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舞蹈广为人知并得到了上流社会人士的认可，但是我们的财政状况还是不稳定，时不时地为房租而发愁，有时煤烧完了，我们就只得忍受寒冷。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贫困状况中，我仍能在冷寂的工作室里独自站几个小时，只为了等待灵感，并用动作表达自我。最后我会精神振奋，忠实于自己的灵魂。
一天，当我这样站立的时候，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他穿一件有高贵毛领的外套，戴一个钻戒，说：“我来自柏林，听说你在搞一种赤脚表演，我们很感兴趣。我拥有最大的音乐厅，现在想跟你签约。”
他兴奋地搓着双手，仿佛给我提供了一个多好的机会，然而我像只受伤的蜗牛般退缩了，只是冷冷地回答：“谢谢。我不会把我的艺术送进音乐厅的。”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大声说道，“最伟大的艺术家都在我们这里演出，并且收益不菲。我现在可以答应你每晚付你500马克，以后还会更多。我将以‘世界上第一位赤脚舞蹈家’来为你宣传造势。你没有理由不答应吧？”
“当然不答应，绝不答应。”我就要被他激怒了，一连重复了好几遍。
“这怎么行？！不可能，我不能接受你的拒绝，合约我都准备好了。”
“不行，我的艺术不适合音乐厅。总有一天我会去柏林，和你的乐团同台演出，但不是在音乐厅里，而是在音乐殿堂里，没有杂技演员、没有驯兽娱乐。哦，天啊，太可怕了。好了，祝你好运，再见！”
看到我们的窘境，这个德国经理人简直不敢相信
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来他又来了几次，甚至还开出了每晚1000法郎的价码，想跟我签一个月，还是被我拒绝了。他骂我愚蠢，我告诉他我来欧洲是为了通过舞蹈的力量来追寻宗教的伟大复兴，为了通过舞蹈动作来表现人体的美丽和圣洁，我跳舞不是为那些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消遣娱乐的。我让他走。
他喘着粗气问我一晚上1000法郎还是拒绝吗，我严肃地告诉他，“是的，哪怕是1万、10万法郎，我照样拒绝。我所追求的东西你永远不会懂。总有一天我会去柏林，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要在一个配得上我的舞蹈的剧场里。到时候报酬也许不止这个数字呢。”
我的预言成真。3年后，我在克罗尔大剧院和柏林爱乐乐团同台演出，是这位经理还送来许多鲜花以表祝贺。那次演出票房超过25000马克，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错误，友善地向我承认了这点，并请求亲吻我的手。
但当时我们真是为金钱所迫，皇家赏识、名气倍增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有个很像埃及公主的娇小女士，经常来我们的工作室，她来自洛杉矶，讲述她先辈的勇武善战，她歌声动人。我留意到每天清晨门下常有一封紫色的信笺，之后雷蒙德就会无声无息地失踪。我知道他早饭前从不出去散步，再前思后想一番，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后来有一天，雷蒙德通知我们他将跟一个乐团去美国巡演。
所以，母亲和我单独留在巴黎了。由于母亲身体不好，我们搬到了玛格丽特路上的一家小宾馆，在那里母亲至少可以安心地睡在床上，不用像在工作室里那样睡冷地板；在那里我们还能按时吃一日三餐。
在那家小旅馆里，我注意到一对颇为引人注目的夫妇。女的30来岁，漂亮非凡，有一双我从未见过的大眼睛，温柔、深邃、迷人而又充满热情，同时又拥有高贵纽芬兰犬般的顺服谦逊。她有一头金棕色的秀发，衬得脸颊如同火焰般明亮，举手投足都充满爱的活力。我还记得我当时想，注视她的双眼，就如同看到火山口一般。
男的身材瘦长，仪表堂堂，只是脸色超出年龄地略嫌疲倦。通常还有第三个人和他们一起，聚精会神地沉浸在充满活力的谈话中，内心时刻充斥着热情的火焰，仿佛他们三个从不会像常人一样放松和疲倦。其中，男的是纯美的智慧火焰；女的是决绝的激情火焰；只有第三个人，貌似更散漫一些，更热衷于生活的享受。
一天早上，年轻女子来到我的面前说：“这是我的朋友亨利·巴塔耶，这位是珍·洛兰，评论过你的舞蹈。我是贝尔特·巴蒂。如果可以，我们想找个晚上去您的工作室欣赏您的舞蹈。”
当然，我又激动又高兴。我之前从未听过像贝蒂这般如此美妙的声音：富有磁性、满含温情、充满生命和爱的活力。我是多么羡慕她的美啊！那个年代所谓女子的时尚毫无美感可言，而她的衣着总是不同寻常，有时身着长袍，色彩搭配和谐，有时衣服上缀满亮片。有一次，我见她身穿长袍，头戴紫花，出去参加聚会，在聚会上她要朗诵巴塔耶的诗歌。我敢保证，她是一个诗人所能拥有的最漂亮的灵感创作之源。
那次见面之后，他们就经常到我的工作室来，在那里，巴塔耶曾为我朗读他自己写的诗歌。就这样，我一个小小的、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美国女孩，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巴黎知识界和艺术界心灵与思想的大门。当时巴黎在世界上的地位，就相当于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雅典。
雷蒙德和我养成了在巴黎附近漫步的习惯，漫步时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名胜。比如，有一天我们在帕克蒙梭地区发现了一个古怪的法国富翁留下的中国博物馆；还有一天，我们碰到了陈列了好多东方珠宝的古曼博物馆；在卡纳瓦莱博物馆，拿破仑的头盔令我们震惊；在克朗尼博物馆，雷蒙德专注于那些波斯盘子，狂爱那里15世纪的《女郎与独角兽》挂毯。
