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鲁迅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位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入康有为门下，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989年与康有为等人发起戊戌变法，失败后，出亡日本。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梁启超在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政论文影响最大。梁启超以其“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文开创近代报刊体文章先河，被誉为近代报界的巨擘。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晚清进士。民国元年（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1917年冬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措施，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6年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7年以后，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但文字古奥难解。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陈寅恪（1890年～1969年），义宁（今修水县）人。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10年～1925年先后两度游学于欧美，却未取得一张文凭。1925年，陈寅恪回国，次年与梁启超、王国维等一同被清华国学院聘为导师。陈寅恪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领域均有重要发现，是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向陈寅恪请教后，终得到满意解答。解放前夕，他到广州，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陈寅恪晚年在目盲膑足的情况下，完成巨著《柳如是别传》。尤为难得的是陈寅恪在政治高压下仍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信念。
郭沫若（1892年～1978年），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30年到1938年间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代表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受到学术界的一直推崇。
从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 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文革”中冯友兰成为梁效写作组成员。晚年，冯友兰完成其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重新转回40年代的思想里路。
六、管理者为什么必须了解国学
管理学本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管理科学的特点是侧重于把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序化的系统组织，然后去创造财富。这种管理模式固然能取得效益最大化，但也存在种种弊端。比尔·波拉德指出西方管理学的致命弱点是：“仅把人看做是生产单元，或者完全从经济角度来看，你就会忽略他们真正的价值。”西式管理学进入中国后，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曾仕强在《中国式管理》中谈到：“一般的说法，公司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不到7年的公司，根本谈不上企业文化，因为什么时候要倒闭，谁也没有把握。生存期间超过7年，就需要用心建构企业文化，以期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很多公司无法突破7年瓶颈，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克服西式管理的弊端。
西式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市场经济仍在培育阶段，这也是西式管理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经济体制的转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一个较长的时段，西方的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成熟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因此，在获得制度化的保障需要高成本的现实条件下，多数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另辟蹊径，谋求“发展”之后的“安全”。在许多企业家看来，相对于法律保护的刚性，尽管道德约束是更弱的一个层次，但如果能够辅之以亲缘和事缘的关系，形成一个尽管不易扩展却相对稳定的内部人员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用道德和情感来保护产权的成本，往往比动用法律的成本要低得多。科瑞集团的常务董事副总裁郭梓林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原始资本来源的复杂性；二是由于社会在法律、道德、文化方面相对于市场化演进的滞后性，使得民营企业留下了许多的先天不足。其中前者涉及民营企业产权确立在程序上的正当性问题，后者涉及社会应该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的问题。前者是“术”，短时期内无法解决，后者则是“术”的滞后和缺失。所以，求助于“道”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惟一选择。
其实，国学对管理者而言不应只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国学中许多内容不但能够帮助企业家解决现实的安全问题，也能弥补西式管理中的弊端。系统化的组织运作模式带来的高效率背后也有深刻的危机。个人成为企业组织的一个部件，人本身的价值和个性被组织磨平。个人对企业的认同、特殊人才的创造性也会在组织化运作中被忽略，而这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所谓中国式管理正是看到西式管理的弊端，提出以人为本的管理手段，以期突破企业发展瓶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指出“我的思考是我相信，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一定有许多可供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只从国外引进管理知识，我们必须发掘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不仅要洋为中用，而且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北京大学国学培训班的成功，说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固有的价值体系和管理智慧并没有过时，只要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点，既能弘扬国学，企业家也能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广州日报》2006年4月26日《“国学”也能速成？》一文分析国学短期培训班报道升温的现象。据报道，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一下子冒出了四五家“国学”培训机构，讲述易经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用的国学班，3天收费3800元。而即将在广州开办的另一家国学班，24天课程收费则高达28000元，比目前高校的经济管理研修班的学费要高很多（后者一年半的课程收费3万元左右）。目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国学”培训班正在中国企业家内部流行。到参加国学培训班学习的企业家大部分在30岁～40岁左右，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个别老板曾经学了MBA或EMBA。而一些老总甚至提出要为他们的员工“订购”以易学为主的国学课程。
青睐国学市场的经营机构渐多，人们的关注度也渐高。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家有需求。“我在困惑中寻找出路。”某国学班的一位学员朱先生对媒体这样说。朱先生是一家建筑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前两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了工商管理研修班，后来又在北大读哲学。他说：“当我们取得一定财富的时候，各方面都到了一个瓶颈，比如，在整个社会转型期如何调整企业方向，如何建设企业文化，让员工有凝聚力，这是我一直很迷惑的问题，希望能在国学班里找到答案。”
企业发展，归根结底要看是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具体说就是文明化的个人，即管理者自身的素质。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可以提高人的品位，养成深厚的文化底蕴，提高人的心智。这些对一个高明的管理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
TCL总裁李东生说：“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在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管理需要一种开放性的思维，管理者不但应该从西方管理学书籍中获得现代管理的新知，也要从本土历史文化中汲取养料。全球化必须兼顾本土化，中国的管理者面对的人群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这片土地，受本土文化薰养的中国人，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怎么能够应对因文化或思维差异导致的管理问题呢？学过西方现代管理的人士，加上国学的滋养，将现代化管理与本土文化思维结合，必能在管理中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更高境界。
说到底管理是关于人的学问和技巧，宋代大儒陆九渊说“心同理同”，意思是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人性中仍有许多不变的内容。西方管理学能够使管理者获得管理的经验与方法，学习国学则不但可以丰富管理者的知识储备，还能使管理者站在更高的山顶，看得更远，考虑问题也会更为深入。中国历史悠久，保存的文献浩如烟海，其中许多经典故事和智慧可以为管理者提供借鉴作用。
管理者以史为鉴，方能明得失，规避风险；企业家体悟生命智慧，方能放眼量，筹划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