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漱溟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出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在京城贵族那苏图家中任教（塾师），课其子女，后官拜内阁中书等职。梁济秉性笃实，有侠气，为清室忠臣，但思想比较开明。他认为：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时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其一贯的主张。所以，当梁漱溟6岁开始读书时，他便请来一位姓孟的老师，在家里教梁漱溟读《三字经》、《地球韵言》，而没有选读传统的《四书》，由此可见其父之教育思想状况。
梁济虽主张维新，但对清王朝还是忠心耿耿的。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他见民国政府也不过如此。官僚腐败，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而民不聊生，这使他内心非常痛苦，而且很矛盾。为了唤醒世人，他决心一死，故于1918年10月17日投身于积水潭，以自杀殉清。临死之前，曾留下《敬告士人》遗书。略谓：“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死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有一位《京话日报》的编辑吴宝训闻此讯息，非常感慨，随及也投湖自尽，继之以身殉清；新文化人物陈独秀、陶孟和等人，也非常关注此事，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就自杀是不是个人行为、是不是道德问题、有没有罪等开展讨论。可见梁济之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是所料不到的事。
其子梁漱溟后来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二字，在梁漱溟看来就是指“固有的风教”。由此可见，梁济之死，不仅为了殉清，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固有文化消失，而去以死来唤醒世人之关注。梁漱溟后来终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这其中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受到梁济思想的一些影响吧。
少年立志救国参加同盟会
梁漱溟自幼瘦弱多病。据说，他小时候不但瘦弱，而且还很呆笨，约莫6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晨，他母亲在隔屋喊他，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却大声气愤地回答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这么大还不会穿裤子，引得家里人都笑了。
大约是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拿着一串铜钱在院子里玩耍，忽然铜钱不见了，于是到处寻找并与家人吵闹，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第二天，他的父亲打扫庭院，发现桃树枝上挂着一串铜钱，知道是漱溟儿丢失挂在这里的，于是将它拣了起来，并不声张，也不责备他，用笔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梁漱溟。上面写道：“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串钱挂在树枝上而忘了，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梁漱溟看完字条后，赶紧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丢失之物，不禁自怀惭意，正如其父所言真是糊涂得很！由于父亲采取启发教育，梁漱溟从小培养了一种自觉的精神。这对他后来善于动脑筋很有帮助。
梁漱溟7岁的时候，其父将他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这所学校不仅教中文，而且还教授英文，其目的是想让学生扩大视野，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不料次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学校停顿下来，英文就没有继续学下去了。之后，他又转了两个小学，到12岁时，又在家请塾师来教，13岁时又进“江苏小学堂”学习。以上这些便是梁漱溟少年时代求学的经历。后来他常说自己小学时代，前后经历过两度私塾、4个小学，指的就是上述这些。
1906年夏，他已14岁，考入了顺天学堂，在此读了五年半的中学。在学习过程中，除了能完成课堂作业外，对时事非常关心。当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日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都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此外，他还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及《国风报》等刊物。上述报刊对他了解世界形势及国家大事很有帮助，谈起时局来知识面很宽，不像是一个中学生的样子。踪上所述可见，他从小对政治就有一种特殊兴趣，与一般青少年大不一样。
其次，喜欢用脑深思，因此对人生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凡事要看它对人有没有好处和好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那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说，如果于群于己都有极大好处，那便是天下的第一等事，就应该去做。这是他对人生问题的一个评判标准。至于对社会问题，他也有一个看法和主张。他认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可以用种种手段，甚至于可以用暗杀的办法，都是可以的，但反对排满、革命。在他看来，走和平改良的路，不仅收效快，而且对国家破坏性小，国际上也可避免干涉，因此对社会问题他主张走和平改良的道路。然而，他的这种主张与当时形势发展是不合拍的。后来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许多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人，也转向革命派。这时，梁漱溟在主张革命的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思想开始转变了，而且还参与革命党并从事推翻清廷的活动。
自修佛学撰《究元决疑论》