一天，我们来到了特罗卡迪罗广场，在那儿我们被一张大幅海报吸引住了：当天下午，穆内·苏利主演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即将上演。那时候我们并不了解穆内·苏利，但我们还是很期待这场演出。看了看海报的最低票价，我们翻遍了口袋也只有3法郎，而最低票价也要75生丁。这就意味着看了演出我们就要饿肚子了。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站在了看台上。
那儿的舞台没有幔布，场景搭建大概是模仿古希腊的样子，可又不伦不类；歌唱队上台，穿着也是模仿书中所描述的古希腊服饰的样子，糟糕透顶。期间还充斥着极为一般的音乐、淡而无味的旋律。我和雷蒙德对望一眼，后悔那顿无谓牺牲掉的晚餐。就在这时，“宫殿”左侧门廊那边上来一个人，在伴唱和布景都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他抬手唱道：
年迈的卡德摩斯的年轻继承者的后来人，
你们为何朝着这宫殿呼喊，
又为何挂起这祈求的树枝和花环？
哦，我简直不知如何形容我被这歌声唤起的感受。我怀疑，在过去的光辉年代，在鼎盛的古希腊，在狄俄尼苏斯剧场，在索福克里斯时代，在罗马帝国，或者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这种歌声是否存在过。从此，穆内·苏利的形象和声音在我心中渐渐扩大，仿佛吞没了所有的言语、艺术和舞蹈。特罗卡迪罗广场的空间哪里容得下这样一位艺术巨人！雷蒙德和我在看台上屏住呼吸，看到动情处之处，不禁流下了眼泪，我们在极度的兴奋中紧紧相拥。一幕终了，我们认为真是不虚此行，这就是我们出国的原因。
第二幕开始，伟大的悲剧在我们面前上演。剧里面年轻的国王，在最自信强大的时候突然感到不安，开始不惜一切代价追寻真相，于是，穆内·苏利起舞了，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伟大的英雄之舞。
又到了幕间休息，只见雷蒙德面色苍白，眼神熠熠发光。第三幕又开始了。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除非那些亲眼看过穆内·苏利表演的人，才能理解我的切身感受。悲剧达到了高潮：当国王得知真相，得知自己就是大家寻找的那个罪恶之源的时候，他亢奋而恐惧，这是因宗教罪恶感而滋生的恐惧。那一刻，他疯狂了，他愤怒地挖出了自己的双眼。最后，他把孩子叫到身边，与他们诀别。这时，特罗卡迪罗的6000多名观众产生共鸣，深深悲叹。
我和雷蒙德慢慢地挪着脚步，踏着长长的楼梯不愿离去，直到最后门卫过来把我们赶走。那时我才算是真正领略到了艺术的真谛，摸索到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一路被鼓舞着走回家去，一连几周都沉醉在由此而带来的感悟中。那时我从未敢想过有一天我能够跟伟大的穆内·苏利同台演出。
自从那次观看了罗丹的作品展之后，他的天赋一直令我魂牵梦绕。于是有一天，我找到了罗丹在大学路的工作室。我对他的向往，如同神话中塞姬追寻丘比特一样，只不过我要追寻的不是爱神，而是艺术之神阿波罗。
罗丹身材矮小，精神矍铄，体格强健，胡须浓密。他的雕塑简洁明朗，堪称巨匠之作。有时候他面对雕像，喃喃自语，仿佛母亲呼唤孩子乳名。他的手掠过一件件雕塑，那些大理石在他手下像融化的铅一样线条流畅。他拿起一小块黏土，用手掌挤压，才几下工夫，黏土变成了一个女人的乳房，在他手底仿佛有了呼吸。
他握着我的手，一起坐上马车去我的工作室。到了工作室，我很快换上了舞衣，为他跳的是博尼埃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德阿克里特的牧歌。我还停下来解释我的新舞蹈理论给他听，可他根本心不在焉，只是好像在赏玩自己的作品一样，打量着我，两眼放光，向我走来。他的眼中喷出烈焰，他的手捏住了我的胳膊，抚过我的脖子、胸部、臀部以及全身，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热量。可是我退缩了，急忙披上外衣，用力推开他。也许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屈服于他，而现在我很后悔当时没有那样做。如果没有错失那次机会，我想，我的艺术之路一定更加丰富。
两年后，当我从柏林重回巴黎，才再次遇到罗丹。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我和另一位艺术大师欧仁·卡里埃的交情跟罗丹的完全不同，但是个中的快乐是相同的。作家凯泽的夫人将我带到卡里埃的工作室。对于我们的背井离乡，夫人很是同情，经常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她有个学小提琴的女儿和一个天才作曲家儿子路易斯。晚上，我们围坐在灯下欢聚一堂。我注意到她家墙上有一幅奇特的画像，画中人面容忧郁。夫人说那是卡里埃为她画的。
一天，夫人带我到了卡里埃家，爬到了他顶楼的工作室，在那里他被书、家人以及朋友包围着。他是我所见过的精神力量最为强大的人，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他的作品恰是他伟大灵魂的直接表现。我对他充满了敬畏，如果不是懦弱和保守的天性，我差点就要臣服于他。
每次经过卢森堡博物馆看到那幅卡里埃全家画像时，我都忍不住眼眶湿润。那是我年轻时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我很快就加入了他们，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每当我不够自信的时候，想到那次他们待我的亲切友善和对我的认可，我就又充满了信念。奇怪的是，每当我失去对生活的希望时，卡里埃的作品总能令我重拾勇气，继续前行。
他的画作和艺术具有一种其他艺术家无法比拟的力量和作用，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去影响周围的人。他的画作不应该陈列在博物馆里，而应该供奉在殿堂里，让全人类都有机会接受他的精神洗礼和祝福。
