叫做“心”）。他还认为“心理学应当是研究人力量的一种科学，寻出力量活动程度之间种种定律，而使人有他应有的”程度（如高、下、粗、细等）之活动。至于普通所讲的心理学，是不合乎卫氏之见解的。卫氏的心理学特别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即精神的力量。
第二，在教育学方面，他是以其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宣称“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心应当下通于感觉，往复相通不要隔离”。所以他在山西太原所办的学校名称就叫做“大通学校”。他认为，感觉不离心，其活动可以进于顺的细的软的，即粗野暴乱的反面，而举止态度温文尔雅；心不离感觉，其活动不离实际，而清楚明白确切，自能发现真理而有真正学问。卫氏常说，中国此刻办教育最要紧的是求“一个常常与感觉有关系的心，常常不昏的心，常常往实用方面走的心”。讲到这里，梁着重介绍说，这实用二字是应当注意的。卫先生常自名其教育为“实用教育”，但他的实用主张，却与一般论者不同，他特别强调心的作用，称“有力量的人自己卖力气而对于世界一无所取；没有力量的人常常想要东西而不爱做事”。这些便是卫氏的教育理论及其办学主张。
第三，关于文化问题，卫氏虽是西方人，但他对西方文化并不感兴趣，相反对中国文化却非常有感情，因此来到中国。他到中国后所见到的，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好，于是感到失望。他新到上海时，看见中国人用的西洋风琴和住的洋楼房，是他顶大的仇人，他真是恨极了，所以在那时发的议论多是叹息、痛恨中国人轻弃固有文明，而盲目模仿粗野的西洋。这是他学初未曾想象到的。在卫氏看来，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自己完全空虚之证明。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得从头做起，把衰败的身体调养好，振作精神，积蓄力量，培养创造活力，即科学头脑，这样才能向科学及工业生产方面去努力。为达此目的，应该赶紧想个办法，挽救这种危局。于是，他提出办教育是个很好的办法。他说：“中国今日一切事没有办法，都是从唯一的原因来的——中国人力量衰败。只有认定养起中国人的活力之一途而急起图之，庶乎一切事业才有希望。”要复兴中国文化，得从教育着手。卫西琴上述的理想与实践，后来对梁漱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6年，梁写了《人心与人生自序》一文，于次年1月8日在北平《晨报》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阐述了研究孔子的心得：应该从心理学去下工夫，方能得其真义。他说：“我们应当知道，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基础。……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是伦理学上的话，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而所有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无头无脑地讲空话。”上述这种见解，显然是受卫氏（西琴）心理学之影响所致。其次，在这篇文章里梁还宣布了他的讲学计划。略谓：他已接受北京学术讲演会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准备在这个寒假里作系统的讲演，题目就是上述“人心与人生”。准备讲20次，讲稿将来编订。该书《序言》先刊布出来，其目的是“使人略知道讲题的来由而已”。
这时，梁的生活很困难，已经到了长年坐食，有债无粮，不好再向下延拖的时候了。因此，梁与邀请单位提出征收听讲费一事，以资贴补。后来对方经过会商，表示同意。（此事，在笔者与他谈到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单位在举行学术报告时有征收听讲费的情况，并以此为新闻告诉他。他说这些事不新鲜。过去他在北京作学术讲演时，就实行过了。说此话时，其神情显得很得意似的。）关于这次学术演讲，因故未能坚持下去，大约讲了一个来月便结束了，然而却积累了一部分讲义。后来它经过梁不断扩充整理，到1984年才公开出版，书名为《人心与人生》。
救国必须走“乡村自治”的道路
梁漱溟虽然在京郊闭门读书，但对国家时局还是很关注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张。正因为如此，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等人于1925年邀请他南下广州共商国是。然而，他对当时的局势还未有意见，故未能成行。到了1927年，根据他的观察，对多年来困扰他的民族前途问题，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便是要“否认一切西洋把戏，相信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便是他的文化观念在政治上的表现。由于他有了定见，因此，同年5月他应李济深等人前年之约到了广州。李济深时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及第四军军长。他与梁漱溟过去在北京早已认识，而且交往甚密。所以两人见面时，梁便问道：“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李很持重地回答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梁又问：“怎样才能统一呢？”李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实就是要军人都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然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梁听了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李听了以后，感到出乎意外，无言以对。后来梁回忆说：“当时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主张，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国民党处在兴旺发达的时期，岂能容得别人有异样的言论。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周便去乡间歇暑去了。”
梁、李二人这次见面，关于时局的谈话，彼此没有达成共识，但李对梁的学识与为人，还是敬重的，故电请南方国民政府发表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梁则认为既不合时宜，又无轻就之理，于是坚辞不去上任。这年年底，李济深再次请梁出山，向他请教政治方略。梁到广州后与李进行彻夜长谈。梁很坦率地对李说：“中国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不是一些分裂的小局面，而在每个小局面中，大权仍然是集中在个人手里。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李听后不甚了然，便问如何开这条路。梁坚定不移地回答说：“这条路就是我所谓的‘乡治’”。紧接着梁对自己的上述主张作了一番讲解，大意是：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自治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李济深听了讲解后表示同意，便请他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任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立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他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众千余人。是时梁的思想，仍不出英国式的宪政范围，但有鉴于英国式宪政在中国往往流于一纸空文，于是他便竭力主张从地方自治入手，将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结合起来，搞成一个自治体，即上述的所谓“乡治”是也。但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这时他心中还没有什么底细。为了办好“乡治”，这年春天他到南京，参观了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乡下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陶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创造的，校址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一个小乡村，原名晓庄。该校初建时一无所有，全校师生不过数十人，在校长陶行知的带领下，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地上盖起教室、图书馆、办公室、大礼堂等等，应有尽有，显示出“自立更生”的高贵精神。学校的办学方针是“教学做合一”：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其目标是要培养乡村儿童和民众教师。一方面是能够教导儿童，办一所良好的乡村小学校；另一方面是能够辅导民众，将他们自己所办的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上述这些办法和精神，对梁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返回广州后，即在省立一中向全校师生作报告，介绍他参观的印象与感想。他说：“晓庄学校有三点很合于我的意思的：（一）有合于教育道理；（二）有合于人生道理；（三）注重农村问题。”接着他分别作了解释，并介绍了晓庄学校的教学与生活情形。他说：“该校在开办时，没有房子住，就在山下立起三五顶帐幕，几个人对着帐幕升起旗子来，就举行开学典礼。后来人渐多才分投到附近农家去住。现在因为校舍不够，还有住在农家的。他的用意在使学生能和农民一般吃苦，并且深知农民问题，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平民化，穿短衣服，时常光着脚如同农夫一般。校长常说他们要有三种打破：一是打破课程与生活的分离隔阂；二是打破教师与学生的分离隔阂；三是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分离隔阂。”上述这些，梁认为至少有两种好处：一是能培养学生的能力，使他们得到真学问，改变城市教育的那种师生分作两级，治者与被治者，脱离社会生活的弊病。二是有合理的生活。生活平民化，改变城市教育中那种无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受贵族生活的坏习惯。基于这种认识，他想在广东省立一中推行晓庄学校的办学原则和方法，改造学校，并为理想中的“乡治”寻找门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