1911年秋，梁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梁漱溟受革命形势的鼓舞，虽有机会去读书，但他不愿升学了。于是与甄元熙等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从此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正式参加了组织，并任该支部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及外勤记者。该报社初设在天津，后移至北京。梁任外勤记者时，长驻北京，因为采访新闻，故常出入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这时期，他与社会各方面接触较多，因而逐渐知道现实生活并不尽如当初自己的理想，于是对“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等等的认识，皆有“不过如此”之感。尤其是官场中有些下流行径，鄙俗的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使他感到厌倦和憎恶。而这时他的父亲对他的革命行动又不予支持，并明确地告诉他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又说：“吾家累世仕清，仅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在上述的思想及父亲的影响下，梁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了。1913年春，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民国报》也随之改组，汤漪主其事，这时他便退出了报社。
嗣后，梁的思想由激进转变为消极，在家闭户读佛学。这期间他父亲已辞职在家，家里的经济开支，全靠他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大哥梁焕鼐来维持。至于他读佛家的书，开始的目的是想解决自己头脑中所产生的矛盾，即“苦”与“乐”之事。关于这个问题，他十分欣赏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一文中所论述的道理，该文说：“从原始生物以来，其苦乐皆是相联并进的。特如高等动物至于人类，其所有乐愈进，其所有苦亦愈进。”如此往还，问题终不可得到解决。对这个问题，他看了许多书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后来读佛典才逐渐明了：一切问题原来都是出自人类本身而不在外面，而人们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实在是大错特错。所以他说：“放眼来看，有谁明见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诸子百家，古今中外圣哲，尽管他们存心解救生民苦难，而所走的路子全没有脱出这根本错误之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是，他此时的思想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的思想。由于存在这种思想，对当时残忍、黑暗的社会现象日趋不满，故于1911年冬及1912年冬，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其结果都没有得逞，而被友人挽救护送回家了。（详见“访谈录”。）人虽如此得救，但皈依佛家的心愿，日益坚决。1913年春，在护送他二妹谨铭到西安任教途中，他开始戒晕吃素，想出家当和尚，后念及家父尚在，不忍心决然而去，但从此终身吃素，不食任何鱼、虾、猪肉之类，而每餐食量甚少，修身养性，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其座右铭。
同年夏，其妹辞去教职，故又一起返回北京。回京后因西安寺庙里存有一部大藏经被人携走的事，他去拜访当时在京颇有名望的大律师黄远生。事情是这样的：西安有个佛庙，藏有一部大藏经，康有为到那里时看到了这佛经，便将它带出西安。此事传出后，西安各界人士大为震惊，于是将它追了回来，没被康有为带走。梁在西安听到此事，有些问题闹不清，因此跑去向黄律师请教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黄当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律师，没有丝毫的架子，非常客气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而且还诚恳地讲解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才好。黄那种谦和的态度和诚恳待人的作风，使他深受感动。之后，对黄产生极好印象。第二次，他便拿了一篇文章，即《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及他编辑的书稿，去向他请教，并希望他给予介绍，作一篇序。黄仔细地听了他的讲述，并认真地看了他的《自序》，认为编得很好，于是便欣然依允了。
梁漱溟这篇文章的大意是针对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而写的。他认为姚的书，所选的文章多是那样深奥的古文，注重艺术以耀观览的文字，用一句话来说是讲究形式美，而忽略了实用的价值。因此他在《自序》里说：“一民族之与立，文化也；文化之中心，学术也；学术所藉以存且进者厥为文字。存者叙述故典，综事之类也；进者扬摧新知，布意之类也。今举国以治古文，图耀观览而废综事布意之本务则是斫毁学术，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竞存于世界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编这部《晚周汉魏文钞》，所选的文章多是从下列书中选出来的，如《礼记》、《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盐铁论》、《论衡》、《潜夫论》等书，共十余万言。他在《自序》里说，晚周汉魏之文，可谓学者之文，而唐宋以后的古文，则可谓之文家之父。接着并解释道：“文家之文矜纵横则鸣异说，饰冲穆则守常论，旨义多无可取；学者之文中所主，不若是也。”“今日之计，学术为急；则省学者习文之力以治科学，固此当务也。”故“今兹之选，盖本斯旨”。后来在一些场合，他回忆起这部书时说，我所选的文章，内容都是很有哲学性、很有思想的，笔调不是桐城笔调。他们不要的，刚好是我所要的。踪上所述，可见梁编这部书，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为解决问题而做，其中贯彻一个求实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
黄远生看过梁的《自序》后，对其主张表示非常赞赏，后来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题为《晚周汉魏文钞序》（见于《黄远生遗著》）。黄在这篇序言里，首先分析了中国文体的演变过程，然后指出文艺之中，文学与文章的区别，略谓：文章者，梁所谓综事布意，不以耀观览，在今则文法学修辞学之类属之；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以美文为限。并称：“近世以来学者病国群文质之俱敝，旧者重文词而谬于理解，新者重学说而拙于词章，故改革文体，菲薄古人之风，颇复潜滋暗长，若一二名人之薄韩文而崇子厚，若兹编之欲举晚周汉魏为作文资料，而删唐宋以下，皆此新潮流所鼓吹而出者也。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以为适用文字，惟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钞，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述执而已。”黄对梁的主张甚表赞同，他说：“古文家者，十有七八皆坐此累，大抵论教必尊孔，论伦理必尊孔教，论文必尊所谓古文，皆吾所谓****一孔之见，其于今日决当唾弃。”并称赞梁的见解说：“梁君所谓破古文之述执者，诚将质之百世而无疑也。”综上所述，足见黄对梁书之评价是相当高的。不过，后来此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因故未能出版。梁费了很大工夫，结果只得了50元酬金便算完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